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海路线该怎么走？

近年来“出海”成为热词，但“全球化”似乎在大潮之中有“半球化趋势”，中国科技工业企业已经愈发面临了来自全球范围的挑战，我们仅以2024年6月短短两周内的新闻来评析即可见管中窥豹：

2024年6月1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涉及比亚迪、吉利和上汽集团，税率从17.4%至38.1%不等，对不合作企业最高征税38.1%。若未与中国达成解决方案，新税7月4日生效。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6月21日，美国政府发布新规草案，限制资本流入中国关键技术领域，如半导体、AI和量子计算，新规可能涉及刑事和民事处罚，并寻求盟友合作应对技术投资风险。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6月2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建议中国留学生学习人文学科，印度留学生学习STEM科目，以反映国家安全考量并弥补美国理工科人才缺口。

2024年6月23日，印度塔塔集团宣布以108.88亿卢比收购vivo印度51%股份，标志着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的主导地位面临印度政府策略性挑战，包括供应链转移和本土化要求。

这些事件不仅在国际上掀起波澜，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之路带来了新的思考——出海路线该怎么走，国家市场怎么筛选，是选大的还是选稳的，能否认为自己不是字节和华为就可以侥幸于某些高价值但高风险的国家市场？

那么本文的分析可作为参考，中国企业可以以“三道围墙”的模型去简化思考战略路径，来应对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同时开拓新的市场与合作模式。

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形势指导，美国大选对于全球的巨大影响，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南海危机，越南阮富仲离世，看起来我们走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潮流中，但是有些本质除非在经历彻底翻篇前，是不会轻易改变，局势仅仅放大了乘数。不要过于被一时表面波动乱了长期的定性判断。关于三道围墙的策略，始于大约十多年前的综合经验所得，当时局势与今日不同，但反而在今日局势下才显得更为被验证有效，这就是定性预判的长期价值。

科技工业、三道围墙和逆全球化

早在十年前，我们就说：

中兴、华为是在对手设定的游戏规则下打败并超越了对手。

手机领域，OPPO、VIVO、小米，也是如此跟随上来的，从功能机到智能机。

光伏、储能、逆变器领域，更是在欧美市场和原材料波动，以及长期制裁下成长出来，不仅内卷到尸山血海，外部也竞争过了欧美以单晶硅和薄膜发电等技术路径。

我们一直执行着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在规则内做大了，我们也更会维护这套全球化游戏规则：

2010年我国平均关税为26%～27%，2015年到了15%，2023～2025年，我们约为5%～6%，与发达国家一样。

有人说，当今“全球化”已经变成了“逆全球化”，“开放”变成了“闭锁”，“自由竞争”变成了“行政划圈/配额配价”，“WTO的统一大区域”变成了“一块块割裂的区域”，“互联互通的工业技术标准”变成了“各走各的科技路径”，“比较优势”变为“国家安全”，“出口导向”变为“进口替代”，“自由贸易”变为“关税壁垒”。而这些改变都是来自发起WTO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

那我们还有全球化吗，如果逆全球化，我们还能出海吗？

出海是不是一阵风，短期刮过了，就没有后续了呢？

每次看到“逆全球化”的说法，我都非常不认同。

许多只是“量”的波动表象，回溯科技工业，但“质”的逻辑还没发生改变。

全球化，到底是指什么的全球化？

全球化，本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工业下，大规模生产在全球范围的社会化大分工，大流通。

新兴国家、科技、全球化

当今社会离不开工业产品和科技服务，科技能力是稀缺能力，唯有G7/G10掌握着。亚非拉等新兴国家也需要G7/G10的工业产品，并交换着亚非拉地区的能源、矿石、原料、食物、经济作物、初级加工品、劳动力配套和服务外包。

如果你不站在中国和美国视角，而是站在亚非拉、中东北非或者独联体的视角来看，“你卖我埃及棉，我卖你手机”、“你卖我石油能源，我卖你无人机”、“你卖我泰国大米，我卖你高铁”的这些基于比较优势的交易关系，并没有变化，它该买还得买。

亚非拉一直有应用科技工业产品的需求，比如购买基站做移动运营商，购买大飞机做航空公司，购买汽车做汽车经销商，购买网络做智慧城市。但亚非拉各国，并没有工业母机的装备制造业，或生产最终商品的货物性商品（半导体等）以及科技工业的成品制造能力。

