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与保姆的“战争”：谁才是“更好的”母亲？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众对“足够好”的母职存在矛盾心理，在特定阶层的母亲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典型的例子如雇主妈妈和雇工妈妈即保姆二者谁是更好的照顾者的争论是大多数母亲和保姆之间冲突的根源。

《影子母亲》的作者自身在年轻时担任保姆和父亲被保姆照顾，这些成长路上的经历更能够让作者理解受访保姆和雇主妈妈处于各自立场的不同感受。重点分析了儿童照顾生活内部互动关联的微观政治，即“权力在日常实践中传递”的方式和发生在个人或群体日常生活中关于地位争夺的“小规模战争”，阐明了当代中产阶层女性对母职的理解。

形塑“妈妈-保姆”关系的文化和结构限制

如果将母亲工作定义为照顾和保护幼儿的日常工作，继而把母亲工作交给有酬照顾者代理的做法可能会挑战对母职的基本理解。保姆和雇主妈妈的关系并不具有必然性，并不是女性先天特点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上特定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将母亲角色的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双薪家庭必须考虑直系亲属之外那些承担照顾工作的成年人所扮演的角色。雇主妈妈和保姆之间代入雇佣关系的需求和期望，二者在日常小事上的差别不仅反映育儿上的竞争性观念，也受到文化和结构性力量对双方所施加的影响和束缚。

一方面市场上的女性必须不断地努力来证明自己具有和男性同样的价值，生育则对其经受“男性气质考验”具有负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过较高等教育进入市场的这些中产阶级女性在阅读专家的育儿指南后，认为自己达不到标准的“母职理想”。

在这两种市场与家庭状态之间存在着矛盾心理和冲突实践，影响着其对儿童的看护方式。这时进入家庭的保姆在雇佣关系下，也将母职视作一种职业道德，认为与所照顾孩子的紧密联系是需要遵守的文化规范，但这种文化规范导致其在与雇主妈妈协商时违背了自己的经济利益，雇佣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性关联。

在雇佣保姆进入家庭照料这件事上，“民族逻辑”使这一行为考虑到儿童的发展阶段和需求、本地育儿文化、对民族和文化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观念，以及所购买的儿童照顾服务的性质等因素，这种计算方式形成了一种以刻板印象为工具的独特使用方式，也将民族特征加以商品化。

“物化保姆使得妈妈们能够保持控制权。”雇主妈妈们根据孩子的发展阶段来定制保姆的特质，以完成密集母职意识形态赋予她们的责任。在这样的框架中，保姆与其说是一个个体，不如说是雇主妈妈整体育儿策略中的一个工具。

解决“理想母亲与理想员工”冲突的问题

 雇主妈妈对保姆的管理模式

雇主妈妈会通过一系列雇佣、管理和监督保姆的办法来解决她们面临的理想母亲/理想员工的冲突，即把保姆当作母亲自身的延伸来管理——“影子母亲”。保姆不仅需要充当母亲的延伸，还能够在不被需要时隐身，在履行职责时不危及雇主作为孩子第一依恋对象的形象。影子母职劳动的显著特点是这种工作最终是服务于意识形态，即密集母职的信条和自给自足的核心家庭的理想。

伊凡·伊里奇发明了“影子工作”，指“工业社会要求的作为商品和服务生产必要补充的，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无报酬工作”，通常被称为再生产劳动，或是“女人的工作”，价值被贬低，往往是看不见且没有报酬的。母职是特殊的影子工作形式，因为与其他形式的家务不同，既被贬低又被赞美，既被认为不重要但又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雇主妈妈和保姆共同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秩序，这种秩序定义了母职分工的意义，使得文化上认可的母亲形象被再生产出来，也即“影子母亲”所表现出来的母亲形象。双方为制造和维持影子母职所做的工作就包括了让保姆在家庭生活中隐身、提高母亲的可见度和不断检视母亲与非母亲的边界。雇主妈妈和保姆合作建立和维护的是这一种特殊的共享母职。

在这一共享性的影子母职中，保姆被要求去维护母雇主妈妈的地位，影子母职背后的默契意味着保姆的工作是帮助雇主妈妈实现密集母职理想。但同时保姆存在第三位家长的理想，希望被当作儿童照顾的熟练工。但聘请到熟练工之后，雇主妈妈很少请教有照顾经验的保姆，反而是依据育儿手册，保姆认为书本知识不够可靠，因为其和实践经验与常识之间有差距，这使得在儿童照顾中雇主妈妈和保姆之间存在冲突。

两类女性的日常行为和期望都根植于她们各自对母职理想的理解之中，两种不相容且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成了雇主妈妈与保姆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操纵木偶式”和“超自然式”两种管理策略下，都被认为是不利于减少冲突的管理模式，会加剧雇佣关系双方的不平衡感和危机感。

保姆对雇主妈妈基于两种管理模式的行为，也会做出一定的反映，比如在非正式保姆小组内相互表达想法与情感，或者与雇主妈妈竞争孩子的依恋感来做出一定的反抗。孩子的感情往往是儿童照顾雇佣关系中的主要货币，零和依恋概念的逻辑缺陷使得雇主妈妈和保姆都被当成了失败者，每一方都认为只有贬低对方的贡献，自己对养育孩子的贡献才能得到重视。

合作式“伙伴关系”的建立

雇主妈妈与保姆之间最佳的是一种伙伴关系。合作育儿作为其标志试图达到的是大多数保姆所追求的第三位家长的理想，所以伙伴关系中的保姆对其工作更加满意，同时雇主妈妈对自己作为母亲和雇主的双重角色也更加自在。

