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降薪风暴

基金行业的降薪潮来了。

2024年已经过半，仍有一些基金公司2023年的年终奖悬而未发，“也可能不发了”。一些小型公司甚至陷入大规模裁员、欠薪风波中。降费改革正不断深入，然而基金业绩还没有起色，基金公司不得不面对规模和管理费率的双重打击。

公募基金高管和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经理或将是受限薪影响的主要群体。据了解，在此前国家审计署的摸底检查中，部分高管年薪畸高的现象已受到关注。

在监管层的三令五申下，明星投研的天价薪酬时代已然过去。个别央企旗下公募基金退薪事件发生后，部分基金经理选择离职。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虽无离职计划，但选择卸任部分产品，为自己“减负”。同时，一些基层员工发现，他们的KPI也变得更难完成了，“预计收入下降20%以上”。

在受访业内人士看来，降薪是公募基金经历畸形繁荣后收缩的连锁反应和必然代价，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公众的信任被严重破坏，行业价值亟待重建。

过去三年里，投资者的不满情绪在持续扩大的基金亏损中不断积累。审视渠道助推下的规模“大跃进”、对公募基金经理能力评价的模糊、投资行为短视化等行业问题也让投资者质疑，付出的管理费和得到的业绩是否匹配。

Wind（万得）数据显示，基金经理们的调研积极性已有所下降，上半年全行业共调研上市公司50913次，该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2%，环比下降19%。也有一些基金投资者开始担忧，基金经理是否会因此离职或躺平、摆烂，“若真如此，我的基金什么时候能回本”？

面对这场基金业降薪潮，平庸者受环境所困失去了战斗力，自驱者则在适应中反思前行。“在营销上躺平了，但在业绩上不躺平。”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财经》。

当公募基金开始退薪

近日，一则关于“国投瑞银基金降薪、退钱被外资股东瑞银否定”的消息在市场中流传。虽然瑞银集团方面向媒体表示“对传闻不作回应”，但无疑再度挑动行业的敏感神经。

公募基金退薪的消息之前已经引起市场广泛关注。《财经》从业内了解到，6月末，已有某央企下属公募基金开始执行退薪方案。更早之前，相关公司也最早传出限薪299万的消息。

退薪消息一出，业内颇为震动。《财经》向多位可能涉及薪酬退回的公募基金人士了解具体细节时，受访对象对此事均讳莫如深，“无法评价”“不能说”“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虽然对于薪酬的追索扣回在商业银行已成常态化政策，但在基金业并没有先例，目前也没有明晰的规则落地。

参考银行业的追索扣回机制，根据2021年初原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指导意见》，追索扣回的重点在违规违纪、弄虚作假和监管指标、风险管理等。

2022年，证监会、基金业协会陆续发布《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等文件。其中提及公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相关人员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募基金管理人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经营风险负有责任的，按照追索扣回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停止支付有关责任人员薪酬未支付部分，并要求其退还相关行为发生当年相关奖金，或者停止对其实施长效激励。前述追索扣回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离职人员。

虽然早在2022年监管层就发布多项文件督促基金管理人完善薪酬制度，但据《财经》了解，如何定义“勤勉尽责”“违规责任”的标准，目前行业内并无明确、统一的规则。此次涉及追回的相关公司此前亦未设立明确的追索扣回机制。

“应该是最近才确认的，消息只掌握在少数领导手中。”有接近相关公司人士透露，最后或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退薪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成为从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企业退薪既要符合行业的监管规定，也要遵守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任何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不得侵犯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振伟说。

郭振伟认为，如果企业没有建立具体的薪酬追索扣回制度或者相关制度未经过法定程序，则对劳动者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如果设立追索扣回条件本身违反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或条件未触发，则可能对劳动者的权利造成损害。

曾理（化名）曾在多家公募基金担任高管。他认为违规发放的部分、畸高的部分应该退和限，但不能成为行业普遍行为。“当前流传的300万元上限对于市场化企业偏低。监管只能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设置强制性薪酬标准或上限，但对于民营企业、合资、外资不应强制要求，除非个别畸高薪酬造成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民营或合资、外资可能借着国企限薪而克扣员工报酬或者降低员工应得福利，这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曾理认为，薪酬激励机制优化应采取结构化、差异化方式，削峰填谷，防止违规发放，限制畸高，并杜绝妖魔化金融证券行业。

