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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8 09:54
从糖岛到硅岛:台湾科技产业是如何起飞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IPharos月光社(AI-Pharos),作者:杨健楷,Photo by Joel Fulgencio on Unsplash                                                                                                


两百万人到了台湾岛。国民党从海峡的对岸运来了大量的黄金,但在这个逼仄的小岛上,问题一触即发。


迁台后的国民党,在金门和马岛陈布兵马,严加操练,军费居高不下,美国的金援大部分都花在了这个地方。


台湾岛上仅有非常初级的工业基础,除了蔗糖富余以供出口换汇,水泥这类基本的工业品尚不足以自给自足。当局设定了多达几百种汇率,一一对应各种进口货品,对于投机者而言是绝好的土壤。


经济问题很严重。


蒋家到了台湾,蒋经国接管了军队和情报机关。在这个有六百万本地人的地方,国民党严密防范着外部的渗透与颠覆,成千上万的人被抓进监狱,或者一待就是二十年,或者立马枪决。安全问题如此要紧,财经问题相形之下显得没那么重要。蒋介石把财经大权交给了他非常信任的副手:陈诚。


陈诚迅速推进了土改。为了争取这个岛上人数最多群体的支持,国民党以土地实物债券和四大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换取地主手中的土地,好让“耕者有其田”。10万个出让土地的地主里面,有99%的人都把股票以七八折的代价卖给了台湾的五大家族。


短期的经济提振,显然无法应付繁复的目标。通货膨胀长期存在,导致生产能力无法赚取足够的外汇,以同时支付昂贵的军队和人民的物质需求。庞大的公营事业、来自大陆的资本家和本地的资本家共同垄断着岛内的经济,但他们对于解决官方的赤字问题缺乏兴趣和动力。


凯恩斯的信徒马上就要迎来挑战。一群新的经济与技术官僚,准备开出自己的药方了。


选定的赢家与败家


三民主义要求“节制资本”,官方控制产业以不致贫富失调。从大陆迁来的经济官员,相当一部分继承了三民主义的这种规训,对于市场经济改革抱有相当的疑虑。


美国人拿着美元要求经济改革。汇率需要趋向自由化,民营企业部门需要得到鼓励以振兴出口,如果上述改革没有实现,美国人的援助就会停止,军费也便没了着落,这是最致命的威胁。


来自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教授,改变了经济官僚的想法。从50年代初开始,陈诚手下掌握经济实权、且备受蒋家信赖的经济强人尹仲荣,开始频频向他身边的经济高参请教,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好汇率、财政、贸易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从1953年开始,尹仲荣就赞成私营经济,并主张扶持那些弱小的民营企业。他认识到,台湾经济需要通过信贷、外汇资源分配来达成“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在当时十分大胆。但在保守派经济官僚环绕的情况下,改革无以施展。


改革的斗争是激烈的。


尹仲荣强势、傲慢,说话又咄咄逼人。对于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记者们当然喜爱。他的金句被当场记录并被报刊原文发行,为了得到更多的机智评论,一些记者甚至当场激怒他。但这也让很多被硬刚的人难以接受他的经济思想,许多“立法委员”经常威胁要他下台,他的回应总是:我准备随时下台。


一语成谶,反对派在1955年以贪污检举,他真下台了。


三民主义“节制资本”的训导,对于改革派就像一个紧箍咒,对于保守派就像一件护身符,没有老蒋发话,谁也没有对这一训导的最高解释权。


1957年,来自美国的压力日大,尹仲荣洗刷了罪名,被复职,但其硬刚风格不改。尹的朋友告诫他“不要太锋芒毕露”。尹的另一位同僚“好好先生”严家淦,则忙着帮他擦屁股。


严家淦处事中庸,忠诚任事,为蒋家所重。但凡尹仲荣有什么惊天的言论与改革思想,他总是以温和的语言转述给老蒋和陈诚。当老蒋知道,原来经济改革能够多挣外汇,军费还照样维持,改革计划终于得到了允许。


改革派小心翼翼地推进经济改革。


在承接针对塑料行业的美援时,国民党支持的权贵资本一开始是应标者,但经考察投资规模太小以致无法盈利后,权贵资本中途退出。


尹仲荣让台湾银行查一下有钱的储户,存款800万的大米商人王永庆被选中了。尽管下面的主事官员不满于这个百万富翁对塑料行业的一无所知,但出于公心,还是将这个项目交给了王永庆。这当然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主事的改革派官员被控贪污罪辞职,但传奇的台塑公司在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大赢家。


