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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6 20:33

“还我妈生鼻”大火:是声讨维权还是网民狂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 (ID:pku_csmr),作者:周雨天,编辑:小鱼,题图来源:AI生成

文章摘要
“还我妈生鼻”事件展示了互联网维权的利弊与娱乐化趋势。

• 🎥 视觉听觉结合吸引关注

• 📍 媒介朝觐引发代打卡服务

• 🎤 网民狂欢掩盖维权本质

近期,#还我妈生鼻#大火,事件的起源是网红秦新宇在抖音发布在欧雅美容医院门前讲述整容失败经历的视频,并在直播时配合毒性的印度音乐,用尖锐的声音大喊“还我妈生鼻”,甚至在网易云音乐平台发布了AI制作歌曲《还我妈生鼻》。


在和机构尝试沟通数月无果后,秦新宇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试图通过互联网为自己维权。


一、跨媒介叙事: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渲染


在维权过程中,秦新宇作为一名互联网工作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网感,在直播中配合夸张的舞蹈动作、面部表情和魔性的印度歌曲,在歌曲间隙卡点愤怒得发疯大喊“还我妈生鼻”。


现代工业社会形成以影像为中心的景观格局,视觉作为主宰感觉引导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交往实践不断视象化。海德格尔宣告图像世界的到来,认为世界是作为图景存在的。在手机小屏界面中,秦新宇被整坏的“妈生鼻”在丰富的面部表情中被放大了,从而获取了网友的注意力资源。


然而视觉主导诱发了“感官失衡”,人们的听觉能力被严重钝化和遮蔽。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就察觉到这一趋势,他将电子传播时代称为“重回听觉”时代,并预言人们在这个时代会经历从“眼睛”到“耳朵”的过渡,即听觉空间的回归。


声音借助具有共时性、互动性和社交性的网络直播,以一种混搭的方式融入新媒体平台,引起人们对“声音社交”的关注。音频直播作为声音与直播的结合物,融入了社交理念,是理解“声音社交”的独特视角。极其洗脑、鼓点密集、节奏极快的印度歌曲和秦新宇较为尖锐的大喝声,再辅之于“还我妈生鼻”这样简单有力的口号,迅速调动了网民的情绪,不仅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整形失败后消费者维权”这一事件上,也为秦新宇本人收割了大量流量和关注者。


秦新宇本人用AI创作并发布的歌曲《还我妈生鼻》也在网易云平台上线,并被网友二创出了R&B、Rap等版本,同时成为抖音大热的视频BGM。而反击曲《不还妈生鼻(那咋了)》也很快上线,创作者署名为“50块请来的”,旋律有些R&B曲风,被网友调侃为R&鼻。争论和骂战已经从视频、文字媒介进入了声音媒介,借助声音社交的优势,引发大众参与的狂欢。然而,旋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内容,魔性的音乐改编将真正有意义的交流和对话口号化。


《还我妈生鼻》火了,但参与传播和二创的人中,有多少真正关心歌词中隐含的痛苦,又有多少关心这一消费者维权事件应有的处理措施,大部分人只是通过AI换脸顶着刘梓晨的“蛇精脸”,对着口型唱着“还我妈生鼻”,来分一杯流量的羹,这一传播行为虽然扩大了这一事件本身的声量,但无疑也是另一种对苦难的娱乐化和消费。



二、媒介朝觐:对媒介内景观的追逐


这一事件大热后,一个新的有偿服务浮出水面:“带id代打卡”。抖音一条带id打卡欧雅美容机构的视频获赞上万,在巨大的流量和曝光度面前,越来越多人囿于现实的地理距离,选择转向代打卡服务,进一步导致了互联网诈骗。一个美容机构的实地背景就可以收割如此多的流量,回望之前的成都迪士尼事件,媒介里的空间不断被赋予高于现实的地位。



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把“朝觐”视作一种“象征性旅行”,并且带有强烈的仪式感和参与性。英国传播学学者库尔德里在特纳的基础上把“朝觐”引入媒介仪式中,创造出了“媒介朝觐”这一概念,特指到媒介叙事中重要的地点旅行。


现实世界被媒介分为了“媒介里”和“媒介外”,而随着媒介对人类生活持续性的渗透,人们对实地的空间注意力逐步被媒介空间所替代,实地空间的体验由实境转向虚境,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呈现出“媒介里”高于“媒介外”的趋势,而媒介朝觐实现了从“媒介外”向“媒介里”的边界跨越,游客由此产生进入媒介地点的满足感。


万物皆媒的前提下,地点本身也成为一种媒介化的符号,要深究其意义,不一定能深究出个所以然,但是它作为承载了大众娱乐和参与需求的媒介符号,是最好的传播对象,也是大众对医疗行业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的最佳载体。


三、“还我妈生鼻”的变形:文本盗猎和延伸迁移


亨利·詹金斯在1992年出版了《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不同于当时将粉丝看作“文化白痴”的主流学术看法,他借用了米歇尔·德塞杜“文本盗猎者”的概念——将粉丝视作积极挪用文本,并以不同目的重读文本的读者,把观看电视的经历转化为一种丰富复杂的参与性文化的观众。


在亨利·詹金斯看来,德塞都的“盗猎”比喻,将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电视时期的粉丝盗猎争夺的是挪用电视剧的权力与原文本的再创造权力,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与电视剧紧密联系开展批评与解读实践,这种解读模式远远超越电视文本本身,并创造出比原影视文本更丰富、更复杂、更有趣的元文本。


而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提出术语“延伸迁移”,用它指代这样的精神活动:延伸的产物与被延伸的过程混为一谈,或延伸的产物取代被延伸的过程。


微博“还我妈生鼻”的词条下,许多热门内容是关于韩娱的,常见的话语模式是“xxx公司,还xxx妈生鼻”,被粉丝用于指控某些娱乐经纪公司滥用整形,使艺人形象下行。除了饭圈的文本盗猎,该词条下还涉及考试、爱豆公演舞台等内容,可见这一元文本已经脱离了原先的语境,进入了全新的语境,被不同圈层的参与者建构出了新的内涵。


“还我妈生鼻”这一口号作为语言的创造物,出于维权的目的被创造,重要的其实是其目的和创造的过程中蕴含的抵抗,是医美行业中许许多多维权者的漫漫维权之路,然而延伸发生了迁移,在狂热的模仿和二创中,过程被忽视,目的被扭曲,抵抗意义被消磨,最后留下的只有一个万能的口号,和一阵网民的狂欢。



四、不确定的可见性:互联网维权是末路吗?