今天中美地缘矛盾，压根不影响亚非拉中东独联体对科技产品的需求——如果你以第三道围墙的亚非拉新兴国家来看，他们反而乐于在两边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像如果波音飞机一家独大时来了一个空客飞机，弱势的航司一定是会多了一个筹码。而且贸易是双向的，亚非拉在购买工业品时，不仅能让双方竞价，也在出售自己产品时更易开价。

总之，天下工业国的竞争，对他们没有坏处。

中企突破全球的过程中，自2001年加入WTO，从通信、重工、工程、到汽车、医疗器械、成套设备、互联网，自主品牌无一不是沿着第三道围墙的亚非拉实现规模突破的，再向上攻第二道墙。

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如果你仔细看，这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我们确实应当沿着这条路径。你从中国为一带一路国家带来的增长中就会发现，我们对东盟出口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

中国对中亚独联体、墨西哥、非洲出口快速增长，这些区域更成为新增量。如果再看矿业、码头港口，我们在这些地区也全面部署，就像发达国家对工业要素和贸易要素的投资一样。

因此，未来还是如此：我们对印尼销售了大飞机，对老挝印尼销售了高铁，类似的轮船和涡轮机也都正沿着这条路发展。一切没有变化。

我们对于亚非拉来说，就是多了一个市场竞争中的New Vendor，New Buyer。因此，第一，中国能正常出海；第二，地缘矛盾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全球贸易，反而带来机会。

欧洲、科技、全球化

对比2015年至2023年，中国向欧盟出口保持上升，一点也不像与美国、日本那样比重下降；同时，中国产品占欧盟进口比重一样是增高的——彼此依然相互需要。

而关于中美竞争，其实是可以不涉及第二道墙的欧盟国家。它还是它，依然与外部经济体进行正常的贸易交换。欧盟本身并没有全球霸权的雄心，也没有对国家安全神经过敏，凭借自身也能在欧洲内运转，并且靠掌握着科技工业的稀缺能力，赚到超额利润，实现国富民强。

只是当我们的光伏和清洁新能源等行业，太过于依赖欧洲单一市场，挤占欧洲市场本土公司，才产生了一定的贸易摩擦。欧洲不是敌人，而是可以沟通的贸易伙伴。

欧洲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区域，从思想到边境都是开放的。欧盟经济体内有自身的贸易分工，比如德国负责工业汽车，法国负责飞机核能，北欧负责钢铁矿石石油能源，南欧负责农业产品，中东欧的匈牙利、波兰有一定生产制造工厂的能力，英国、荷兰除了有大量先进技术外，还有强大的金融和法律能力。它在欧盟内部从权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就追求合作共赢，在欧盟外部也能秉持着同样的理念。

在我看来，欧盟追求的是两个循环，内部各成员国的经济循环和外部经济体的经济循环。几百年的政治智慧和几次世界大战，它在外部不追求敌对，而是更希望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态圈。

2010年，当华为发现自身在欧洲通信行业的市场份额已超过20%时，便果断决定不追求在通信业内的继续增长，转身于去往了它并无经验的领域——企业网、终端等新业务。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商业决策，没有企业能同时在这三个方向中的其中两个方向取得成功。但华为更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一家独大吃独食，行业集中度过高就会被反噬。但它决定要做，而且花了很久才做成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我们中国企业与欧洲的主要矛盾在于，因自身的创新力不足，而开始拼规模产能、拼极端效率。国内卷不动，就把欧洲当作救命稻草般的倾销地，可欧洲自己有工业，不可能像亚非拉那样吃你这一套（就像老电影里你要是一条街上开两家同样的牛肉面店，老板伙计都可能火拼）。

首先你要理解，中国企业出海与海外市场的结合性，动力和阻力，就像正负电子才互相吸引，同性必然相斥。你向欧洲出口过多重复的工业能力，就像你向乌兹别克出口棉花，在马来卖榴莲和天然橡胶，在中东卖石油，在埃及卖大饼，一样会挨本地的毒打。但你可以向乌兹别克提供大型纺织生产线，向中东提供石油后端的化工能力，向马来提供高铁运能，以此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产能转化。

