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疫情与农民卫生习惯中口水的故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李婷

这是行业研习社的第3篇回乡记。上一篇，《回乡记：疫情下的闽南农村》，讨论了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对一个闽南农村生活秩序的影响。本期回乡记，关注的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的背景下，农民在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使用口水的卫生问题。为什么农民尤其是菜农频繁使用口水？口水的使用折射出什么样的生产和生活结构变迁？在疫情面前，如何重塑农民的卫生习惯？且听社长分解。

返乡之后，在和长辈打牌或者看长辈们打牌时，我们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会将口水涂在手上，以便于整理纸牌。在新型肺炎疫情爆发的当下，大家对这一行为变得十分敏感，才开始对这一无意识行为进行“重点关注”。

1. 为什么农民要使用口水？

口水作为一种工具，长期为农民所使用。比如在长时间使用刀或者锄头之后，农民就会发现手心比较干燥，比较热，比较滑，涂点口水在手心，可以增加摩擦。其原理是人的皮肤最外面有一层角质层，角质层吸收适量液体后会膨胀，表面变得粗糙，增大了皮肤与手握的物体之间的摩擦，使手更容易抓牢物体。在数钞票尤其是新钞票的时候，农民也会使用口水来增加摩擦力。在较为少数的情况下，口水被农民用于“治疗”，比如被蚊子咬了之后，农民会将口水涂在被叮咬处，据说能够达到止痒的效果；口水还被用于“攻击”，比如“唾弃”他人。

机械化的发展，农民长时间使用刀或者锄头的机会减少，网上支付下沉到农村，止痒药物的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增强，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卫生观念的改变，这些因素使农民减少了使用口水的频率。但是，我们发现一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手掌起茧，且不怎么上牌桌的农民，依然在使用口水打牌。这一点，在从事蔬菜种植行业的农民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民的闲暇时间较少，没有什么时间打牌，不习惯打牌。如果不是因为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年后蔬菜批发价格不理想，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民几乎每天（除了大年初一以外）都要参与农业生产，时间长达八个小时。而从事蔬菜种植的女性除了要参与农业生产以外，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完成家务劳动，宗族型地区的女性还要用很多时间上香拜神，几乎没有时间打牌。正是由于没有时间打牌，不习惯打牌，打牌的时候难免比别人慢一些，慌张一些，他们情急之下难免会用口水来提升自己打牌的速度。

和出牌很快的年轻一代打牌时，尤其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和很少回家的年轻人打牌，是一种十分愉悦的体验。但是年轻人有意无意透露出的不耐烦，加重了他们的心急，导致他们变得更加慌乱，无形中提高了他们使用口水的频率。

其二，蔬菜种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菜农的双手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程度十分有限。大部分菜农的手都比较“难看”，掌心起茧严重，掌背龟裂。掌心起茧主要是因为长期使用锄头和割菜刀这一类工具导致的；掌背龟裂则因为长期风吹日晒和洗菜。

与大田作物不同，在大部分地区农村，蔬菜种植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一方面是因为，蔬菜种植的规模相对较小，使用机械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蔬菜价格涨幅较大，增加了蔬菜种植的风险，菜农往往会通过种植多种蔬菜分摊风险，这同样会增加机械化的难度。除了松土和灌溉环节能够部分地使用小型机械以外，大部分环节只能依靠菜农的双手完成。

这不仅增加了菜农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口水的频率，也增加了他们将这一无意识行为带入到打牌活动中的频率。不仅如此，他们的手起了茧（起茧之后，手容易干，容易滑），也使得他们不得不使用口水。在新年，家里总是会备上一大盒扑克牌（一打），打牌时也总是使用新的扑克牌，新的扑克牌更加光滑，不同扑克牌黏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这又在无形中增加了菜农们打牌的难度和使用口水的频率。因此，他们会希望用旧的扑克牌，并在打牌过程中较为小心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年轻人往往会因为卫生问题更倾向于用新牌并拒绝这样的建议。无奈，菜农们只能借助口水打新牌，新的卫生问题也被“制造”出来。

