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

靠写作养活自己是许多人的梦想。袁凌41岁成为作家，46岁从职场抽身、全职写作。

和妻子生活在北京，袁凌没有北京户口、单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写作，是他支撑起生活的方式。但今年，出版业的萎靡让他更明显地感受到自由职业的艰难。他感觉生存根基正在动摇，日常生活中，他愈发频繁地与不安全感对峙。

51岁这年，袁凌考虑重新开始找工作。

一个作家的生存忧虑‍‍‍‍‍‍‍‍

2024年7月的北京浸在高温和雨水中。一个周四清晨，51岁的袁凌早起，牵着小狗“滚滚”到温榆河畔散步。回到家还不到9点，妻子罗兰还没醒，“滚滚”进门后默默在客厅一角趴了下来。袁凌则坐到长桌前，打开了电脑。

他又一次置身忧虑的炙烤之中。安静的客厅里，袁凌脑袋空空，一如面前空白的文档迟迟挤不出一句话。

两个月前，袁凌的新书《我的皮村兄妹》出版，这本书聚焦于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的人生故事。此后这几个月，袁凌一边忙着配合书店和出版社宣发，一边着手新题材的写作。

开头总是最难的，但是，灵感缺失的茫然和挫败，还是很快翻出了袁凌内心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

袁凌想起，前两天罗兰听相熟的出版行业人员说，“按照书的口碑、认可度，如果（一本书）放在头一年可以卖五本，今年只能卖一本。”《我的皮村兄妹》的销售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本书即便接连入选各类图书榜单，蝉联豆瓣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门榜，却销量低迷——前两年，同样声量和口碑的书，两个月能卖到一万多册，今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售出了千册。

这是袁凌全职写作的第五年。出版行业的萎靡，正动摇着他的生存根基。写作出版，是袁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今年，靠着往年签的出版合同、杂志刊发稿费，加上一些讲座、活动的费用，他起码能有十多万元收入。但按照如今的市场走势，他不确定明年是否还会有出版社和他签合同，即便有，他猜测合同金额也不会太大。

袁凌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决定未雨绸缪。他拿起桌上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

“出版市场极度萎缩，对于没有体制养的本人来说，意味着持续了数年的‘职业’码字生涯难以为继，寻找一份生计成为必须。想找一份时间自由些的兼职编辑工作，不知哪家媒体需要。”

当晚，袁凌又发了一条同样的动态在豆瓣上，只是多了一句，“心头竟然涌起莫名的失败感，虽然知道这是不必要的。” 之后的一个多星期，袁凌的豆瓣账号新增了七百多个粉丝。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评论区有人说：“来美国跟我开货车。”袁凌觉得有趣，还留言询问了需要满足的资质条件。

图 | 袁凌跟着皮村的王海军去打零工‍‍‍‍‍‍‍‍‍‍‍‍‍‍‍‍‍‍‍‍‍‍‍‍‍‍‍‍‍‍‍‍‍‍‍‍‍‍‍‍‍‍‍‍‍‍‍‍‍‍‍‍‍‍‍

袁凌不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曾评价他是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大师”。不过，“非虚构写作”和其他文学品类相比，在中国相对小众，近两年才收获更多关注。袁凌的书时常关注“被忽视的群体”，像是一个隐喻，很多时候，他的作品和他书中关注的群体一样，大部分时间被置于角落，难以畅销。卖得最好的，是2017年出版的《青苔不会消失》，但也未突破5万册。

他也不是那种早早得到出版界青睐的作家。1999年，袁凌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辗转在新京报、财新等多家媒体做了十几年记者、编辑。期间，他坚持写作，作品一直没能得到发表。2014年，袁凌41岁，才迎来第一部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问世，2015年，他凭借此书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奖项，头衔也逐渐从“媒体人”转变为“作家”。

成为一名作家，不意味着步入体面的生存处境，甚至跻身上流社会，衣食无忧。

生存的忧虑始终缠绕着他。袁凌在2023年出版的作品《冷淡》的序言中写道：“我时常担心自己的生存凭据在一夜间化为乌有，像开春的残雪流入下水道。”作为一名北漂，他形容自己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单位社保、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房子的外人”。

在《我的皮村兄妹》里，袁凌记录的几位作家，没有因为写作彻底走出生存的困境。范雨素走红后，名气没能真正改善她的经济。陈年喜在写作出版外，也在靠销售农产品改善生活。曝光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颠覆性的改造。和范雨素、陈年喜一样，袁凌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终于成为作家而一跃千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仍旧租住在北京边缘，窝在没有书架的狭小房间里。

2014年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时，理想国曾邀请袁凌和作家蒋方舟在中国人民大学以“真实，文学，语言”为主题开展一场对谈。至今，袁凌仍记得，活动结束后，蒋方舟面前大排长龙，几百名读者拿着书找她签名，自己面前只有零星几个人。在现场时，他还庆幸“好歹还有几个人”，可活动结束后，他看到网上有人发帖，“大意是，这个人看起来也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影响力，为什么要把他和蒋方舟放在一起。”袁凌明白，不能把这种评论放在心上，但当时还是忍不住感到郁闷。

