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复制美国模式，中国也可以搞创新吗？

这是罗振宇举办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的第五年，一如既往，成为人们感怀得失与抒发焦虑的共同内容载体。新旧交替的节点容易将情绪放大，尤其是想到那些未竞的事业与棋差一着的野望，但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罗振宇在4个小时演讲中密集释放的“刺激性”言论与潜在的冒犯，恰恰是因为他踩在整个时代的痛点上。

比如说，科技创新。长久以来，对于中国创新能力匮乏的自省根植于许多人的内心，有人试图从制度与市场的角度去总结经验，有人发明了“模式创新”、“微创新”等新词来掩饰这种无力感。

今年，罗振宇专门花了一整个板块的时间去阐述“中国创新基本盘”。什么是基本盘？在罗振宇看来，基本盘是那些改不了、夺不走、丢不掉的东西，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底色。确定了基本盘所在，你将会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天然禀赋与约束条件，从而放弃那些通向别人的成功、你却始终无法走通的道路。

罗振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一直在想，我们缺什么、要补什么、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更好的样子？而现在，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向再想，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基本盘是什么？”

慢增长下的创新转移与加速

在跨年演讲中，罗振宇讲述了一个vivo员工的案例：作为一名普通的网络技术人员，黄杰斌一年要搭乘300多次从深圳去往长沙的高铁，累计里程数20万公里，折算下来等于绕地球5圈。这是由他的工作性质决定的——高铁网络适应性测试，一项“中国特色”的创新技术。

在vivo，黄杰斌所在的通信测试小组专门解决复杂场景下的通话质量等网络适应性问题。只要有过商旅经验的中国人都能立刻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程度，中国高铁四通八达，手机信号差的困扰始终存在，信号稳定与否直接决定了用户体验的下限。

但一个美国研发人员可能很难理解这点，美国境内交通主要依赖航空网络，他也许更乐于将时间投入在航空WiFi相关技术上。事实上，不少海外手机品牌的信号问题一直为中国用户所诟病。

这类生长于中国、辐射到区域市场的创新技术还有很多：双卡双待、超级节电、快充技术，等等。在本土需求感知与第一时间响应上，中国企业比他们的海外对手更具优势，这种优势逐渐转换为技术专利与市场份额，目前，中国手机品牌占据了全球手机市场超过50%份额。

手机市场是一个创新中心转移的典型案例，像vivo这样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坚力量，尽管他们选择的创新路径与美国公司明显不同。

美式文化鼓励从好奇出发，先设想一个理想场景，从实验室里验证原理后再发明技术，最后应用在产品上；中国企业则大部分走实用主义路线，从市场需求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技术，当技术应用成熟后再总结、推导原理。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将这两种不同路径总结为“创新上下行”。

大量中国企业从这种务实、高效、回报快的创新路径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尤其是在市场整体进入“慢增长”阶段之后。

过去两年，中国各个产业、尤其是新兴科技领域的增长变缓，搭着时代快车、复制舶来技术的好日子结束了，小到高铁上失去信号的短短1分钟也可能成为阻碍用户再次购买的充分理由。在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存量市场里，企业更有耐心、也更有必要从最贴近用户的角度打开技术突破的切口，寻找真正的内生增长点。

因此，增长放慢了，创新却在加速，从2017年起，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逐年降低，但中国手机品牌的市场份额与全球影响力却连年提升。找到中国需求的正确打开方式，这就是罗振宇“创新基本盘”的要意。

但总有人对这种并非山崩海啸式的创新嗤之以鼻。在中国的商业语境下，“创新”被定义为颠覆性技术，人们看重的是通过前沿技术实现市场垄断后能获取的巨大财富；但对消费者而言，维持性创新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产品与服务迭代将使他们直接受益，美好的用户体验可直接转换为购买力。

更重要的是，在维持性创新上的持续蓄力也可能引发质变，催生跨时代、摧毁性的技术变革。如果不是光纤的成本大幅降低、让互联网普及到千家万户，又怎么会有谷歌和亚马逊的诞生？

中国的创新话语权

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创新时，我们并非指的是某一项技术或某一个产业，而是在谈论一个结构性问题。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上提出的问题更为直接：科技创新，中国有没有话语权？

过去的主流观点在比较中美的创新差距时，往往将美国的创新优势归功于政治制度、经济优势和教育制度。但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为什么分享同一文化框架的欧洲大陆并没有诞生出同样生机勃勃的创新文化，而被视为“守规矩”的东亚代表日本，却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完成了大量前沿技术积累，在汽车工业、家电行业等领域获得巨大成功。