2. 现代化与口水使用的变迁

现代化与口水使用的变迁在村农民拥有自己的一套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在村农民来说，使用口水，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使用口水作为其生产和生活中的一部分，不仅不是问题，甚至为其生产、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一般而言，农民一般不会介意自己的口水，也不介意和自己打牌的人使用口水。不仅是因为使用口水十分便利，已经成为农民的习惯，农民并不觉得口水不卫生，还因为农民的牌友十分固定，他们也会尽量避免和有疾病的人成为牌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在村农民来说，使用口水会成为问题？节庆时，在城市接受了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农民工返乡之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遭遇旧的生产、生活方式，难免会引发彼此对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在时间较长，返乡人数较多的春节时，尤其如此。

为了庆祝新年，大量返乡人员带着现代化的气息和观念，同时裹挟着一系列对于在村农民来说陌生的细菌，甚至是病毒，回到农村。在村农民不仅会因为新年的到来，为“讨好”长期在外的子代展示自己的现代化程度，进而主动对既有的生产、生活秩序进行重组，还因为新的观念和新的病毒加入而被动地重组自己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这一背景下，在村农民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包括使用口水这一行为。在新型肺炎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使用口水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结果，农民更加主动、也更加被动的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尤其是使用口水这一行为。

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在疫情爆发之前，使用口水这一习惯就已经遭遇过一些质疑，比如子代和父代在共同抚养孙代时，父代用自己的嘴切割食物以方便孙代食用，或者用嘴试探食物温度，就会被子代指责。这一类问题几乎是每个农民家庭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遭遇的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子代对于父代使用口水这一习惯的包容度降低，不仅是因为子代的卫生观念更为现代化，还因为子代和父代不再那么亲密了。在对方不存在传染疾病的前提下，对于对方口水是否介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在农民生产和生活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两代人之间互助整体性减少，两代人生产、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大，再加上长期分居两地，父代作为子代自己人的内涵逐渐变得稀薄，这使得彼此的亲密程度逐渐下降，子代对父代口水的包容度降低。

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相比于和自己更为亲密的爱人、孩子，子代更“嫌弃”父代的口水。而且生疏程度越高，就越嫌弃。另一方面，两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卫生观念不同，引发代际冲突，同样会使在村农民或者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开始反思自己的各种习惯。一方表示嫌弃，一方主动反思，使用口水便成为了问题。

除此之外，公共卫生知识的输入与学习，在村农民逐渐了解了唾液和疾病传播之间的关联之后，也会促使他们主动反思和改变使用口水这一习惯。可见，在生产和生活中，导致农民觉得“使用口水”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 

3. 社会结构与口水使用的习惯

农民有了这样的意识，并有了改变使用口水行为的动力，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要改变这一行为，困难重重。在打牌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使用口水，农民会在桌角放一点打湿的纸巾，将其作为口水的替代物。但是对于农民来说，一边要思考怎么打牌，一边要克服这种已经变为习惯的行为，难度确实不小。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疫情过后，农民在打牌时，或者在其他生产、生活活动中还会不会继续使用口水？

从农民既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看，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农民很难改变这一习惯。农民的行为方式大多与既有的生产、生活秩序嵌套在一起，作为生产、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存在。在生产、生活方式不改变的情况下，农民想要改变某种行为十分艰难。一方面，既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个体很难打破结构的约束。从生产方式来看，对于菜农来说，在具有摩擦力的工具和使用起来十分便捷的手套能够普遍使用之后，或许这一问题会自然而然的消失。在此之前，解决这一问题依然有难度。

在生活方式上，要改变使用口水的习惯同样困难。农民生活在熟人社会，而不是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人们因为生疏而十分介意他人的行为，比如在打牌时使用口水，同一个餐桌吃饭时不使用公筷等行为。这是人们因为信息不对称的正常反应。不仅如此，在陌生人社会，人们又会因为介意他人的口水，而变得愈发生疏。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正好相反，人们因为熟悉而不那么介意他人的口水，因为不介意，彼此也变得更加亲密，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熟悉。

