走出婚姻家庭之后，女性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性生活？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一篇演讲，后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收入他的杂文集《坟》。鲁迅指出，在当时的境况之下，为了不至于饿死，从婚姻家庭中出走的娜拉或许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为了真正走出这种两难困境，鲁迅特别强调经济权的重要性，认为女性必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坟

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如今100年过去了，虽然经济上的男女平等并未完全实现，但相当比例的女性已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使得她们不必因为生存问题而不敢离婚。因此，对于21世纪的娜拉来说，在逃离婚姻家庭之后，经济问题之于其的紧迫性相较100年前已经大幅下降。所以，我今天不打算继续讨论经济问题，而是讨论性问题。

其实，对于100年前“走后的娜拉”来说，性问题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并且因为经济问题的紧迫性而被遮蔽。鲁迅提到的“堕落”，是指“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在这里，性问题蛰伏在经济问题当中。100年后，伴随着生计问题的基本解决，性问题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在走出婚姻家庭之后，女性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性生活？

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21世纪的娜拉不仅会从婚姻家庭中出走，还会从爱情这类强调情感承诺的亲密关系中出走。更有甚者，一些女性长期保持独身状态，不再进入婚姻关系和爱情关系。表面上看，没有“进入”，无以谈“出走”；但事实上，“未进入”可能意味着一种更加根本和彻底的“出走”：走出以稳定的亲密伴侣关系为中心来安排日常生活（包括但不限于性生活）的模式。那么，对21世纪的女性而言，以偏离常规的方式来安排性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性爱超级市场与挥之不去的“堕落”阴影

在过去的10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性革命。单就数量而言，女性在婚姻家庭之外发生性行为（包括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早已司空见惯。同时，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之下，一个浩瀚无垠、辐射全球的性爱超级市场已然浮现。只需轻点几下鼠标，我们便可以与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建立联系，进而线下见面，甚至共度良宵。单看这些，人们很容易发出“性革命已经成功”的慨叹，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即使是那些敢于借助网络之便在爱情之外“偷尝禁果”的女性，也依然难以摆脱“堕落”投下的阴影。

例如，我的一个访谈对象筱清在对爱情绝望的间隙，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男孩，线上聊了大概一个星期，然后两人相约线下见面，第一次只是一起唱歌，第二次除了唱歌还发生了性行为。这次经历让她重新认识了性。一方面，她开始反思千百年来人们赋予性的那些意义，“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她尤其质疑了让感情之外的性成为“不可承受之重”的那些东西，觉得“在没有感情的时候，（性）真的不重要，让人感觉就像吃一顿饭一样就过去了”。但是，另一方面，“在我没确定我特别喜欢一个人之前，就跟他做”，仍然让她“心里不好受”，“觉得自己跟做错一件事似的”，或者“觉得自己挺坏的”。为了摆脱这种煎熬，筱清决定“回来”，变得“再保守一点”。

筱清的决定不由得让我重新忆起鲁迅对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的总结：“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00年后，虽然绝大多数21世纪的娜拉在婚姻和爱情之外不必再因生计问题而承受性的堕落，但婚姻和爱情之外的性——尤其是女性的性——或许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笼罩在堕落的阴影之下。对很多当代女性来说，虽然这种阴影不再是横亘在眼前的有形大山，而是更接近于不停在脑际浮现、时时在耳畔细语的幽灵，但幽灵的魔咒依然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虎狼环伺的丛林：无法实现的纯粹休闲？

当然，在21世纪，已经有很多女性试图冲破魔咒，以远比筱清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到网络技术所开启的性爱的新世界中。在Love Online（《网恋》）一书中，通过网络论坛上的帖文，法国社会学家让-克劳德·考夫曼（2012）对网上结识、线下约会的男女进行了考察，揭示出女性的性革命所制造的吊诡效果。