与保姆结成伙伴关系的雇主妈妈重塑了她们对做母亲的意义的看法。即使双方风格不同，合作关系也能让双方受益，她们也很乐意和丈夫分担育儿责任。同时可以通过增加上班族妈妈在工作中的实际控制权或感知到的控制权来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

承认有酬看护为儿童抚育和家庭生活所作的贡献，也是唯一明确挑战密集母职责意识形态下的雇工与雇主关系，有酬劳的伙伴关系让儿童照顾融入家庭生活。在整个儿童照顾的谱系中，照顾者追求的都是公平的报酬、爱心和利他主义精神的认可。

对家庭生活的贡献得到经济肯定的保姆，在人际关系上也得到了尊重，促使孩子父母认识到有酬儿童照顾对自己孩子和家庭的情感及道德价值是提高儿童看护工资的第一步，一系列的正向效应既是伙伴关系带来的后果，也是促进伙伴关系建立的原因。

儿童照顾工作者在美国当代家庭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影子母亲”一直是家庭生活运转的基础。认为地位再生产处于女性育儿工作核心的雇主妈妈为表现出不健康的阶层焦虑和看护管理手段失灵，孩子认为有酬看护是可替换的自动装置且具有期限，难以形成亲密关系；

而对社会阶层的直接复制相对不焦虑的雇主则可以创造一个尊重每位参与者的贡献的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重视看护与孩子的关系，教会孩子去珍视她们与各种慈爱的成年人之间的感情。

密集母职就其本质而言是基于阶层的意识形态，核心问题是不同阶层的女性如何就性别化的工作进行协商，最终目的是要维护照顾者的尊严。代理密集母职并没有挑战“儿童需要全职妈妈在家”的观念，而首要目标是确保孩子得到母亲想象中的如果自己在家会提供的照顾。

儿童照顾与中国家庭的角色扮演

中国家庭与美国家庭在规模与自主发展程度上存在着极大不同。中国的家庭规模最小是核心家庭，最大的是整个国家。这两端之间有着依据人数增加而形成的联合家庭、家族、宗族等。正是因为家庭规模较大，所以核心小家庭自主发展的程度和能力会降低。

在与儿童相关的照料上，生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生孙子”，无论在城市里的双职工家庭，还是在农村里的留守务农家庭，祖辈照看孙辈被默认为是最合理的照料方式，一是减轻年轻夫妇的照料负担，让其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为家庭发展积累诸如房子车子的经济资源；二是满足祖辈传宗接代和光宗耀祖的心理期待。

此外，也正是由于中国较强的家庭观念，造成了其与美国家庭不同的儿童照料方式的选择。中国家庭普遍认为请保姆是出于无奈的选择，是“身边实在没人了”才会做的决定；同时，保姆质量的参差不齐使家庭在选择时有所顾虑。请保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被世俗观念认为家庭不和睦，家庭成员关系不紧密。

所以与90年代美国所形成的较完善的市场化雇佣保姆劳动不同，中国家庭在儿童照料上会选择隔代照料和抚育的方式。隔代儿童照料是年轻夫妇最经济的选择。可以减少在照料孩子上的成本，毕竟祖辈照料孙辈在实质上是“无偿劳动”，“带孙子”也被认为是在年老时的一大幸事；同时祖辈也发挥了照料年轻一代夫妇生活的作用。

在现实中，儿童照料和支援子代是分不开的，祖辈进入到年轻夫妇家庭中，日常的家务活动和照料孙辈会被默认为是祖辈的责任。

这与美国家庭的雇佣保姆存在差异，儿童照料工作者只需要负责儿童的照料即可；同时与中国的雇佣保姆也存在差异，目前中国保姆市场上也细分为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育儿嫂、清洁阿姨、专门做饭的保姆、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如果每个工种都聘请一个保姆，则对于年轻一代的家庭经济支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而祖辈进入到年轻一代家庭，则成为了综合性的角色，且一般从孙辈出生到可以自主上学这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祖辈会弹性选择自己在年轻一代家庭中的角色扮演。在婴儿期祖辈往往承担起更多的生活照料责任，在学龄期祖辈则适当退出孙辈的生活，让年轻一代父母扮演家庭教育的角色。

为了方便，暂且把祖辈照料孙辈叫做隔代“母职”的发挥。祖辈与年轻一代父母在育儿观念上一般存在极大差异。同美国中产妈妈一样，中国的年轻妈妈在接受过科学的育儿观念后，会在理论上与经验丰富而理论缺乏的祖辈产生冲突，这时所采取的策略一般是儿子/丈夫在中间扮演调停角色，最终更多的是祖辈会偏向于听取年轻妈妈的建议，年轻妈妈则会更多与医生和同辈妈妈进行沟通交流，以换取最适合孩子照料的策略。

在隔代“母职”作用发挥的背后，祖辈的自我意识和生活被家庭发展和照料孙辈所“吞噬”，但这种较为主动的行为偏向也是在祖辈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发生。实质上，促成这一隔代“母职”作用发挥的也是我们多年来所认同和接受的“以家为本位”的文化特质，文化结构不断地形塑出以“家庭整体发展”为核心的照料模式。

与美国的运用外部市场力量即儿童照料工作者促成家庭运转的基础不同，我国家庭运转的基础更多是内生力量的支持，家庭内部的自我照料及发展；隔代“母职”作用的发挥也会面临很多阻碍和困境，但出于各种现实的考虑，仍然被认为是最适合的儿童及家庭照料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赵颖（中山大学博士生），编辑：李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