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dy，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个季度都能收到报表，但是至今一分钱没收到过。”

“去年找上我，还好我拒绝了。”

12月17日到20日，几家说唱自媒体连续爆出了太声文化疑似数据造假，几十位rapper闹解约的消息。舆论迅速发酵，涉及此事的rapper也纷纷在文章下面留言抱怨。

在相关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太声文化”未能尽到宣传推广的义务，对艺人措辞含糊，版权收入报表也与音乐人后台不符，而几十位rapper也组建了维权群要求解约。而在舆论上，甚至已经有自媒体将太声文化直接打入了“野鸡公司”的行列。

经过一番查证，音乐先声发现，背后的真相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报表漏洞频出，太声文化数据造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事件中“人人喊打”的太声文化到底是什么来路。

企查查上显示，该公司的股东分别是罗绍基、苑苑、杨文虎。从微博上可以搜索到，罗绍基的微博停留在了2012年，同时他还担任“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一职。据公开信息，音乐人徐真真、张三弥等音乐人均与太声文化有合作关系，但是公司签约更多的是还未出名的说唱歌手。

其实艺人与公司的积怨早已存在。

早在去年12月，太声文化签约艺人@K邵庄 就在微博单方面提出解约声明。之后的一年里，不断有太声文化的签约艺人单方面在微博提出解约，并对公司进行声讨。

今年12月17日，一位名为RealDuzzy的音乐人就在微博指责太声文化“强盗式非法侵占著作人人身权益、未履行合约义务、语言威胁及态度消极”，并且通过公众号“BLUEBOX布鲁波什”的一篇《音乐人的路子真的不好走》进行发声。随后，几个说唱类自媒体也陆续曝光了该事件的一些细节。由于几个说唱类自媒体在说唱圈内的影响力，关于太声文化的负面报道很快传开。

12月18日，太声文化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我们有些话想要说》的长文，其中提到“在明知道音乐人与太声有授权合作的情况下，某些行业参与者甚至不惜让我们合作的音乐人冒着法律风险进行重复授权，或者鼓动设计恶意扭曲的事实来打击同行”。两天后，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太声又在微博发布了一封律师函，其中指出公众号“BLUEBOX布鲁波什”有大量失实描述。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音乐先声联系到了一位同样与太声文化签约了版权代理协议的音乐人H。根据H的描述，他已与太声文化签约了一年半的时间，总共约有版权收益300元，但是公司有500块以下不能结款的规定，相当于H至今未能收到一分钱的版权收益。

那么，太声文化是如何与音乐人结算的呢？在音乐人H给音乐先声提供了一份太声文化发给他的2019年第一季度结算报表中，明确写出了音乐人版权收益的计算公式：签约艺人的收益=各平台结算总收益✖️音乐人歌曲在平台整个季度付费用户中的使用量/太声所有歌曲在平台整个季度付费用户使用量总和✖️50%。

太声文化还在报表中附上了公司该季度在各个平台的收益（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太声文化一个季度通过歌曲播放量获得的总收益为316379.13元。但是，音乐先声也发现报表中非常不严谨，比如2019年第四季度（1、2、3月）这个信息明显出现了错误。到底是工作人员单纯的粗心，还是在修改数据中的遗漏，我们不得而知。

除了收益太少外，推广问题也成为了签约艺人对于公司不满的一点。

根据其他几家自媒体的描述和艺人的发声，太声文化对于大多数签约艺人的推广仅限于官方微博和官方公众号，并未在音乐平台或其他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中为艺人取得宣传资源。对此，太声文化的工作人员对音乐人H做出了解释：“关于歌曲的推广安排，平台会根据我们推荐的不同量级的音乐人配置不同推广资源。”

从微信聊天截图可以看出，该工作人员对于事情的解释态度还算诚恳，其中关于推广资源的问题也符合目前平台的安排。

但是除了上述问题外，H音乐人还向我们抱怨了太声文化的很多其他问题，例如“十天不回微信”、“音乐平台上的专辑封面图都是糊的”等等。同时，其他自媒体平台中也提到了太声文化为了打击盗版，维护音乐人的著作权，将某公司告上法庭，但是却因为没交诉讼费而不了了之。

抱着不冤枉任何一方的态度，我们也多次联系了太声文化的工作人员，但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应。目前，根据企查查的信息，11月份就已经有一位叫做“马驰宇”的音乐人因“委托合同纠纷”将太声文化告上了法庭。但是根据H的描述，虽然有几十位rapper想要与公司解约，但是目前并未有一人成功。

尽管在艺人的眼中，太声文化“处处是坑”，但是某些自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也存在为了博眼球的偏向性问题，事实举证也并不清晰。就目前了解的事实来看，抛开数据造假问题不说，太声文化只能算是个“大错没有，小错不断”的版权经纪公司。

为什么太声文化与艺人的矛盾会激化？

事情到这里，最初的疑问并未解决。太声文化到底有没有数据造假呢？

首先，根据工作人员与艺人的聊天记录可以得知，与太声文化有合作关系的艺人约有300位。根据音乐先声掌握的和之前网络上流传的太声文化收益报表，太声文化每个季度的歌曲播放量收益约有30万元。