Love Online

Jean-Claude Kaufmann

Polity Press 2012

一方面，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性自由，可以大胆地在婚姻爱情之外享受性快乐，不必继续承受黑暗时代的性污名所施加的重压。另一方面，当女性大胆地拥抱性自由，甚至像男性一样采取猎食者的姿态，以俘获尽可能多的男性为乐时，她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召唤出之前女性主义不遗余力予以痛击的、最为传统的男性气质，并让自己成为他们的猎物。这些男性把女性当作征服的对象和满足性需要的工具，而在征服之后又对她们嗤之以鼻。在考夫曼看来，当人们以虎狼的姿态相互面对，性爱的领域将被丛林法则所支配，婚姻和爱情之外的性因此无法成为吃喝玩乐一般的纯粹休闲。

不可否认，考夫曼所说的这种风险确实可能存在。例如，筱清跟男网友只发生了一次性行为，然后就再也不想理他了。筱清说：“他特意外，他特郁闷。他说，觉得我这人挺好的，本来想跟我好来着。”但是，当男网友说想跟筱清“好”的时候，我们确实难以分辨，这究竟是真实愿望的表达，抑或只是延续性关系的借口。而男网友背地里如何评价筱清，他对筱清的欣赏中是否裹挟着鄙夷，我们更是无从知晓。

但筱清的例子提醒我们，不能单方面地强调在婚姻和爱情之外追求性快乐存在风险，因为性给她造成的最大困扰恰恰来自爱情而非一夜情。在一夜情过后，当筱清觉得无趣的时候，她选择了退出；虽然男方希望延续关系，但并不能阻止她的退出。而在她此前的一段恋爱关系中，男友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常常无视筱清的需要。男友在性方面的支配和控制不仅体现在性要求的频率上，而且体现在性活动的细节上。这让原本对性充满兴趣的筱清逐渐丧失了“性趣”。交往的时间越长，他的无理要求越多。“尤其到最后”，他要求性生活的“频率特别高”，“巴不得天天把我拴边上”。筱清多次提出分手，但男友为了延续关系，经常无理取闹，甚至以自杀相威胁。

情愫暗生：难以拆解的性爱纠缠？

在《网恋》一书中，考夫曼苦苦论证的一点是：性无法成为纯粹的休闲活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性无法实现与情感的彻底剥离。

考夫曼在这里描绘了另一个悖论。当人们在婚姻爱情之外寻求性满足时，只是为了追求性快乐，双方都假定不要承诺，排除情感的介入。但恰恰是在这种毫无情感负担的情况下，因心情更加放松，加之肉体亲密所起的效果，人们有可能实现更加深入的心灵交流。于是，在本来最不期待情感出现的地方，情感却可能悄悄滋生。尤其是，当人们碰巧在一夜情中遇到了合适的人，甚至是之前所渴望的“理想型”时，很难不产生“非分之想”。所以，哪怕是在婚姻和爱情之外，要让性彻底与情感相剥离，似乎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

为了表达这种性和爱情难解难分的纠结状态，考夫曼造了一个新词——sexamour（英文译为lovesex；由于中间不带连字符，并不符合法文或英文的造词习惯）。我们可以把该词直译为“性爱”，但总有些词不达意，因为中文“性爱”虽然包括“爱”在内，但其语义重点往往落在“性”上，甚至被作为“性”的同义词使用。

考夫曼新造的词则意在强调互联网时代的性实践潜在具有的情感内涵。人们先是在网上聊天，假如相谈甚欢，便相约线下见面；假如见面后感觉还不错，便可能进行更深入的互动，有可能当天就发生性行为，也可能再等等，在之后的线下约会中才发生。驱使这种实践持续展开的动力当然包括对性快乐的追求，但“感觉”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感觉，线下的约会甚至不会促成真正的谋面，其中一方只是在远处偷偷瞄上一眼就逃跑了。