无名之辈成了大赢家,破坏经济改革大计的权贵资本则被挑下马。


1960年,得到陈诚背书的台湾第五大民营企业——唐荣钢铁公司——爆发了财务危机。一众官营银行被指示向这家“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放贷1.2亿台币。银行调查了财务状况,他们决定撤回之前拟定的贷款协议。因为,银行发现,这个烫手山芋在一年之间的债务增加了15亿,该公司光在台北高雄两地就欠了4000个私人债主将近3亿台币,而债主中又有很多国民党高官。


面对这样一家玩脱的“事实上的银行”,尹仲荣主张下调付给民间债权人的利率,从而降低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成本,并吸引更多人把钱储蓄在银行,最终实现抑制通胀、扶持民营企业的目的。


唐荣公司的老板和背后有权势的债主,当然无法理解尹仲荣的意图,他们搬来了陈诚这个大救兵。银行按照尹仲荣的意思开出了七项条件,但唐荣拒绝了。


这下炸锅了。尹仲荣在“立法院”质询中向委员们通报了唐荣拒绝债务重组提议,并公布了交易细节。一时之间,唐荣公司就像被挤兑的银行,摇摇欲坠。最终,唐荣不得不接受“行政院”的指导运营,创始家族的私产被悉数收作公司财产以备兑付,公司允诺的利率也相应下调。


此时,台湾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经济建设要用钱,没人往银行里存是个大问题;同时,出口赚汇需要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而他们则是面临着极高的民间借贷利率,畸高的资金成本阻碍了更多贸易的发生。


借唐荣公司之命,尹仲荣一箭双雕,为台湾经济转向出口奠定了基础。


转型难题


陈诚走了,“老蒋”终于也还是老了。


1969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在管了二十年情报、安全与军队后,蒋经国将手伸向了经济领域。


在“小蒋”全面掌握权力之际,中美外交开始破冰。与此同时,石油危机席卷全球,西方世界面临经济滞涨。


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个岛屿开始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廉价的劳力、勤劳的人民、出口导向的自由贸易,使出口占据了台湾GDP约一半的份额。但岛内的公营事业与大型民营企业牢牢垄断着内部的市场,对出口缺乏强烈的动力。面临剧增的油价与物价,贸易红利显得脆弱。


经济的未来在哪里?台湾地区先于大陆遭遇了经济改革的转型难题。


邓小平在苏联留学的同学蒋经国,表现出了与前者同样的变通。蒋经国推出了耗资50亿美元的“十项建设”,囊括了铁路电气化、机场与港口等多个重大项目。这标志着国民党到台湾以来对经济的首次大规模干预。在维持自由贸易的同时,小蒋仿效日本通产省,成立了“经济设计委员会”,以总调规划经济建设项目。


在经济领域,“财政部长”李国鼎、“经济部长”孙运璿是蒋经国的左膀右臂。两人在财经、工业系统浸润多年,是工程师出身的经济技术官僚。


李国鼎起于陈诚主政财经事务的时代,早在50年代就成为财经系统中的佼佼者,亲身经历了台湾经济政策由“出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折时刻。孙运璿受老蒋所托,把他亲孙子安排在电厂工作,与蒋家逐步建立了信任。


干练的经济技术官僚,很快就把眼光聚焦到了当时刚兴起的半导体产业。


1973年,在“立法院”反对派发出的“加拿大、英国都失败,我们怎么能够成功”的论调中,孙运璿主导建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在芯片项目上一出手,就是四亿新台币。如此大一笔巨款,惹人眼红,为了保护工研院免于外界的政治排挤,孙运璿把工研院放到了“经济部”下面。


发展一个芯片产业,官方的信任比创新精神还要重要么?


“经济技术官僚”的接力赛


无论是东亚,还是西方经济体,答案都是肯定的。


官方信任为最高优先级,对于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人来说,是令人困惑的。但只要看到,日本以“护送船队”的方式,为几大财阀发展科技实力提供政策窗口指引、信贷激励,美国为重新赢得对日的芯片优势,在官方层面组织大型研究计划,我们就知道,在科技树的最顶端,官方信任是先决条件。


这种官方信任不仅体现在一个经济体系的内部。后发者要追赶,离不开畅通的科技交流。


官方积极寻求来自美国科技公司的技术转移。曾就任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华人工程师潘文渊,给蒋经国和一众官僚讲,台湾究竟应该怎么进行产业升级。除此之外,来自贝尔实验室、德州仪器和IBM的研究人员与高管组成了技术咨询委员会,为当局出谋划策。