事实上，基金行业的薪酬方差极大。不同城市、不同公司、不同职业年限、不同岗位之间差异较大。

“公募基金的普遍情况是，前台吃肉，后台喝汤，作为重要收入构成的年终奖则要看年景。”有业内人士表示，基金公司主要聚集在北上广深四地。广深和上海的头部公司收入相对较高，北京相对较低。

一位在中小型基金公司工作十余年的资深行业人士告诉《财经》，他所在的公司此前曾采用事业部制，有明星经理的税后收入达到数千万元。

“事业部制取消后，公司能超过290万元的人极少。除了总经理外，大概就是明星基金经理了。”前述人士表示，其所在的公司基金经理收入主要受基础薪酬、规模保有量、行业排名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最高级别的基础薪酬月薪可达20万元。

“一般来说，规模超百亿元的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收入应该能超过300万元。”有资深行业观察人士表示。

Wind数据显示，以混合型基金经理为分类粗略计算，1676名基金经理中，仅有93名基金经理规模超过百亿元，占比约为5.55%。

“薪酬问题涉及很多部门，并没有统一标准，实际上很多事情已经超出了证监会的监管范畴。”一位大型公募基金高管向《财经》表示，此次降薪议题主要集中在国资企业，对于民营、外资尚未有定论。

“行业整治不能搞成薪酬‘民粹主义’，更不能误伤底层员工。”曾理说，一些中小型基金公司的工资并不高。“一些有多年经验的基层员工到手收入仅有数千元；部门总经理、基金经理的税前年收入大多在五六十万元左右；一些国有公募基金总经理税前收入在100万元左右。这些人远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高薪。”

“个案不能代表行业整体水平。”一位行业资深人士表示，薪酬改革的重点应在合理激励，更好地践行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

基金经理离任数量创新高

基金降薪在许多围观群众看来“大快人心”，但对主动型基金投资者而言，降薪在当下带来的更多是基金经理躺平或出走的隐忧。近期被媒体频繁抓取引用的一组数据是，基金经理离任人数创新高了。

Wind数据统计显示，2024年上半年共有165名公募基金经理离任，创近九年新高。

进一步梳理数据可发现，与离任人数相应，是公募基金经理人数创下新高。截至2024年6月30日，达到3796人。如果将总人数计入考量，离任率为4.35%，与近年来的流动差异不大。

若以统计数据来说明降薪潮下的人才出走已成趋势，说服力并不足够。但绩优基金经理频频出走，亦是此前未见之景。

今年4月3日，以一己之力撑起圆信永丰的副总经理范妍官宣离职。3月初，市场传出范妍与新任总经理在扩大管理规模方面产生意见分歧。5月初，外界获悉其已加盟富国基金。

范妍加盟富国基金的同时，中庚基金副总经理丘栋荣即将离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但在其已向部分渠道透露“希望回归家庭”的离任意愿之际，中庚基金却对外表示“其他非官方途径获取的信息请勿轻信或任意揣测”。

进入6月，绩优基金经理们的调整动作愈发密集。

6月1日，东方红百亿基金经理王延飞所管产品增聘基金经理，旗下有一只封闭期长达五年的定期开放式基金，目前任职时长为四年又60天；

6月4日，建信基金任职17年的老将姜锋匆忙离职，丢下以自己名字命名、成立尚未满一年的建信锋睿优选基金；同日，泰信基金12年老将董山青一键清仓旗下基金；

6月15日，招商基金投资四部总监贾成东卸任旗下全部产品，虽然公司对外公告称转任其他岗位，但据《财经》了解，贾成东此前已与上海多家公募基金沟通，并在招商基金内部提交离职流程；

6月18日，中邮基金曾经的王牌基金经理国晓雯因“个人原因”正式官宣离职，今年以来，其已因“业务发展需要”陆续卸任多只产品；

6月29日，中加基金的又一顶梁柱基金经理闫沛贤离开，据了解，闫沛贤的下一站为上海某公募权益大厂；

6月29日，交银施罗德基金经理田彧龙离任旗下全部产品并离职；

7月8日、10日，工银瑞信基金自主培养的绩优基金经理张宇帆旗下全部产品增聘。

梳理今年以来基金经理变动潮，可发现呈现出小型基金公司人员出走加速、银行系增多、个别大公司虹吸力显著增强的趋势。

有业内人士认为，基金降费改革后，小型基金公司由于业务类型单一，生存处境更为艰难，也由此爆发出更多公司与基金经理之间的矛盾。而银行系基金公司离职的增多，则与股东方的限薪趋势相关，此前有消息称某银行系公募基金经理的薪酬上限为120万元。

