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两种孤独：移民书写中的离散与挣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  潘文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移民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在海外以中文写作的张翎，曾在界面文化的采访中将自己的写作形容为“陷落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中间灰色地带”。

从作品层面来说，张翎笔下的许多人物都身陷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之间：小说《余震》的主角是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华裔女性，旅居海外多年，始终无法忘记发生于童年的唐山大地震；从写作层面上来说，一方面作家加拿大生活圈子里的人看不懂她的作品，另一方面她与中国主流写作圈也保持着距离。

比张翎更早，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着重描写的重点之一是移民母女的代际冲突。母亲一代的故事根植于1949年以前神秘异常、气氛阴森的中国，四位母亲中有人坚信割肉偿亲的孝道，有人曾不幸陷入包办婚姻，最终她们都顺着神秘莫测的命运之路走到了大洋彼岸，在美国成家生子之后，她们也未尝放弃从日常生活中解读吉兆凶兆，而这种所谓中国式的笃信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了下一辈的负担。

电影《喜福会》剧照

灰色地带、奇观想象、代际冲突，移民文学还在讨论些什么？两部以移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日前出版，分别是印度裔小说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低地》以及中国作家春树的《乳牙》，我们不妨借两部作品出版之机，对移民文学的关注主题与写作方式稍作探讨。

需要补充的是，书写移民生活的作家也许并不接受“移民文学”的指称，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枕边书”栏目采访时，拉希莉曾表示自己不赞同“移民小说”这一分类。在她看来，作家们总会描写自己的故乡，单独列出移民文学是多余的。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描写印度移民在西方的生活确实是拉希莉小说最为人们熟知的特色之一。她的小说集《不适之地》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位，这个书名本身亦是移民文学的出色隐喻——移民文学虽然不能被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文学类别，但或可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和观察角度而存在。 

裘帕·拉希莉：在异乡重建家庭的失败

裘帕·拉希莉出版于2008年的短篇集《不适之地》描绘了传统印度家庭在异国他乡的变故，其中有一篇名为《地狱-天堂》的小说讲述了同乡“普叔叔”与“我”家父母之间的交往故事。在异国，同乡的关系之间几乎如同亲戚一般紧密，普叔叔被视作父亲的弟弟，他也唤我的父亲为大哥，母亲作大嫂。

而恰恰因关系过于亲密，普叔叔与我母亲之间的老乡之情颇为危险地演变成了爱情。这种异乎寻常的牵绊也干扰了普叔叔组成新家庭的愿望，在带回一位美国女孩时，他遭到了这个传统移民家庭的激烈反对——除了小孩子对这种自由恋爱怀有好奇与同情。

《低地》是裘帕·拉希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与布克奖，与《不适之地》一样，《低地》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家庭与现代生活的对照——《地狱-天堂》中身陷于伦理纠葛的是“大嫂”与“小叔”，在《低地》里则是“弟妹”与“大伯”。

《低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女人高丽的丈夫丧身于革命之中，她怀着第一任丈夫的孩子来到美国再嫁他人，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丈夫的哥哥。这一举动遭到了夫家的严厉指责，他们认为这会使家族蒙羞，因此拒绝出席她的第二次婚礼。

借助与美国的“大伯”结婚，她脱离了印度的生活和公婆的束缚，她也认为自己的举动是勇敢的，是对习俗的又一次公然蔑视。然而她与第二任丈夫之间的关系依然扭曲复杂——二人始终都不能忘记他是她曾经的姻亲、现在的恩人，唯独缺少两情相悦的联系。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裘帕·拉希莉这两个故事的模式是类似的，主人公试图用组成家庭的方式——前者是组成弟弟与兄嫂的关系，后者是结合成夫妻——在异国他乡彼此帮助。但这种重建传统关系的努力、将家庭伦理视为生命的价值观最终都遭遇了失败。

两部小说看似描述了一种充满人情味和包容性的海外家庭关系，实际上却对传统家庭伦理构成了冒犯与挑衅：《地狱-天堂》里的叔嫂之间产生了真挚的婚外爱情，《低地》里“弟妹”与“大伯”的婚内结合有名无实，之后的故事里还有更多令家庭瓦解的情节。

于“不适之地”发生的伦理关系瓦解、家庭成员散落，是拉希莉移民书写的主题之一。有趣之处在于，学术选择和学院生活有时成为了两部小说中女性角色彻底摆脱家庭束缚、离散在“不适之地”的绝佳手段，这种安排也与女性在原来的国度中缺乏此类机会形成对比。

在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不适之地》中，一位年长女性的经历与《低地》中的高丽有些类似：在第一任丈夫因故身亡后，年轻的她迁居美国，并进入高校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最终成为了一位教授。

春树：受困的生活与内向的自白

可与《低地》这一学院情节构成对比的是，春树在《乳牙》里也有一段“我”试图旁听大学课程的描写。小说主人公非常高兴能用上课来忘记家庭和现实，只是“我”最终并没有顺利获得进入学院或以学术谋生的机会。

“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这一问题贯穿《乳牙》全书，也体现了这部小说自白为主的叙述方式。在北京和柏林两地生活的中国作家春树以长篇自白描摹了主角“我”在海外生活的失落。这些自白不回避直接表达负面的情绪，甚至通常由层层反问构成。

比如在搬去一个令人失望的街区（主要由工人阶级构成）之后，主角感受到的是对糟糕生活的“震惊”，“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会被周围群众们的脸所震惊。他们往往面无表情，无表情中还流露出一种痛苦的、不被满足的，甚至一种深深的绝望感。