梁建章在新书《人口创新力》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梁建章认为，创新是一个意外，人口越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越大，创新力越旺盛。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市场里，企业在服务消费者的过程中可以不断进行摸索创新，便能够最先达到一定规模，最快优化服务流程、完成整个业务形态创新，最早获得规模效应，在本土市场率先获得成功并将该模式复制到全世界各地。

中国的手机支付产业对日韩、东南亚等地的辐射，正在沿着这条路径进行。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大国只是时间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发达国家依靠创新驱动增长，贫穷国家主要靠资源驱动，……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就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这种务实的需求，将推动中国各个层面迅速完成激励创新的制度建设。

从更微观的产业角度来说，中国科技领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创新优势已经初步形成。

罗辑思维的跨年演讲特别邀请了长期研究全球科技创新的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在对比中美科技产业后，王煜全提出，中国具有三块创新“长板”：一是大规模、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能力，帮助创新科技企业迅速实现量产；二是“群体加速创新”，有大量创新者参与同一件事，每个人都可在别人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很快把创新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三是整个社会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对科技的信仰。

简而言之，中国市场在创新时更“快”。

“世界工厂”的制造优势，让一项技术从研发完成后到实际商用的时间缩到最短，只有在中国，企业才能最快实现量产、通过市场验证、进行迭代或优化；从一线的北京、深圳到新一线的成都、杭州、武汉，中国已经形成多中心的科技产业集群，一项创新科技初步成熟，围绕该技术的产业链上下游生态将会迅速形成布局；一项新科技形成风潮之后，将从一二线的产业精英迅速辐射到三四五线甚至乡镇一级的普通居民，从手机支付到共享单车，无不如此。

对创新而言，速度就是影响力，影响力造就话语权。比如，在5G标准特性第三版的25个项目当中，由中国公司牵头的有13个，占比过半。

创新有无限可能，因未来无界

在这些参与制定了5G全球技术标准的公司中，vivo是以“上行式创新”构建从中国到全球影响力的代表性企业。

由vivo主导开发的5G双SIM卡特性、超级节电等技术方案成为了5G全球标准特性，将提升5G移动终端的用户体验。这些技术突破的实现与产品端的用户感知密不可分，在解决高铁、双卡等庞大中国消费群特有痛点中产生的产品关键技术，在智能手机的存量市场里，帮助vivo将创新能力转变为消费动力，完成5G商用时代的关键一跃。IDC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5G手机市场市场份额中，vivo占比达到54.3%。

与此同时，这些技术的全球化落地，进一步影响全球手机行业的标准，改变产业格局。目前，vivo累计申请了2000多项5G发明专利，向3GPP标准化组织提交5G提案超过3000篇。贡献度决定了话语权，vivo在全球市场得以和它的国际同行分庭抗礼。

回归到产品本身，你会发现，vivo式的中国创新并没有“发明”太多新概念，而是以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深刻的消费者洞察，为3亿多用户提升各个关键节点的产品体验。以5G智慧旗舰NEX 3来说，为了实现“无界”的视屏效果，NEX 3手机采用了一块屏占比高达99.6%的瀑布屏，而为了解决全面屏带来的元器件难题，vivo采用了升降式摄像头与隐藏压感键，兼顾美感与实用。

对vivo来说，创新不是为了炫技，寻找贴近用户的底层需求，以提升科技、制造与美学水平的方式去实现需求，才是正道所在。

因此，未来无边界，则创新不受限。归根结底，产品是品牌理念的载体，NEX 3对用户体验的至臻追求，也是在传递一种不断突破、心不设界、永不停止前进的精神。

而具有同样精神内核的人们终究会以各种方式找到彼此，未来既充满可能，又尽在掌控，时代风潮瞬息万变，这正是机遇与挑战之所在，NEX系列的消费者大多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引领者与创造者，NEX 3希望通过为这些消费者提供更加高效智能的产品与服务，陪伴他们穿越人生每一个跌宕起伏的周期。

作为一个贴近消费者的手机品牌，vivo相信相信时间会赋予创新者更大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罗振宇《时间的朋友》选择vivo作为20年合作伙伴的原因。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市场里，20年足以历经一个兴衰交替的完整周期，vivo对彼此穿越周期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做一件有价值的事，一直做，时间会给予最好的回报。

这也是每个尝试以创新驱动的品牌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在整个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时期，创新力会成为世界的分野，掌握了科技创新话语权的企业将逐渐攀上价值链的顶端，分食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的新红利，而平庸之辈或许就此衰微。

“直面挑战，躬身入局”，罗振宇的跨年演讲，与其说他提供了一个新答案，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每个个体所面对的“创新基本盘”是截然不同的，这正是创新的迷人之处。

未来无界，创新无界，即便不复制美国模式，我们的创新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