酝酿了十年,“经济部”想拉民营大企业入伙,一起投资建立一家半导体公司:联华电子。


但是民营企业对于高科技并不感冒。长期研究台湾经济的大陆学者巫永平甚至认为,台湾的民营部门缺乏企业家精神。因为风险太高,台湾地区的民营大企业规模比起韩、日两国要远为小,民营企业家在半导体产业起步之初极度缺乏承担风险的意愿。最后,当局不得不动用政治影响力“逼迫”几家民营企业认购了30%的股份,民营部门不愿认购太多,工研院自掏腰包分担了一部分。


涉及到高风险的科技产业,还是得公共部门来当开路先锋。在台湾的芯片大业中,官方既是一个发起者,也是一个企业家,虽然官方一度想让渡与私营部门占优的股份,但民营企业家并不领情。


问题在于,官方并不总能充当高科技产业“正外部性”的发起者与维持者。官方资助科技事业,很难在一个领域从一而终地投以大注,如果没有成效或者人去政息,倡议一方便失去了合法性,资金预算就会被挤压。


掌握实权的贤明经济技术官僚,对于高科技产业发挥着核心影响。在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逐渐历练成为有经验的经济官僚,抑或经济官僚逐渐懂得如何搞技术工业,最后,两者往往融合成为“经济技术官僚”。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幸运在于,多个受蒋经国信任支持的经济技术官僚像参加接力赛一样,陪伴这个产业最终实现了良性的公司化运作。


1984年,孙运璿去职“行政院长”,保守派俞国华上任,对半导体之支持不如以往。


李国鼎在这时为台湾的芯片产业担任起了领路人的角色。从“财政部长”位子上退下来后,李被蒋经国委任为国务委员,专门负责科技业。


李直言不讳,性格强势,风评很好。因为在“财政部长”任上坚持盐税废除之后应提高盐价,李引发了蒋经国的不满,转而辞职。但幸运的是,因与小蒋没了权力上的争执,李国鼎反而更受蒋的信任,可以在科技业施展拳脚。


1986年,李国鼎最终成功劝说“行政院长”支持成立台积电公司。官方往这家公司投了一亿美元,占股48.3%。为了免于专利诉讼以及寻求技术支持,飞利浦被引入股东名单,占股约四分之一。其他股东是零零散散的民营企业,事业开始之时受当局扶持的台塑集团还被迫认购了一些台积电股份,但很快就卖掉了,可见高科技公司之烫手。


有了钱,还得有合适的人选。李国鼎从美国挖来前德州仪器的高管张忠谋,先是在工研院和联电任职,台积电成立后转任于此。


美国华人回台发展芯片,在那个时候前景还不明朗。好在官方提供了发挥空间较大的用武之地,工研院、联电、台积电均不受官方繁文缛节拘束,并且参与创业的员工给予了可观的股权分配。大批有才干的华人工程师选择回岛,他们带来最新的技术与更国际化的视野,为官方设立的高科技公司贡献力量。他们或许待个三年五载就会离开,但没关系,技术扩散的目的只有那些走出去创业的人才能达成。


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上,当局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产业策略。国民党刚到台湾时,制糖业、纺织业大多为官营,在随后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时,国民党设立了一批公营事业单位,或依靠亲近的大陆资本家和台湾本地资本家,从中“挑选赢家”,给予美援与信贷支持。


对于全新的高科技产业,当局给予了不小的激励。官方在1980年建立了新竹科技园,园内企业享有从税收减免、低利率信贷到风险投资等各项优惠。这些举措有力地吸引了留美的青年才俊,他们纷纷回台,在官方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的鼓励下,台湾人准备好了跑在日本人之前争夺信息时代的全球市场。


公平的赛马


在官方的示范下,宏基等企业开始前赴后涌地参与高科技产业。在这个新型产业,无论是土著的民营企业,美国风投支持的海归,还是官方承办的企业,都享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但是,大型的民营企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十分保守。直到台积电开始赚大钱,民营企业巨头台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为什么台湾的大企业一开始缺席了后来堪比挖矿的晶圆代工业,甚至整个计算机产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出钱搞研发的,可能到头来给别人发明了一个好东西。考虑到台塑在传统的石化产业浸淫已久,更不适应、也不明白高科技工业的产业规律。


而那些清廉能干的“经济技术官僚”也明白,半导体的未来在海外留学生和海外科技产业人士的身上。只有凭借这些最优秀的智力资源,官方花大价钱搞的工业研究才不会白费,经济结构转型才有未来。


彼时,年轻的台湾芯片公司野蛮生长,站在两个时代的交界处。他们将要跨海横洋,碰撞全世界。


参考资料:

1. 《谁创造的经济奇迹》,巫永平,2017,三联书店

2. 《蒋经国传》,陶涵,201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IPharos月光社(AI-Pharos),作者:杨健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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