2018年，首部中篇小说集《世界》出版后，销售成绩不好，但有喜欢这本书的读者笃定地说：“袁老师，这本书两百年后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作品。”袁凌嘴上调侃：“你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心里，他却思索出了一个想法：“可能生前我享受不了什么好处，但作品本身有它的生命，这也算是一个好事。”

他评价自己，不是一个多伟大的作家，但起码每一个作品都是认真写出来的，“比我靠坑蒙拐骗弄个大奖，还是要强一点。”

始终没有“爆款书”，出版社的压力有时也会传导到他身上，“有些人会说你怎么总差口气，怎么总是没有爆的”。

袁凌深知什么样的书才能在当下卖出好成绩。“一个是重大的议题，一个就是心灵按摩”，但他排斥这两者。他不想让一个个具体的人，变成议题里的一个代码，“爆款背后，其实是对人的个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越来越粗暴、简单的认识。”他也不愿意提供无意义的“鸡汤”。书写人类个体的真实处境，丰富对人性的理解，才是袁凌认为自己该努力去做的事。

图 | 袁凌在皮村做现场签售

无法依靠一本书持久获利，袁凌便以几乎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平衡着内心和生活的安稳。

直到今年夏天，市场变动摇晃他对未来的信心。

朋友圈发出的当天，就有一些人联系上他，推介工作机会。大部分是出版社的审稿和编辑工作，也有小部分媒体公司的邀约。聊过一圈，袁凌觉得，还不到做决定的时候。完全理想的工作不好找，他不希望兼职占用过多的时间，耽搁写作的进度。不过，他仍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至少，他了解到了市场的情况，“你还会不会被需要，或者说需要你的方向在哪里。”

拧紧的螺丝‍‍‍‍‍‍

今年从北京东四环搬到五环外，51岁的袁凌才终于在北京拥有了占据一面墙的书架。从前一本叠一本挤在箱子里的书，第一次伸展着将脊背上的名字露出来，竖立在架子上。

与多数人对作家的想象不同，袁凌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他时常坐在不同场景不同大小的桌子前写作。过去十余年，他不断地更换住所，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一箱箱书也跟着流转、离散，有的寄存在朋友那儿，有的不知流落何处。沈从文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集，他买过很多次，因为在搬家过程中，这几本书多次失踪。

前两年，袁凌和妻子罗兰带着小狗“滚滚”住在东四环的十里堡附近，一套由一居室改造的小两居。房屋结构弯绕紧凑，阳光没法绕过曲折的墙体，照进客厅。到了冬天，阴冷的房间里，暖气聊胜于无，只能再放上一台取暖器。住到后期，墙皮不断剥落，下水道也老化，许多小虫从隐秘的缝隙里钻进来，四处留下它们的尸体。头顶的灯摇摇欲坠，衣柜的门也濒临崩溃，似乎随时会倒下。

“那个房子就是到年纪了。”罗兰形容。

长期流连在城中村的袁凌，已经习惯了住所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考虑到妻子的舒适，袁凌还是决定搬去一个面积更大、采光更好的房子。像无数北漂一族一样，为了升级房屋条件、节省预算，他只能往更靠近城郊的方向寻找。今年，在通州，他找到了现在这套一百平方米的正规两居室。

对于没车、没房，也不打算要孩子的袁凌来说，搬家要考虑的因素不多。没有固定资产要处理，也不用考虑学区，唯一难以割舍和处理的就是一箱箱书籍。因此，在看到陈列在客厅的书架时，他已经对这套房子满意。

这是袁凌第一次租这么大的房子。刚搬来时，他还觉得不习惯。住在十里堡时，客厅放不下“滚滚”的狗窝，就只能把狗窝摆在卧室床侧。袁凌每晚要踩着狗窝才能上床，睡前也时常摸摸“滚滚”的头。新的房子有充裕的空间，却拉远了他和“滚滚”以及妻子的关系，也削弱了他的存在。

图 | 袁凌和小狗“滚滚”‍‍‍‍‍‍‍‍‍‍‍‍‍‍‍‍‍‍‍‍‍‍‍‍‍‍

物质生活的过剩令他感到罪恶。

在物质稀缺的时代长大，他秉持着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不应该占有太多”的伦理观念。

早些年，即使是月薪过万的时候，袁凌出差也只住30元以下的宾馆。有一次去城里找同学玩，同学帮忙订了一间100元的宾馆，他觉得震惊，“我怎么可以住这样的。”他习惯性地让自己过较为艰苦的生活，有时也是为写作做积累。他曾遗憾没在北京住过地下室，就和朋友在城中村合租了一段时间，感受那里的烟火气。

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小孩，不给生活增加杠杆，袁凌夫妻选择过一种轻体量的生活。