对于基金经理们而言，寒意笼罩整个资管行业，跨入私募同样需要莫大勇气。相比之下，那些业务结构更多元、反脆弱能力更强、投研氛围更佳、降薪影响更小、待遇更为优厚的头部公募便成为了稀缺的理想地。

此外，在公募降薪后，保险资管以其高性价比也成为部分基金经理的新向往。

“最近越来越多公募的朋友找我打听我们的招人计划。”小雨（化名）在一家保险资管工作，忽然发现保险资管的职位“变香了”。“保险资管的收入其实不如公募基金，但胜在稳定。”

小雨分析，保险的负债端比较稳定，基金经理对投资的久期有预期，可以更从容地思考长期问题，也不用担心规模压力。“不需要卷很多短期的东西，工作和生活也可以更平衡。”

谈及离职原因，基金经理们的对外理由多是“想要休息下，停一停”“回归家庭”等。长期盘踞在3000点的A股市场、强监管下有增无减的投资难度、长期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体问题等诸多因素也令基金经理们起心动念，不如“回家休息一下”。

降薪阴霾下，被动离开的理由也愈发增多，包括业绩不佳、小众业务不挣钱、管理层变更等等。还有一些基金经理以被动调岗的方式离任。近日，东吴基金旗下即有两位基金经理转岗公司行业研究员。东吴基金相关人士对外称，此举为公司从考核维度做出的调整，相关产品过往表现不佳，基于对基民和产品负责的态度，公司需要积极应对。

除了离任，减负也成为一些基金经理当前环境下的新选择。华南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认为，未来基金经理在管理规模、产品数量上大概率都会下降。

“一方面是出于监管要求、优化业绩的考量，过去几年也可以看到规模和业绩的反向关系。另一方面，从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看，主动权益基金很难再有大发展，基金经理人数不变的情况下，肯定要做一些精简、分摊产品的动作，未来共管现象会减少。此外，从基金经理个人的工作性价比考虑，在薪酬限制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追求更大规模了。”前述人士分析。

畸形繁荣的代价

在受访业内人士看来，降薪是公募基金经历畸形繁荣后收缩的连锁反应和必然代价。

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拉开了资产管理行业转型发展的序幕。刚性兑付的逻辑被打破后，公募基金的规则体系成为各类资管产品的改造标杆，也承接了居民资金转移的红利。

2019年开始，公募基金走进业绩+规模正循环的牛市。数据显示，偏股型基金指数在这轮牛市中的最高涨幅达142%。在诱人的收益下，公募基金在2020年一跃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进入规模爆发期。从0到10万亿元，公募基金用了19年。而从10万亿元到20万亿元，仅用了四年。

但2021年2月以来股指的震荡下跌令基金业绩出现明显回撤。2022年底，明星公私募基金经理经历“职业生涯最困难的时光”，排着队向投资者道歉。

投资者的不满情绪在亏损中不断积累，社交网络上金融圈纸醉金迷的故事却在不断溢出。同样是2022年，在“人均百万年薪”的小红书上，有分析师晒出税前超200万元收入，交易员家属晒出8万元月薪工资条并称“未达公司人均水平”。

个别证券从业者的炫富行为刺激着大众的情绪，监管开始出手，行业薪酬整顿开启。

2022年5月，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明确要求证券公司在制定薪酬制度时，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制定稳健薪酬方案，充分考虑市场周期波动影响和行业及公司业务发展趋势，适度平滑薪酬发放安排，同时做好薪酬激励的极值管控和节奏控制。

同年6月，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提及，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应当保持适当构成，避免因薪酬结构不合理可能引发的风险隐患和冒险行为。

2024年3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

中国证监会机构司司长申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解读该《意见》时表示，近年来，部分从业人员存在奢靡享乐、急功近利、“炫富”等不良风气，严重损害行业形象。这次《意见》要求行业机构大力弘扬和践行“五要五不”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入职、任职这些重要环节加强审查管理，对违法违规和行为严重失范的从业人员要坚决出清。监管部门将配合相关主管部门持续完善行业薪酬管理制度。

今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其中提及加强廉洁从业监管，不断强化防范证券基金领域政商“旋转门”的制度执行、惩戒震慑和长效机制。