到底是对什么绝望呢？周围丑陋的房屋？像养老院一样的廉租房？乏善可陈的风景还是他们没有任何奇迹和渴望的生活？”她从自己的观察中体会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在现实生活里，如果你看到，有一大批饿不死，但却活着没意思的人，这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除了令人失望的阴沉的“资本主义”世界，《乳牙》也涉及了女性创作者在婚姻或亲密关系中的焦虑与愤怒：“一想到还要在这里待下去，我就受不了。我这辈子不会困在这座孤岛上吧？我不会永远变成孩子和阿伦（丈夫名）的奴隶吧？”

此前，界面文化在文章《主妇的失落：迷失于自我与婚姻、厨房与世界之间》里讨论过相似的主题。“我”的悲叹几乎令人想起萧红的诗，“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我在家等待着，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而《乳牙》中“我”的处境显得更加困顿，身在海外的“我”受到言语不通、金钱匮乏、育儿任务等难题重重围剿，现代先进的医学救援也无法施以援手。

“我”曾尝试去看心理医师，甚至特别去看说中文的心理医师，结果却令人失望。心理医师劝导她反观自己的治疗方法让她出离愤怒，她认为这些手段极其缺乏敏感与同情心：

“如果你是生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你再反省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有一个黑人感觉社会不公平而得了忧郁症，医生对他说，不要怪体制，这个人该怎么想，该怎么做？有时候明显的不公平被忽视了，就像房间里的大象，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 

自白构成了更为清晰直接的表达，“我”的处境如同房间里的大象，因为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体会并在意这些不公平。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漂泊海外所面对的语言上的、文化上的、人际上的孤立处境，使得“我”只能诉诸内向的自白，这也让“我”的故事更显出一种朴素的悲哀。

春树写道：“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完全丧失了自我、没有挣钱的能力、孤独而贫困。”比起哀叹自己的糟糕状况，对一个女作家来说更为痛苦的或许是创作能力的丧失。

“我”作为女诗人对自己的创作产生疑虑、挣扎于放弃与继续之间的情节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拿笔写任何字了。我对自己的放弃是彻底的。”与坚持创作的朋友相比，主人公“我”感到了真实的沮丧——在写长篇小书的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看到别人写得很快觉得生气。

谭恩美：挣扎于故土与美国之间

谭恩美的《喜福会》讲述了四对中国母女的故事，母女之间的冲突常常成为作者书写的重点。来自中国的母亲往往有着波折神秘的身世，她们的不幸在出生于新大陆的女儿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更让母女之间矛盾重重的，是上一辈的中国式育儿方式。

中国母亲对女儿的要求与普通美国母亲明显不同，她们更迫切地想要女儿成功，也会责怪女儿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喜福会》里写到了“望女成凤”的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的激烈冲突场面，她为女儿制定的成才计划不仅遭遇了失败，还招来了女儿的咒骂，听到女儿咒骂的母亲极为震惊：“（妈妈）紧闭上嘴，胳膊变得松软，一脸震惊地退出屋去，仿佛一片瘦小枯干了无生机的棕色树叶被风卷走了似的。”

《喜福会》并非谭恩美唯一触及到母女代际冲突的小说，在她出版于2001年的《接骨师之女》中，母亲与女儿的羁绊再度成为叙事的核心。像《喜福会》一样，小说并没有否认母女之间的爱，只是将这种爱描绘为扭曲的、沉默的，令人难以承受的，母女之间互相猜忌折磨，彼此交流温暖爱意的时光十分有限。

“妈妈历来如此，难缠，个性压抑，举止怪异。而妈妈就是用这种方式，一直爱着露丝。……露丝知道，她能感受到，谁爱她也没有这么深，也许别人爱的方式比妈妈好，但没人爱她比妈妈更深。”

在第二代移民女儿露丝看来，她的母亲茹灵即使在美国住了五十年，依然是一位将厄运、毒咒和鬼魂挂在嘴边、阴沉难以捉摸的中国女性；母亲总是提到一位自杀身亡的女人——她少女时代的保姆，还会将许多事情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这位保姆对她的警示和启发——因为这位保姆，她甚至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幸福。

对于母亲越来越经常的无理取闹，一位信赖心理医生的作家建议女儿找一些理解中国病人的心理医师，因为他们更能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很擅长处理文化差异——能了解东方人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旧社会的压力，精气运行等等。

”仿佛“天马行空的思维”“旧社会的压力”“精气运行”这些支离破碎的、肤浅的东方印象才是母女之间难以沟通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春树《乳牙》里所“我”拒绝中文心理医生的情节相对比，更能感受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使得移民故事更为复杂的是，虽然女儿责备迷信的母亲，但自己也无法隔离或切断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因如此，女儿才挣扎于故土与美国之间。也就是说，女儿可能并不像母亲所认为的那样“太不中国”，相反，她们有可能也对鬼气深信不疑，并将这种文化内化为了自己的一部分。

这有时体现为女儿如何看待自己，比如《喜福会》里的一位女儿将自己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眼睛形容为“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针眼”，有时也表现为女儿会“宿命般地”继承母亲的目光以及母亲理解世界的方式。

《接骨师之女》里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当女儿终于看到了母亲的保姆“宝姨”在发生火灾之前的照片，也仿佛可以从中她后来的不幸——“露丝越是看那张照片，照片里那个女人的神情就越是显得叫人不安，仿佛她能看穿一切，知道未来是被诅咒的。”而在此之前，预言不幸正是她母亲一直以来声称自己擅长之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BooksAndFun），作者：董子琪，编辑：黄月  潘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