当男网友告诉筱清，本来想跟她“好”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百分百地把这当作真实愿望的表达，但至少不应完全忽视男方对筱清的感觉。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感觉存在，他甚至不会选择第二次见面。假如感觉存在、筱清也不提前退出，那么这段开始于网络的恋情本可能继续向前发展。而且，筱清的退出也并不意味着她对男方没有任何感觉，否则她本可以直接拒绝第二次见面。那个男孩“长得还行，挺健谈的”，只是年龄比她小，“挺不成熟”，因此不适合作为长久交往的对象。那么，假如对方不仅成熟、健谈，而且英俊、温暖，又会如何呢？

线下约会能够发展成一夜情，而一夜情能够发展成多夜情，但在一段网络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很难清晰地判断它最终会发展到何种地步。于是，考夫曼认为，互联网技术所激发的新型性爱实践必然呈现出模糊性和开放性，性和爱情在其中纠结缠绕，很难彻底分清；能够把二者彻底分离的想法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理性时代的情感与性：重新捆绑？

考夫曼对比了两种情感实践的模式。起初看似只是“为性而性”的轻松游戏客观上为严肃爱情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只不过人们在主观上尚未充分认识到，或者在情感上依然倾向于忽视甚至否认这种可能性存在，因为人们觉得自己想要的仍然只是单纯的性。

与之相对，以婚姻或者长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严肃恋爱往往在初次见面后便无疾而终，甚至有可能在了解对方的基本信息之后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在互联网创造的性爱超级市场中，面对着似乎无限的可选对象，人们挑花了眼，生怕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迟迟无法做出最终的承诺。这就是考夫曼（2011，2012）和伊娃·易洛思（2015）都曾着重分析的“承诺难题”。

考夫曼认为，两种情感实践的模式都不能为当代人开创光明的未来。易洛思的判断与考夫曼基本一致。事实上，二人的分析逻辑也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理性算计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一方面，高度的竞争让现实变得冷酷无情，人们相比以往更加频繁地经历失败和打击。另一方面，理性的算计让人际关系也变得冰冷，缺乏人性的温暖。于是，在我们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时代，能够提供支持的情感关系却无比孱弱、发育不良。背后的罪魁祸首便是理性的经济人模型对情感领域的侵蚀，它不仅让人们在严肃的情感关系中难以实现承诺，也让人们在追求轻松快乐的性关系时把对方转化成工具。

在被访者晴雪的困惑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两难困境。晴雪有非常丰富的情感和性经历，但是严肃的恋爱关系总让她感觉非常疲惫，所以她后来更喜欢不具有排他性的情感关系。这些关系建立在对另一个人的“喜欢”或“感觉”之上，因为可以同时喜欢多个人，所以多段关系可以并行不悖；因为没有更高的期待，也不需要高度的投入，所以这类关系让她感到更加轻松愉快。但是，晴雪心中仍有一个难以消解的困惑：“真的一点儿都不付出的话，你又会觉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人生特没劲。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反正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呢。因为确实你谁都不爱了，只为自己活着的话，你肯定不会高兴。但是，你真的特别爱了，心里是爽了，但最后受伤害的也是你。”

尼克拉斯·卢曼（2019）认为，在近代西方社会，爱情通过系统分化逐步成为一般化的交流媒介，为互动双方提供了一套编码体系或语义模式，使得爱情不再局限于对罕见的优越特征的迷恋（否则爱情仍只是低概率现象），从而为爱情的大众化提供了可能。

作为激情的爱情

尼克拉斯·卢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从该角度来看，“承诺难题”意味着当代的爱情编码出现了功能障碍，难以成功地帮助人们构建“二人世界”，而考夫曼和易洛思开出的爱情药方其实就是重塑爱情的编码体系。但是，他们的药方带有明显的规范内涵：把爱情和性重新捆绑在一起，以前者来组织后者。与爱情类似，性在近代社会也已分化为相对独立的子系统，那么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纬与历史脉络的性能够轻易地被爱情整合吗？尽管考夫曼和易洛思都对性的分化有所意识，但他们很可能低估了整合的难度。

参考资料：

[1]KAUFMANN J-C.Love Online[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

[2]KAUFMANN J-C.The Curious History of Love[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

[3]易洛思.爱，为什么痛？[M].叶嵘，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M].范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