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抗击，一则噩耗被淹没在疫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1月23日当地晚间，哈佛商学院教授，“颠覆性创新”理论创始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因癌症并发症于美国波士顿离世，享年67岁。

（照片来自网络）

他深受哈佛商学院师生爱戴，曾多次被评为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利亚（Nitin Nohria）在1月24日表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逝世令人心碎：

“整个哈佛社群都将深切缅怀他，任何接触过克莱顿的人，无一不感受到他的智慧与善良，他的遗产将长存于世，他的教学和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实践，其影响绵延数代师生。”

克里斯坦森其人

1952年4月6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个普通家庭，是虔诚的摩门教徒。1995年他首次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创新者的窘境”一文，是“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奠基之作。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索斯等全球科技巨头，均曾表示自己受到了克里斯坦森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深刻影响。

虽然如此，他多次提到很后悔提出“颠覆性创新”理论，被很多人误读。他本人其实非常看重的2012年出版的《如何衡量自己的一生》，虽然这本书影响力远不如《创新者的窘境》和《创新者的解答》。他常常向学生建议：你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设定目标。对自己目标的设定，就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过程。书中他写道：

“虽然许多人可能通过统计数据来衡量生活，例如获得奖励的数量，或银行积攒的美元等等。但我开始明白，真正影响我生活的唯一指标是我能够帮到的人，一个接一个。当我见到上帝时，我们会谈到那些因为我变得更自信，因为我而痛苦变少的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这才是衡量我生活的重要指标。”

克里斯坦森的一生命运多舛。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志向都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最后却歪打正着成了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他虽然身高2米，是牛津大学篮球队的主力，但由于家族遗传，他是I型糖尿病患者，常年靠胰岛素维生，后来又饱受中风和胰腺癌的困扰。

但他从不抱怨命运，2012年我曾亲历他的温和谦卑。他是一位“温柔的巨人”，一言一行都被善念驱动。他病体未愈，戴着胰岛素泵坚持数小时以浑厚的嗓音娓娓授课，与排成长龙的学生和听众耐心交流。合影时，身高2米的他会弯下腰，确保拍下观众满意的照片。

克里斯坦森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案例教学。他虽然成就斐然，名气很大，但他从不会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来换取所谓的成就。

咨询业流传着一则趣闻：有个哈佛MBA进了BCG，项目经理通知他星期五晚上开会，他讲没有空，经理呆了一下，要知道咨询业高薪，但是加班也是天经地义之事。经理转了圈回来问那星期六怎么样？他回答：星期六是我同家人的时间。经理翻了白眼，心想什么地方出来这么个活宝，又退了一步讲：那星期天如何？他回答：星期天是我与上帝的时间！经理彻底无语了！这人就是克里斯坦森。他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大学期间还在韩国当了三年传教士。

并未完成的“创新者处方”

作为一直和疾病斗争的人，克里斯坦森并不满足于“颠覆式创新”的理论和过去的案例，他将视线扩展到医疗保障这个极具挑战的领域。《创新者的处方》这本书就是克里斯坦森和二位合著者给医疗改革开出的药方。我2016年买了这本英文原版来读，我惊讶他居然有如此敏锐性，能够很深入地了解到包括基因科技在内的生命科技进步对于医疗的颠覆性影响。

《创新者的处方》英文版封面和封底

书中用了一节写了“The technological enablers of disruption" ，其中提及了DNA、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科技的发展对于医疗的革命性影响。由于自己深受I型糖尿病（遗传性疾病）之苦，他了解到基因检测对于精准诊断遗传性疾病的重要性，以及基于基因技术的精准诊断，将成为整个医药价值链中最有前景、最具利润潜力的一部分。

原文这样写道：“...our theories of innovation suggest that diagnosis will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parts of the value chain f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e precision diagnostics that fule the growth of precision medicine will be most profitable in the future."

令人可惜的是，在400多页的著作中，仅有30多页论述科技对于医疗的颠覆性改变，确实是不够的，尤其是关于基因科技对于精准医疗和未来健康的影响力写得篇幅太少，让我读得很不解渴。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克里斯坦森的离世，纯属巧合，但又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医疗系统需要一场颠覆式创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让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他一出生就能知道自己是遗传性糖尿病患者，及早开始合理的饮食和药物控制，也许胰腺的负荷不会那么重，胰腺癌就来得更晚一些，甚至不会发生？

假如他知道尽早利用基因诊断和影像扫描，更早的预防血管堵塞，至少尽早知道自己的血管堵塞情况，也许可以让血管斑块可逆，中风也许不会发生？

假如他不是如此虔诚的摩门教徒，是否会对自然科学多一点兴趣，对癌症这个生命进化的遗产、以及生命科学的进展更好奇一点，是否会离“我命由我不由天”更近一点点？

《创新者的处方》中文版封面

《华尔街日报》是这样形容克里斯坦森的：“他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案例教学。”似乎真谛是命中注定，他离世的同时，正在发生着一场震惊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他们仿佛在一起向我们警示：

医疗卫生系统需要一次颠覆式创新，而“创新者的处方”还远未达成共识。与SARS相隔17年后，再次爆发类似疫情，代价太沉重了。但愿我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如此代价，才醒悟过来——

原来有人早已提出了挺合适的处方，我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