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再会顺成里

2019年6月19日，我们记录了杨浦区顺成里的“散伙饭”。

那个6月末，因为动迁，文章中的各位主角搬离了顺成里，就像电影的结局，一条弄堂里生活了几十年，转眼就各奔东西。

2024年7月23日，电影有了续篇……

一

顺成里曾是杨浦区的一大片里弄房子，靠近杨浦大桥。（《再会，顺成里》）

弄堂南面的周家牌路，曾是上海知名的马路菜场。

2019年顺成里一带开始动迁，一条弄堂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各奔东西。

顺成里，2019/杨眉摄

周家牌路马路菜场，拍摄于2019年11月

5年过去了，如今原顺成里一带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高楼呼之欲出。

2024年8月，从周家牌路、临青路拍摄的杨树浦路

房子会变，人不会。7月23日，顺成里的老邻居又聚在了一起。

“正好五周年，距离阿拉拆迁辰光。”我刚坐下，68岁的石耀东就和我定位了时间。

他打开收藏在手机里的报纸版面，对应着5年前的报道图片，给我一一介绍圆台面上的人。

“闹，报纸上登出来的。格叫殷林珍，格叫小阿妹，格叫阿本。伊是伊，杨建良。”

“我记得，他穿着睡衣，guang～一下，烧出大厨的感觉。”

可能是在灶披间颠勺的画面过于深刻，我一下认出了杨建良。一桌老邻居哈哈大笑起来。

2019年，杨建良在顺成里/杨眉摄

5年后，他穿着衬衫皮鞋，比那时弄堂里的睡衣形象正式了不少。

“天热的时候，大家都短袖睏衣，到天冷，一人一套棉袄睏衣。”王海蓉总结了弄堂特色。

这样的聚会，在5年里重复上演。

7月23日的聚会定在杨浦区五角场一带的金米箩大酒店。活动内容是吃中饭、唱K、吃晚饭。

共有10个老邻居参与。年纪最大的是时阿本，81岁。年龄最小的是她的孙子，杨靖杰，16岁。

祝晨和王海蓉从宝山赶来。时阿本带着孙子，乘坐2号线转18号线转10号线，单程一个多小时从唐镇赶过来。

到跨年的时候，参与聚会的老邻居更多，多的时候会有两桌。

王海蓉张罗众人帮我回忆上一次聚会的时间。

“朋友们，阿拉平均几个号头（月）聚会一趟？上趟是3月份？”

“哦，上趟是5月4日。基本上两三个号头聚一次。”

7月23日的聚会，合照从左至右，不分前后依次为：朱凤菊、杨晓、时阿本、石耀东、薛潘琴、殷林珍、杨靖杰、王海蓉、祝晨、杨建良

杨建良回忆道：“一开始总归2桌有的，廿几个人（参加聚会），就像大浪淘沙一样的。”

主要原因是大家住得远了。“嘉定的、松江的、美兰湖的、淀山湖的，不可能一直联系的，太远了呀。”

“还有极个别的人，因为身体原因，就没办法来了。”

二

“小姜，吃哦，放开吃。”

“小姜吃，勿要客气，随便吃，阿拉老随便的。”

大家热情地招呼着我这个外来者。

唱K的时候，害羞的我唱了一首没有调的《梦醒时分》，曲毕大家还是热情地给我鼓掌，我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是被顺成里接受的。

就像日常走街串巷，走到一个个弄堂里，我们总能被居民热情地接受，有时候还会端上来一碗吃食。我们被他们邀请进自家屋里参观过电动马桶；被邀请进家里看居住格局，爷叔给我们表演放飞鸽子；被邀请坐下喝茶，都是常有的事。

或许是弄堂的居住格局，养成了一代人的性格——自来熟，热情好客——这也许就是我们在街头总能和爷叔阿姨顺利搭讪的原因之一。

“因为建筑格式、居住环境，造就了你。”52岁的王海蓉也有这样的看法。

吃完午饭，大家有说有笑走去KTV

王海蓉和丈夫祝晨是1998年搬进顺成里的，住了21年。而她小时候住在大世界附近，直到1993年动迁。“也是这个氛围，阿拉老房子长大的，对这个氛围很熟悉的。”

这种氛围的具象表达就是天天一起吃饭。

住在顺成里的时候，王海蓉家有18平方米。后来她们把楼下也借了下来，“变成像人家小别墅一样，一门一关”。

“平常夜道吃晚饭，搭个台子，每天都有交关人待在阿拉屋里吃饭。”

“基本上（每天）待我们家聊天，蛮闹猛的，也蛮有凝聚力的。”

“现在搬脱了，居住环境肯定是改善了呀。但是少了一份这种热闹嘛。”

王海蓉一家三口现在住在宝山，80平方米。她还是会和新邻居打招呼，但不可能和新邻居天天一起吃饭了。

“有辰光你也会感慨，老房子有老房子的环境，格是公房里再怎么闹猛，也替代不了的。”

我能从饭桌上最小的16岁杨靖杰身上，看到从弄堂生长起来的小孩的特质，他不认生。和不同年龄的人聚在一起，像朋友。

“弄堂里长大的小囡，到外头放得开。像杨靖杰，像阿拉儿子也很放得开。阿拉儿子性格就蛮外向的。上到80多岁，下到能开口说话的（小孩），都能谈。”

