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县域内干部晋升的规则和逻辑

7月25日，江西省万年县退休教师李长柳，通过网络实名举报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涉嫌性侵女下属。李长柳的女儿曾任上坊乡党委书记的李佩霞，在2024年6月被留置审查。

次日，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过去10天时间里，围绕毛奇和李佩霞的网络讨论，已经进入到比较深入的地步。这一方面跟李长柳放出的尺度很大的录音有关，引发了网友比较多的遐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更加主要的原因是，这件事引发了很多同样身居县域干部体系的朋友，对于干部选任成长空间问题的关注。

万年县一些干部的任职简历、学历情况，引发了比较多网友的讨论。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基层工作，学历高不高、能力强不强、政绩是否突出，在决定升迁问题上，都不如关系“硬不硬”重要。

人脉关系肯定重要，比如同样在基层的乡镇工作，有的人确实能够很快从科员晋升到镇级领导的职务，而且一旦有了一个职务托底，凭借人脉关系的支持，有助于更快地获得拨款、项目支持，从而获得政绩竞争中的优势。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恰恰是很多人忽视的。也就是每个县，除了部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困难的地方，一般每年都在招录公务员，数量还不少。再加上满足条件的复转干部、国企和学校等单位的调入干部，几年下来，一个县里边，有资格提升到副科的人其实很多，最低也是200人～400人保底。还有，就是多年未获提拔，在职级上有晋升，却未曾出任实职的干部。

甩锅？没那么容易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加入副科实职竞争的人要少得多，有大多数人其实放弃了晋升。

因为一个县域中，科级干部主要集中在三类单位，一种就是乡镇（班子成员为科级），第二种就是县直属的委、局、办（班子成员为科级），第三种就是中直、省直驻县单位，以及中小学、职业院校，还有就是国企（如果有），级别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但这里提及的第三类单位，干部调整频率比较低（比如中学校长，很少调整），而且很多单位、职位根本不归县里管，也安插不了相关的干部。

要从科员到科级，能够大展身手的就是乡镇和县属委局办，职位有限，竞争很卷。但如果对县域治理有基本了解的朋友显然就知道，胜任这类职位并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就是现在的很多工作，从国家经由省市，再到县，也就是各级上级安排的工作，与职责工作很多情况下构成了重合，但也有出入，考核压力很大。不同于在企业任职，通过考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通不过就要担负责任，而且在体制内并不是那么容易把锅甩给自己的下级。

万一，你的下属，比你的关系还要硬，你甩锅给对方，岂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

乡镇和县属委局办的干部，完成上段所述的本职工作，大多需要在下班时段去做。因为县域治理显然大多以县委县政府组建若干个工作专班（以前叫做领导小组），抽调大量的乡镇和县属委局办各自的领导班子成员组成，负责跨部门、跨地域、比较艰巨复杂的工作推进。

比如某个镇长，县里某个局的局长，会被同时选入几个不同名义的工作专班，然后工作任务会被细分到自己头上，比如专司跟几个甚至几十个高频上访的群众沟通，要确保对方情绪平稳，接受有关部门的安置、补偿方案，还有就是限期完成某个地块的拆迁洽谈，再如每一年都有不断刷新指标的招商引资任务。

不是所有干部都想晋升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的县域干部提任，大多是从乡镇一线提拔的，主要选拔那些办事能力强、也比较擅长搞关系、还擅长跑项目跑拨款的干部，但随着最近20年来，基层公务员入口全部调整为了凡进必考，所以这类干部其实变得更为稀缺了。

现在基层缺乏的干部，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能做事，能够运作关系和项目的一类人；第二种就是比较擅长解读政策，读懂上级政策信号更好汇报工作的另一类人，当然，这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笔杆子”，虽然第二种人天然需要“会写”。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县域，乡镇、局委办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公招考进去的，跟上一代干部有着很大区别，前者的知识结构更为优化，但后者的行动能力更强。在老一辈干部慢慢淡出基层岗位的情况下，被选入工作专班的年轻干部，其实压力很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维稳化解矛盾，另外就是需要高频率地与群众进行沟通互动，这些本质上都不是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的能力，也不是他们、她们在科员任上能够被培养出的能力。