不介意自己或者他人在交往过程中使用口水，往往与熟人社会的规则更加匹配。熟人社会逐渐解体，似乎给了农民以改变行为方式的空间。问题是对于大多数在村农民而言，他们依然要依赖熟人社会生活，甚至在生产过程中也要依赖熟人社会的力量，他们依然有很强的动力以熟人社会维系者的身份来行动。

在家庭内部，在改变父代行为习惯方面，子代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但是子代的参与往往是阶段性的、间歇性的。当抚养孙代的家庭任务到来时，节庆时，父代与子代不得不同住一个屋檐下时，在父代的行为对自己的生产、生活秩序产生冲击时，子代才有积极性引导父代改变其行为方式。在抚养任务完成之后，节庆结束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生产、生活地的时候，子代的积极性便会下降。

而不合理习惯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打破既有习惯，建立新习惯的过程，需要个体不断对既有习惯进行反思，甚至进行抗争。阶段性和间歇性的方式往往很难起作用。在很多时候，子代改变父代行为方式的动力往往比较功利，而且往往是以小家庭的发展为中心，希望父代以最快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改造自己，以适应子代小家庭发展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方式不当，言语和行为过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也不利于父代改变不好的行为习惯。

除了方式不当，子代也面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在城市化的竞争中，农二代在城市立足的压力极大，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耐心地引导父代改变不合理的习惯。不仅如此，在代际之间权力关系仍处于博弈状态时，子代权威和能力不足，父代往往不会听从子代的建议。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并无意与父代一起进行现代化，其自身存在大量行为和观念问题，对父代的一些不合理行为也置之不理。这样看来，靠子代来改变父代一些不合理习惯也具有难度。农民还需要援引更多的力量和支持。

在个体农民依靠自身及其家庭的力量难以改变既有行为习惯的时候，国家和集体应该成为推动农民改变行为方式的重要力量。在集体化时期，爱国卫生运动及移风易俗在国家和集体的组织、引导下才得以展开。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和乡村基层组织也依然是引导农民改善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的重要力量。

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和农村基层组织过度行政化等一系列变革，使得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村集体的组织能力弱化。国家难以依靠集体的力量了解农民的真正需要，并找到适合不同地区农民的方式。这使得国家要么难以制定有效的政策，要么在推动相关政策时，受困于乡村基层组织不作为，无力作为或者乱作为等现象。重塑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村集体的组织能力，尤为关键。

4. 在非常态中将问题常态化

一些突发事件的到来，会促使我们对很多常态进行非常态化地思考。但是在非常态下，我们也要使一些突发问题的讨论回归常态。疫情的到来，要求我们正视农民的一些行为习惯，比如用口水打牌的行为，加强了我们改变现状的动力，因此成为了我们改变现状的重要契机。但是即使面对突发事件，我们也不能跳脱出既有现实基础来讨论问题，要避免采用过于极端的方式，矫枉过正。

面对农民用“口水”打牌这一问题，我们既要在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同样也要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既有生产、生活秩序，在农民家庭的代际关系，在农村既有的治理秩序的现实中思考这一问题，使其成为探索疫情防控方案的切入点，成为反思农村移风易俗、农民生活治理、农民现代化症结的切入点。

兼顾疫情爆发时的非常态和疫情爆发前或结束后的常态，应该是我们应对疫情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对突发性问题和农村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充分把握。这样，突发性事件才会成为我们完善既有治理方式和秩序的契机。否则，经历一次突发性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只带来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甚至导致资源浪费、既有制度优势被消解等问题。

在风险逐渐高企和突发性事件发生日益频繁的当下，在网络发达使突发事件对公共治理影响逐渐增大的当下，如何基于既有的常态应对突发性事件，如何从突发性事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将突发性事件转变为完善常态治理的契机，是当前公共治理的一大挑战，也是一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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