“和生长环境搭界的，阿拉弄堂特别闹猛，串门串得老频繁的，可以讲是天天串门，没一天不串门的。所以很熟悉很熟悉，才会造成今朝格种局面，小孩看到大人，也不拘谨。”

杨靖杰是顺成里看着长大的。

“伊毛毛头（小婴儿）辰光，到阿拉屋里向来白相，睏在阿拉床上。比毛毛头大一点，自家会走动了，伊在阿拉床上大小便，我们都不在意的，所以他和我们都很亲。”杨建良说道。

三

66岁的杨建良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1个月前，聚会日期就敲定了下来。

“我1958年生的，从小养在那边，动迁是2019年，侬讲阿拉这个邻居感情多少深？”

“一旦动迁之后，再想要回到过去，是不现实的。”

在KTV包房门口，他一开口就把画面拉到了5年前。

“那个时候真开心啊。阿拉都是自发性地聚在一个台面上，你搞一个菜，我搞一个菜。”

天天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伤感的情绪要到卡车载着一家家人家搬出顺成里的时候才泛上心头。“感觉好像心里有种失落感。”

“心里这种感觉，啧，说不出来。”

“有时候心里想起来……”他有些哽咽，眼圈也有些发红。

“动迁之前老邻居天天蹲在一道，大家好像不是老当一回事体的。动迁以后，就彻底地体验到，老邻居的感情是不容易的。”

“没动迁辰光还没啥体会，因为大家整天都待在一道。一旦大家各奔前程了，侬格个区，我格个区，辰光长了，就感觉很珍惜过去，会感慨过去怎么没珍惜。”

“现在觉得想挽回，但是不大可能。”

“大家各奔前程，各个家庭距离也蛮远的。就算碰着，也是难板碰到。”

2019年拆迁前在顺成里的“百家宴”/杨眉摄

对杨建良来说，5年前的“散伙饭”不是情绪的最高点，是情绪的开始。动迁后，他还是把房子买在了杨浦区，住在中原地区。“就觉着杨浦比较熟，比较方便。”

KTV嘈杂的背景音掩盖了几分杨建良话语中的忧伤，那是一个66岁的人在回忆生活了61年的弄堂，和那之后他体会的种种差异——说话的分寸、穿衣习惯、性格变化。

在顺成里的时候，老邻居之间讲话很放得开，像我们曾经写的“海派群口发源地现场实录”，老邻居有时候会互嘲。

“讲得好听，是放得开。讲得难听，就是很随意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怕讲话稍微有点过激，老邻居不会生气，因为没到底线。”

“动迁之后，大家蹲在一道，讲话就特别要小心。”

离开弄堂的环境，离开朝夕相处的氛围，杨建良不仅感受到了讲话分寸上的细小变化，也体会到了着装上的变化——睡衣不再穿出门了。

“我们以前都是睡衣睡裤，天冷是棉衣睡衣睡裤，夏天是夏天的一套，拖鞋一穿，就这样张家走走，李家走走，互相串门。”

现在杨建良住进了新楼房，从一群人的弄堂变成了一个人住。

“（现在）我没事不会下楼。假如我下楼拿个快递，或者买点东西，下去我就会换衣服。”

如同十多年前《纽约时报》中《上海的睡衣游戏结束》的文章写道：“随着人人都搬进宽敞的现代化公寓楼，街头睡衣的景象可能会逐渐消失。”（《上海街头睡衣兴衰史》）

街头睡衣的消失，来自居住形式的变化，而居住形式的变化也影响了人们交际的方式。

在弄堂里大家习惯穿睡衣/杨眉摄

与睡衣拖鞋相配的行为是串门。

“老城区有个‘怪病’，喜欢串门。”

“天冷天热夜饭吃好了，大家碰到的话，讲讲白相相。我到侬屋里向，侬到我屋里向来，大家吹吹牛逼。夜道觉着开心的话，再吃点，就是格氛围，老闹猛的。”

可是搬到新房以后，最大尺度的邻里社交是见面打个招呼，“你好，你好，比较客套的 ”。“到了门口，门一关，大家就不搭界了。”

杨建良觉得过去的交际尺度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谁家的老人生病了，如果子女在外上班，老邻居都会去敲他家门，帮忙打120。“像我们搬到新的房子里，你在家里生了病，谁知道？”

不好的地方在人多嘴杂。

“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老城区的。再退一步讲，侬现在再叫我搬回老城区，过过去的生活，我能适应的。”

即便动迁前，杨建良家还要倒马桶，他也愿意回到过去的环境。

“因为这60多年一生过来，我就在老城区生长出来的，我哪能会不适应呢？”

如今的周家牌路，已经人去楼空

还是回到那句话，环境造就人。

于是，当环境变了之后，杨建良一开始难以适应。或许他到现在还没有适应。

当我问他：环境变了之后，你变了吗？

“我变了啊”这四个字，他重复了三次。

“我变得有点孤言寡语，不想和陌生人多说话。”