前不久有人大女博士王迪通过微博曝光人大博士生导师性骚扰,并在留言区表示希望大家多多转发,要是没有热度就完蛋了。而如今又有秦新宇与美容机构沟通六个月未果,最终通过抖音维权。互联网维权不仅体现新媒体对公众的赋权和草根话语的跃升,也表明了现实维权渠道的阻塞


2012年至2021年十年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从298亿元飞速增长到2274亿元,预计到2028年,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5071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2015至2020年间医美整形投诉数量总计高达28496起。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统计平均一年有20000起由于医疗美容导致毁容的投诉记录,平均每年黑医美致残致死人数大约为100,000人。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显示,8.6%的医美用户有投诉医美机构的意向,但只有0.7%的医美用户最终成功投诉。


在漫长艰难的维权道路上,面对医美失败举证不易、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医美机构推卸责任、黑医美横行等诸多维权困境,医美失败的维权者往往只能以“闹事”的方式抗争,维权成功难如登天。


而互联网维权有诸多成功先例在前,一旦取得一定声量,就有可能通过舆论压力或媒体和官方机构的介入来影响涉事主体,从而实现自己的诉求。


根据汤普森的界定,“可见”意味着“什么能被看见,什么能在视野中被感知”,不可见则意味着被隐匿。根据Treem等人的分析,传播可见性包括三个维度:行动者的行动(如向媒体投书、在网上发帖)、观察者的行动(如浏览媒体报道、点击网络帖子、参加讨论,或视而不见、沉默),以及传播发生的社会-物质情境(如媒体属性、平台、算法等)。数字平台大多以“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为最终的运营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算法和算力被置于生产力的核心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算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网络效应,让人们在平台上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


人大女博士王迪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逻辑清晰、证据严明的PPT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话题涉及当今社会极其关注的性骚扰、女性主义;秦新宇的短视频节奏快、内容好笑、易于传播,引起了许多有类似维权经历的网友的共情,两者都顺应了平台算法的推荐逻辑。


我们经常可以在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看到人们在求助者发布的帖子下评论无意义的内容和不相关的广泛话题,网民企图顺应平台逻辑,通过点赞、评论和扩大算法推荐范围,提高该求助贴的可见性,这也充分体现了公众并非媒介的消极使用者,而是主动利用媒介逻辑的抵抗者。然而,还有大量企图通过互联网维权的人,因为不符合平台的情境,而几乎没有获得可见性。


此外,互联网维权也许有效,但是副作用也很大。人大女博士王迪将自己的经历曝光在公众视野下,使公共领域进一步侵吞了她的私人领域,另有网络舆论表示录音中王迪的声音分明是在勾引导师,“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该事件得到妥善处置后,王迪已注销微博,避免网友的非理性恶评带来的二次伤害。而秦新宇事件在激起网民情绪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部分网民开始网暴机构工作人员,无差别攻击和医美行业相关的机构和品牌。


事件发酵一段时间后,秦新宇也在抖音发布了一条视频,在视频中,他说道作为互联网工作者,因为长期沟通无果,才希望通过互联网维权,很抱歉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并呼吁网友们不要对无辜的人进行网络暴力。将严肃的维权事件娱乐化有利有弊,顺应平台逻辑提高可见性是真,易引起大众非理性的对立情绪也是真,娱乐化始于秦新宇,却无法轻易终止,最终娱乐的火烧到了无辜的人身上。秦新宇或许也没有预见到事态会发展至此,网友和舆论是不可控的,而事件本身早已不是网友关注点的中心,事件能否通过正当渠道被解决,也仍是个未知数。


“还我妈生鼻”延伸出的诸多“还我xxx”正显示出公众对许多现象的不满情绪。而互联网维权因平台情境限制、网络舆论影响范围大、不稳定性大、娱乐化趋势严重等问题,仍不能算最佳的维权途径。要让互联网不至于成为维权的末路,一方面,我们应该回到现实,监督维权渠道的疏通和管理的改进;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普通人发声的渠道,始终是维权的有效途径之一。网民所能做的,即不要娱乐化和消费苦难,不要泛化事件本身的内涵,娱乐或许作为大众情绪的出口,是不可避免之势,但娱乐不应该超越严肃事件本身,成为伤害他人的借口。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62.

[2]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7.

[4]方豪杰,晏青.声音隐喻与社交圈层:音乐直播的声音美学与在线社交[J].中国广播,2021(03).

[5]赵红勋,刘秀娟.表征、逻辑与隐忧:听觉回归下音频直播的声音社交[J].青年记者,2023,(12):39-41.

[6]段训梁,祝东.媒介仪式中的网红地旅游打卡与纠偏策略[J].青年记者,2023,(14):70-72.

[7]姬德强.跨文化传播的平台化转向:一种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J].跨文化传播研究,2021,(01):51-65.

[8]胡翼青,王沐之.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J].新闻记者,2022,(04):8-19.

[9]《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

[10]千亿市场背后的医美维权困境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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