因此，在第二道围墙，我们要考虑的是结构性匹配问题，就像玩俄罗斯方块那样，要找到互补卡住，才能消除误会。

美国、科技、全球化

大家谈到的“逆全球化”其实都是站在美国视角，看待中国出口美国贸易的变化和比重下降。但“逆全球化”怎么可能就是以一国之力就能推动的呢？

中国出口份额的变化和中美贸易的缩减，是必然的。因为以前大都是“加工贸易”或低端制造能力转移。所以我们向美国出口的机电设备，都是美国牌子，剩下的无非就是我们的纺织产品、玩具之类的东西了（这些低端产品永远不被美国制裁）。

可如今，美国切断了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自然中国机电类和零部件到美国的出口就降低。但此消彼长，美国这里订单减少，我们以中国自主科技工业品牌到东盟、中亚、中东、非洲、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地区的订单都大幅增长，填补了空缺。我请你注意，这里不仅仅有转口贸易或提供工业原料那种，我们很多也以自主科技工业品牌的方式出口。

我调研过一些企业，在与对方董事长沟通时，我询问任何一家中国科技工业企业的出海策略，无论企业资金是否雄厚，实力是否充沛，是卖货还是卖解决方案服务，董事长们普遍表示：“我们尽量不配套，要做就做品牌露出。”

关于本土，美国不太允许外国，尤其敌对国家科技工业产品，特别是带电子、带金融、带媒体文化运营、带生物医药、带数字、带机电、带基建类企业，自主地在美国本土经营。中国中小企业通常会换一个名字，换一个股东结构，但这么做不仅有经营风险，更有可能面临被执法穿透（美国目前提出外国对手类的法案已经是不看股权而看实控人）。

而且美国距地千里之外的理念，一旦你在全球范围内威胁到了美国的掌控力，或者你破坏了美国对中国科技的Choke point（窒息点，也就是卡脖子），为中国大科技公司提供方案，你也会遇到问题。雷蒙德的发言很清楚：不谋求全面遏制中国科技，而是抓重点，就卡脖子上的窒息点。

2024年4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文，认为3月29日美国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2024年外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说明了USTR的贸易哲学把国安和自主可控当作大于市场化的要素。其实这一战略以前就有，只是当时美国工业能力和地位无人能挑战，逻辑没有变。

中国科技工业还能出海吗？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国家能决定的，欧洲和新兴国家的需求不可能湮灭。第一和第二道围墙是我们可以突破的，是可以共荣共生的。中东、欧洲、东南亚、拉美也要追求地区发展，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是走通的。

这个世界上，虽然美国有大家都爱看的篮球，最强的是NBA；但是世界上，也有美国不太参与但更流行的世界杯足球，我们一样可以和其他国家在运动的时候，选择踢足球，而不是打篮球。另外，如果过于独狼，那美国影响力更大的NFL美式橄榄球，是全球都不玩的。

总结

三道围墙，是一个极简单的模型。比起一份来自某报告、某专家来评估世界的信息来说，可能信息量不算足，但它提供了一种视角。

模型的价值从不是完全精确，而是简化问题，为我们提供一种快速识别现象的结构，梳理清楚主线。发现谁是朋友，谁是伙伴，谁在旁观，谁需拉拢，谁是竞争者。

每天都有无数国际事件、财经数据、外国政策或限制令、贸易冲突，如果你纠缠于每一个短暂的、闪灭的细节，就容易迷失在更为根本的、长期的、稳定的整体本质之中。今天，我们看到巨量的出海信息，但多是随机波动的现象。如果没有简易框架，就会像在反复来回的波涛中漂泊，抓不住浪潮的整体方向。

三道围墙，也是一条战略路径，需要一道道突破。这对于我们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工业企业出海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会有如同“坐标系”一般的指导作用。

这里我想起了我们五月看到的领导人访欧的新闻，深感欧洲对我们科技工业出海的深刻价值：它是朋友。

在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中，一旦中国的这些科技工业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围墙，不仅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将为之一变，政治格局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将会是未来十年国际经济格局中一场最精彩的“三国演义”，中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较量将会是非常精彩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达尼漫步，作者：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