他的性格内敛了。他也观察到老邻居们的变化。

“阿拉里向交关人都变了。以前我们这里说话的人，声音都很大的，现在讲话音量都放下来了。”

“讲言话，也小心了。”

“现在碰到，大家很亲热的。有交关事情，大家会谦让的。”

四

和杨建良一样，石耀东现在下楼丢垃圾也会换一身衣服。

他专门观察过小区居民的衣着，“基本上看不到睏衣，都穿得蛮规范的。还穿睏衣睏裤的都是市中心房子拆脱买到这里来的，伊刚开始可能还穿穿，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头也不穿了。”

2019年刚动迁的时候，68岁的石耀东和朱凤菊夫妇借了周家牌路、松潘路的老房子。一年之后，借的房子也动迁了。在外又租住了3个月后，夫妻俩搬到了杨浦区长海三村。

5年里，怀着对老房子的不舍，他们专门回去看过顺成里。最近一次是今年的1月，5年前吃“散伙饭”的主会场睦邻中心、居委会、社区医院都已经成了平地，但他们原先住的周家牌路109弄还在。

石耀东拍下的老房子，左图为原睦邻中心，右图为石耀东和朱凤菊曾居住的109弄/受访者提供

原先的街区一点点清冷了下来，平凉路上的顺风大酒店客流量也变少了。

“老早顺风定座客满。（陆续动迁后）一趟我们老邻居定在顺风里吃饭，乖乖～没啥人，噶大一个大堂里就两张台子（有客人）。平凉路到黄浦江之间，基本上全都拆掉了。”

“当时拆房子辰光，我眼泪水哒哒滴，不舍得。”从小生长在顺成里的朱凤菊回忆起了5年前的场景。

“（钥匙）交掉么，人家动迁组就进来了，进来就拿嘎长的洋钉敲进去，门全部封脱。敲（榔头）的辰光，我眼泪水哒哒滴。我从小就长在格里向，我现在68岁。”

2019年搬家时的照片，车内条纹T恤的是石耀东，白色衣服的是朱凤菊/受访者提供

搬迁前，她经营着一家弄堂小卖部。1999年朱凤菊所在的上棉三十五厂压锭减产，她提早退休，回到顺成里，原先17.4平方米的房子又辟出一块空间做小卖部，朱凤菊和石耀东搭了阁楼睡觉用。

小卖部门口摆了张长方台子，夏天的晚上，天天有“酒席”。特别是朱凤菊前后三排的邻居，每天都聚在门口谈天，关系格外好。

“小卖部开了，人都来了，买酱油啊、买老酒啊、买香烟啊，都过来了。”

回忆起顺成里的时光，朱凤菊的语调都提高了。

“在老房子的辰光，我还没起来呢，两个年纪大的菜都买好了。我门口有台子矮凳的，伊拉在门口捡菜。我听到声音么，就起来了。大家开始茄山河、吹牛逼了。”

“中午么，伊拉回去烧中饭了。下半天么，伊拉搓麻将的搓麻将，不搓麻将的就在阿拉门口茄山河。到夜道么吃老酒了。”

“老房子开心，今朝伊买的小菜好的，拿两只出来。我烧两只好的，大家坐在一道吃老酒，谈谈山海经。”

每个居民都有自己的拿手菜，杨建良的鳝丝，王海蓉的拌色拉，朱凤菊的油爆虾。每户人家烧一点，一桌子菜就有了。

这些围绕着弄堂公共空间发生的场景，现在消失了。

2019年6月，吃着“散伙饭”，已有邻居开始搬场了/杨眉摄

朱凤菊和石耀东现在居住在一套48平方米的两室户房子，居住空间“大了交关”。但一如5年前朱凤菊所言：“这老房子，蹲蹲么恨煞了，一想到人，又不舍得。”

老邻居们都在采访的时候表达了这层意思——房子是新房适宜，但老房子闹猛。“总有好有推板的，没办法的。”朱凤菊感叹道。

动迁以后，“没事体做了，厌气（无聊）了”，夫妻俩会和还住在杨浦的老邻居串门。

“有辰光买物事去了，经过老邻居屋里门口头么，到老秦（音）这里跑跑，老秦不在么，在林珍屋里跑跑。林珍昨天夜道还来的，伊基本上两三天没事体就来了。”

和原先一条弄堂不同的是，串门距离变长了，要骑脚踏车，也不再串门吃饭了。

石耀东还藏着5年前的报道

石耀东还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到上海各大高校走走看看。他细数了上海十几座高校，他都去过，看看校史，看看建筑，看看风景。“建筑华东政法最好，硬件设施上海大学最好。”

原先喜欢在杨浦滨江跑步的石耀东，现在早晚两次去家附近的上海体育大学跑步快走。

以前家里出门就是周家牌路马路菜场，买菜方便，菜价便宜。现在夫妻俩会去国和路的盒马NB买菜，菜价比小菜场还便宜。或者去远一点的大菜场，路上顺便看看老邻居。

说着“还不习惯”的夫妻俩，也已在用各种方式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作者：姜天涯，编辑：小泥巴，画图：二黑，写毛笔：杨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