工作专班，突发事务，领导交办的工作，都构成持续布满的压力，偏偏县域体系的财政能力还很弱，也就是说，很多人就算有心有想法完成既定职责工作、工作专班分派工作，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就会变得比较狼狈。

对于县委书记来说，在一个县域内当然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权威，如果乡镇、局委办的干部完不成专班任务，那就可以让对方腾出位置，甚至有时会出现戏剧化的局面，比如领导雷霆万钧地安排下属就地免职。有过免职经历的干部，要想东山再起，自然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很多通过考试或者复转、老师岗位调入机关的干部，在科员岗位上虽然不会被培养出上述能力，却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自己的上级（乡镇党政班子成员，或县属局委办班子成员）的真实履职状态，尤其是在考核和工作专班机制下的真实压力。自己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去应对那样的挑战，慢慢也就变得很清晰了。

科级干部的晋升锦标赛

这种情况下，仍然有部分科员会想尽办法来参与职务竞争，包括这次事件牵扯出的毛奇、李佩霞等人，显然都属于这类。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他们、她们的提升，是不是获得了关照，但确凿无疑的一点是，他们、他们至少通过前面提到的挑战，所以才能够完成科员到科级的关键一跃。

现在的问题是，到了科级，也就是说几乎每个科级干部都有比较强的实干能力和抗压能力，而且执行力大抵也不错，但是要继续提升，也就是从科级到副处，就非常困难了。

首先就是副处在一个县域内的职位非常少，相比科级可以说是断崖式的减少。一个县里边，四大班子的正副级，还要除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必然要出任的职位，以及上级安排、异地轮岗挂职的职位，剩下的真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填上一个坑，不仅要等待现有位子上的人退休或提任或落马，而且还要PK掉至少一大帮资历、能力、执行力跟自己差不多的科级干部。

怎么办？至少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会有一些乡镇或县属局委办的干部，想到的办法就是成为县里书记或者县长的“人”，但因为提任县里四大班子的职位，属于地级市组织部的权限，县里的书记、县长只有推荐权，所以不确定性就很大。

这种情况下，有些乡镇、局委办的领导会选择政绩抢跑，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县里的发展资源比较少，而且各种关系层峦叠嶂，错综复杂，打开工作局面不仅需要资源注入，往往还要得罪人，所以政绩抢跑，有时必然需要突破现有的政策甚至法规法纪的边界，比如跟企业合作，在未获政策批准或备案的情况下运作企业、投资项目。

并且，既然是没有拿到政策批文，县里资源就少，所以很难较好地安置补偿失地农民以及城镇里的拆迁居民。这种时候，政绩抢跑的干部就需要赌一把，加快项目运作，同时尽可能快地补全报批程序，然后拿到资金安抚失地农民、拆迁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赌成功了，干部就收获了政绩，如果赌失败了，那就是被问责，科级的位子甚至公务员的身份都保不住。

更多人选择的是紧跟县领导，也就是领导安排我做啥，我就做啥，绝不冒头，但是尽可能不落后。这样一来，一个县的发展，责任和压力就全集中在书记和县长两个人身上了。有时我们就能发现一些地方的县级领导被问责，也是因为政绩抢跑，这些人被问责后，底下的干部除了那些直接送钱的，其他人反而没有担负什么责任。

但还是那句话，你不愿意担负什么责任，只愿意搭便车，更不是跟书记、县长共担责任，那么凭什么要求书记、县长在给地级市的组织部提交本级本地四大班子成员的人选时，提交你的名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嘉陵桥渡（ID：gh_7fbc5af99a2e），作者：郑渝川hie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