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改革启动，会带来哪些影响？

久旱的地方财政，终于迎来一波天降甘霖。

七月的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8月1日，财政部再次明确，要“分品目分步骤稳妥实施消费税改革”。

这意味着，由1994年分税改革定下的央地财政关系，历经三十年风云终于迎来了重大调整，改革呼声响彻多年的“消费税”，脚步声渐近。

14亿中国人，都将目睹其加速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

“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史，都是惊心动魄的”，大国税改拉开序幕，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一

消费税改革，迫在眉睫。

2024年，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土地财政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87051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41.47%；但这是它最后的辉煌。

接下来的两年，近半壁江山的卖地收入终于崩了，同比锐减33%后留下的，是近三万亿级的财政缺口。

凭空消失的“三万亿”，带来什么影响？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非税收入高达2.18万亿，同比上涨11.7%；

水、燃气等依赖财政补贴的公共事业，涨声一片。

不难发现，一味“节流”，并非长久之计。只有同时“开源”，即扩充税源，重新充实地方的“钱袋子”，才能解决问题。在这方面，高层《决定》做出了明确部署：“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推进中国四大税收之一的消费税改革，影响范围极广，且意义重大。

三十年来，四大税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中，只有消费税全部在中央手里。

2023年，消费税占整体税收比重的8.9%，超过个人所得税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全年为中央政府提供1.6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

如今中央终于松手，这笔超万亿的庞大税款，就算假设只划分50%给地方，都将是雪中送炭。

但是，它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税改是宏观调控的工具，牵一发动全身，对举国上下的施政都有着引导作用。

1994年的那场分税改革，虽然为如今地方财政的寒冬埋下伏笔，但同样也造就了这三十年一路腾飞的城镇化水平，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场税改下放事权、上收财权，二者的不匹配使多地入不敷出，维持运转，需仰赖中央财政的支付转移。

于是，当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的号角吹响，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立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拓了新的搞钱路线，以“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纷纷兴起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

只是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它推高了中国地价与房价，在很大程度上挤压消费，让“消费型社会”迟迟不能到来；且疫后房地产一蹶不振，同样让土地财政迎来衰败。

一个时代落幕，即将再度由“税改”开启的，会不会是“消费型社会”的重新崛起？

并非没有可能。

二

当收入动力，从“卖地”转向“促消费”，我们或许真的会迎来一个“消费财政”的新时代。

当前，我们的消费税大多在生产环节征收，比如烟草生产大省云南、湖南和湖北，以及白酒生产大省贵州，只需要负责生产，就能坐拥大笔消费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光是一个贵州茅台，2021年就为贵州贡献了120亿的消费税。

但改革后，缴税主体将会从本地的厂商变成散落在各地的零售商，受益者也从生产大省变为消费大省。

光大证券采用2023年消费税基数测算发现，假定烟酒等消费税，央地各分成50%，成品油为央地八二分，小汽车由地方100%分成，预计地方税收增加超过7000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约6个百分点。

虽然还不能完全补足“土地财政”的缺口，但这笔收入也相当可观，能够激发地方刺激消费的动力。

可以说，未来消费税后移到消费环节，并下划到地方后，在地方政府锦标赛中，各地民众的消费力将与收入大大挂钩。

这同样也是上面推进消费税改革的长期考虑——推进“生产性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毕竟，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骑绝尘，光是6月出口增长就高达8.6%。但消费和投资则相对疲软。

当产能持续增加，我们需要做的，是同步提振内需，而非押注外需。

唯一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是，当地方增收的愿望和宏观政策同向，当年以多大热情卖地，现在或许也会以多大热情搞消费，以至于动作难免“走样”。

为了提振内需，我们的工具箱也逐渐丰富了起来。

3月，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部署开展了汽车、家电、家装厨卫三类换新。

4月底，商务部印发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和要求。

而据发改委介绍，今年拟制定、修订的129项国家标准已全部立项，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正在进一步完善。

当标准发生改变，或将再拉动一波“以旧换新”大潮。除此之外，“砸钱”也是一个常见操作。

7月24日，财务部印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若干措施》，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投入到“以旧换新”的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7月24日的“加力”，对汽车的补贴标准大幅提高。

相对于4月的《汽车补贴细则》，这次的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1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补7000元，分别提高至2万元和1.5万元，都翻了一倍。

而汽车，也是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商品，在超万亿消费税中占比为7%。

此外，消费税的绝对大头“烟草”，占比超40%，这也是预计将最快实现消费税改革的品类。

具体来看，一包烟的税收中，65%为消费税，24%为增值税，10%为附加税，1%为烟叶税。

以上海为例，今年前四月，这个经济大市的烟草制品业，就为本地规上工业税金提供了425亿，占比接近6成。

这头“税金奶牛”，也是每个地方都虎视眈眈的。

中央下划消费税，实际上是给地方的出路；地方比中央更加灵活，办法更多。

在消费税诱惑加持下，地方未来为了拉动消费，将拿出怎样的大招？这里头，想象空间不小。

三

“消费财政”时代，哪些地方最受益？对于个人而言，又有哪些影响？

一个基本的推测是，人口大省和拥有庞大市场的经济大省，应该最能消费，也最可能从中受益。

据银河证券，消费税征收后移并按50%下划给地方后，各地政府增收前五名，将会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四川（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卖地收入最多的省份TOP5也是它们）。

未来，强者恒强的城市格局，会进一步固化，这些地方可能形成正向循环，越生产，越富裕，越富裕，越消费……

而一直以来“重生产、轻消费”的入税消费品生产大省，在消费税后移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弱化税源权重，比如云南、贵州。

至于对普通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以其他国家的消费税改革作为参考。

以资源匮乏的日本为例，其从80年代开征的消费税税目繁多，征收范围大、环节多，影响着全社会几乎所有消费行为，造成漫长的消费萎靡。

而不断拓宽征收面的消费税，也成了今天日本的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占比从1990年的7.9%上升到了2023年的32.5%。

不仅如此，消费税也成了日本可以用来“应对少子化的财源”，被多次盯上。

中国消费者，会迎来类似的境地吗？

至少短期内不会。我国入税的15类消费品，要么是会造成一定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小汽车、摩托车、成品油、汽车轮胎、木制一次性筷子、鞭炮、烟火、实木地板），要么是普通人消费不起的（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高档手表及珠宝玉石）。

事实上，我国消费税征收环节的后移，最可能优先推进的，是奢侈品和高档服务，这首先影响的将是少部分的“富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与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消费税的功能，都在由“调节消费”向“增收”倾斜。

更直白地说，消费税的新一轮改革，其要义就是填补地方财政。

不过，“消费财政”的本质，是“人头税”，是要求地方更重视人，人越多的地方就越占优势。

人们用脚投票的时代，也已经到来，服务做得越好的地方，未来会迈入光明的向上时代；而部分曾经抱着垄断性产业，坐等消费税进账的地方，再不改变就会出局。

可以预见的是，地方政府竞争的KPI重心，会从产业走向人，把人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作者：夏虫、炉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