扣除公司分成50%后，大概有15万需要与300位音乐人进行分成，签约音乐人的人均季度收益大概在2500元左右。而太声文化依靠歌曲播放量收益的月收入在5万元左右。5万元对于一个版权公司的运营来说，犹如杯水车薪。

在此之前，音乐先声就曾在《版权方“躺赚”的时代过去了》一问中提到，版权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于平台的预付款。版权公司通过收取大量音乐人的版权集成一个较大的版权库，再去和音乐平台谈判，以此获得一个较高的预付价格。保守估计，一位rapper普遍至少有10首歌曲已经委托给太声进行发行，甚至不少歌手的歌曲量超过10首。

因此，太声文化目前的歌曲版权数量能够达到4000-8000首之间，完全有能力和平台谈判，每年拿到一笔远高于歌曲流量收益的预付款（百万级到千万级之间）。而这笔钱，按照行业惯例并不用和艺人进行分成。

根据资深从业者的描述，大多数情况下，歌曲的播放量产生的收益远远不及预付款。即使公司进行了翻倍的造假，其中多算的利润也远远不及预付款的收益。换句话说，在歌曲播放收益中进行造假，对于太声文化来说有点多此一举。不过，以上皆是音乐先声根据行业情况进行的推测分析，至于太声文化到底有没有进行数据造假尚不能盖棺定论。

不管“数据造假”事件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太声文化已经彻底失去了艺人的信任。那么在最初，艺人为什么要与太声文化进行签约呢？音乐人H告诉我们：“当初选择签约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行业。而且太声普遍选择的是没有名气的小新人，可能有个心理就是感觉自己的东西被人认可了吧。感觉上又是个大公司，所以就签约了。”

“大公司”太声文化规模到底如何呢？根据企查查的公开信息显示，目前该公司的“参保人数”为4人。而根据多位rapper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我们可以推算，专门负责对接艺人的大概有3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与太声文化合作的艺人约有300位。也就是说，一个人很可能要对接100位艺人。在工作人员与艺人数量比例极为失衡的情况下，对接人不回微信消息、工作不到位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在工作人员无法很好地顾及到每一位艺人的情况下，工作漏洞频出，艺人自然对公司产生了不信任。除此之外，太声文化还与艺人签约了高提成比例的合约，更加剧了艺人的不满。

根据目前市场行情，发行公司普遍与艺人签约比例为二八分成，而太声文化却要抽取一半的收益。除了高提成外，音乐人难以理解报表内容也加剧了与公司关系的恶化。

根据其他自媒体的举证，有rapper甚至将公司收益错误地认为是自己一个人的总收益。H音乐人也对音乐先声表示：“看不太懂报表。”虽然看不懂报表，但是最后的收益艺人是知道的，再加上没有什么推广资源，几方面的不满最终导致了艺人纷纷提出与公司解约的要求。虽然太声文化一再拒绝、回避艺人的解约要求，但是根据H的说法，很多音乐人已经不再通过公司发行新的歌曲，公司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由此可见，艺人与版权公司产生大规模解约事件，一方面暴露了版权公司的不专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艺人对于除音乐创作外的其他环节并不了解，对于经纪公司有过高的期望。两方各自的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艺人与版权公司之间的矛盾最终被激化。

“去中间商”时代，音乐产业的利益分配正在发生剧变

在国内，出现了类似看见音乐、派歌这样的发行公司，主要业务是将音乐人的歌曲上架到全球各个音乐平台。其实在国外，类似Tune Core、CD Baby、Distrokid这样的发行公司已经服务了大量独立音乐人，专职为音乐人发行歌曲成为了一种十分成熟的商业模式。

而从4年前的虾米音乐寻光计划开始，音乐平台也开启了自己扶持原创音乐人的路。

两年间，网易云音乐也推出了石头计划、云梯计划、硬地原创音乐榜等多种策略，上线了音乐人的数据、版权管理后台，着力解决音乐人的传播、收入痛点。今年年初，腾讯音乐娱乐也上线了腾讯音乐人开放平台2.0版本，音乐人可以通过入驻该平台将自己的歌曲发行至TME旗下的各个平台，并提供了多元的宣传推广、版权管理、变现等服务。

更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平台目前都能够让音乐人直接通过后台发行歌曲、管理歌曲，清晰明了地看到自己歌曲的播放量以及收益。同时，平台还推出了各种激励机制，为音乐人提供宣资源支持以及现金奖励，鼓励音乐人直接通过平台发行歌曲。相比于版权公司，音乐平台的扶持力度更大、信息更加透明，宣传资源的获取也有公开的机制。

在互联网和数字音乐的兴起下，音乐人制作音乐、传播音乐不再对唱片公司有着强烈的依赖。而此次事件中，大批艺人要求与太声文化解约的事件不过是“去中间商”时代版权公司初现的窘境。

在“去中间商”时代，音乐人可以选择直接与平台合作，或是寻找发行公司，更为成熟的艺人则会选择拥有自己的团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唱片公司也越来越多的出让自己的权利，为艺人提供“服务型合约”，让艺人保留自己的版权。毫无疑问，随着音乐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的增加，关于创作、传播、变现等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正在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