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也提到，要完善与经营绩效、业务性质、贡献水平、合规风控、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证券基金行业薪酬管理制度。持续开展行业文化综合治理，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分类名单制度和执业声誉管理机制，坚决纠治拜金主义、奢靡享乐、急功近利、“炫富”等不良风气。

“金融业降薪不是惩罚性的，而是为了降低金融业吸引力，转向发展制造业。”北京大学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姚洋日前在一场论坛中表示，房地产去金融化、地方政府化债也是同样的目的，所以2018年开始深度调整使大家感觉不舒服，现在就是要给某些行业穿上“紧身衣”。

信任该如何重建？

降薪的阵痛引起各方关于资管行业薪酬是否合理的反思。

“赚钱时收钱，亏钱的时候也要收钱，这其实很不合理。”早在2015年，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李录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便提及，资产管理业的报酬高于其他几乎所有行业，也常常脱离对客户财富增长的贡献，实际上为客户提供的服务非常有限。在李录看来，资管业对知识的挑战和高薪的诱惑导致行业人员参差不齐、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行业标准混乱不清，到处充斥着似是而非、误导用户的谬论。

相比降薪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的是行业畸形繁荣后留下的一地鸡毛。种种迹象显示，基金业正全面陷入信任危机。

今年已是主动权益类基金业绩全面下跌的第三年。截至2024年7月12日，万得偏股基金指数自2021年12月10日以来，跌幅达到37%。虽然监管层力推权益类基金的发展，但销售渠道已不再信任主动权益基金。

行业内部也出现了无法准确评价基金经理的挑战。“一些公司不知道怎么考核基金经理，基金经理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他们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投资动作。”猫头鹰基金研究院创始人矫健接受《财经》采访时分析。

矫健进一步解释道，前几年很多基金经理跳槽，基金公司在对基金经理能力刻画不足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多无效引入，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渠道发行不合适的产品，尤其是在市场高位向散户出售的赛道型基金，暴露了巨大的贝塔风险。

矫健认为，至少有一半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匹配管理费的阿尔法。“这时候就显现出了问题，基金经理的过往能力是否被高估？如果一个主动基金经理只能提供跟贝塔接近的收益的话，那么他只该领取指数基金经理的工资。真正有阿尔法的人回报应该更高，但识别难度也很大。”

隐匿在行业背后的畸形共生关系是导致信任危机的关键推手。2019年至2021年，渠道的助推让公募基金走过了规模“大跃进”的三年，也将风险前所未有地放大。自2022年以来，全行业持续为此前规模与能力不匹配的行为买单。

“过去行业生态是奖励进攻者，很少有人夸你防守做得好，这也导致了公募的动作变形。没人关心基金公司是否帮投资者挣到钱，只关心谁的规模做得大。”一位来自银行业的资深产品经理告诉《财经》。

“从每一家基金公司和渠道的角度来说，在牛市做大规模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熊市来的时候，就算你在牛市里很有良心，在熊市中规模也很难扩大。相反，在牛市发行的产品，因为基民被高位套牢，规模反而稳定。”前述产品经理认为，行业惯性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助推信任危机的，还有投资行为的短视化。

“在策略选择上，部分基金经理一旦发现别人开始做一件事情便赶紧跟上，这导致了投资框架的高度不稳定。”矫健表示，“这个现象在2021年底之前还不太明显，当时大部分基金经理仍然有自己的主心骨。经过两三年之后，随着考核制度趋于失效、信任危机等原因，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变得越来越短视化。”

李录曾建议大学生，如果没有受托责任感的先天基因，一定不要进入资管业。“你会成为无数家庭财富的破坏者、终结者。2008年、2009年的经济危机很大意义上就是因为这样一些不具备受托人责任的人长期所谓成功行为最后导致的，这样的成功是对整个行业的破坏。”

回顾过去三年，信任已经被严重破坏，行业价值亟待重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基金业降薪潮中，平庸者受环境所困失去了战斗力，自驱者则在适应中反思前行。

“在营销上躺平了，但在业绩上不躺平。”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财经》，他不会跳槽，也不会离开公募，因为“业绩断了对不起相信我的投资人”。

“不知道这个潘多拉魔盒到最后会演绎成什么样，但我长期乐观。一个10年、20年如一日认真做业绩的基金经理，总会有回报的。”话锋再转，他补充道，“但我不打算生二胎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数一帜，作者：黄慧玲、郭楠，编辑：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