袁凌清楚地知道，自己追求的人生路径“没有那么靠谱，没有那么正常、主流”，收入也不稳定，“这就意味着你可能有一天挣不到很多钱，享受不了很好的待遇，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习惯了很浮华的生活，你可能就因为落差太大适应不了，不得不放弃写作，换别的容易挣钱的工作来干。”

他希望能够通过降低预期的方式，换取自己长久地走在写作这条路上。

开始出版作品后，袁凌起初没想过全职写作。

2016年，结束在多家媒体间的辗转，袁凌进入非虚构内容平台“真实故事计划”担任总主笔。之后三年，他在稳定的收入之外，也拥有了自由创作的时间。像是一段天赐的过渡期。除了担任“真实故事大赛”评委，其余时间他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划写作，只偶尔将作品发布在“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上。那是袁凌少有的一段平静、安稳的时期。

2019年冬天，袁凌在隐隐的不安预感里，接到了CEO雷磊的电话。由于经营上的压力，真故没法再和他继续签约，袁凌的创作失去了稳固收入的支持。

又一次失业，袁凌感觉到，“时代好像变了，以后机会会越来越少，生活会越来越不容易。”想到无处挂靠、断缴的社保，和以后只能依赖市场、卖字为生的不稳定收入，他感到不安。当天，他写下了一首诗：

“又到岁末叙飘零，三度失业愧世情，两肘清风华盖运，一生辗转驿马星。

斯人自古唯寂寞，儒冠从来多误身。虚名实惠复何计，穷文败笔安此心。”

“穷文败笔安此心”成为袁凌此后几年的生活写照。当时他已46岁，没再找工作。失去安全口岸的他，将写作当作安放自己的礁石。他始终游走在社会的角落，去关注、记录那些被人忽视的群体，写一些难以被关注到的故事。

当时，袁凌才重新步入婚姻不到半年，和妻子罗兰住在西安。罗兰曾经是一名公务员，那时也因不喜欢一直以来的工作，刚辞职没几个月。夫妻二人同时失去了稳定的收入。

刚结婚时，袁凌在岳母看来，是一个完全飘着、没有保障的人，没什么钱、没房子、也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袁凌听说，岳母曾对罗兰说，“袁凌快50岁的人了，还一无所有。”作家的“虚名”，难以让岳母放下心来。在当地，有许多人自己花钱出书，有的追求名利，有的则是骗术的一环。当岳母听说袁凌靠写书赚取收入时，还很惊讶：“写书还能挣钱的？写书不是要花钱吗？”

岳母后来才知道罗兰辞了职。她经常问罗兰，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去考个公。罗兰回答：“我已经超龄了。”

辞职时，罗兰刚好36岁。2019年冬天，西安的雾霾很大，浓重地笼罩着城市。家中的氛围也陷入低沉。时隔十几年重新找工作的罗兰，在脱离熟悉的环境后陷入了茫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尝试过和朋友一起做音乐节目，也先后找到两家媒体，还给一个小公司写过一些软稿，但都离她最初预想的“自己想要做的、有价值的工作”相去甚远。

袁凌安抚罗兰低落的情绪，也支持罗兰做不同的尝试，“一个人没事干，整个人都会很颓废。”他清楚地意识到罗兰有文字上的天赋，“我很少遇到和我对飞花令，能对到十几句的人。”恰巧有杂志的编辑找他约稿，正在写长篇的袁凌便推荐了罗兰。稿件成功发表后，罗兰开始做自由撰稿人，为各类媒体供稿。

2021年，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袁凌和罗兰一起搬回了北京。

图 | 袁凌在温榆河里游泳‍‍

长久地在生活的浪潮中扑腾，袁凌逐渐习惯了生活在危机状态中。他靠不断写作来克服时不时冒头的不安全感。有事可干能让他觉得“实在”，躺平休息令他心虚，他尽量不让自己处在无事可做的状态里。出第一本书时，他还体会过短暂的喜悦，等到后来，写完一本书让他精疲力尽，没过多久就会感到空虚。

紧绷的姿态是自幼年起形成的惯性。袁凌在山里成长，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争气，不能吃干饭，躺平是邪恶的。大人在种的地旁边，辟了一小块田给他，他要学着种庄稼。冬天粮食不够吃，就到田里把可能残留的土豆挖出来。“一直是要劳动的，劳动像天职一样。”袁凌回忆。

走出大山后，他仍喜欢攀越山岭的感觉，“（山）随时有变化，它会有一些困难需要你去走，有很多变化是你可以参与的。”他不习惯海，不习惯无所事事地躺在沙滩上，也想不到在海边可以做些什么。他觉得深不可测、带有咸味的海是拒斥人的，少数人可能可以潜入其中，但他不熟悉也无法探索它的变化。

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日渐平静。

年过五十，除了额头和眼角日渐明显的纹路，袁凌的身躯在规律的日常中保持精瘦挺拔。每天早晚在固定的时间点遛狗，和罗兰分工做饭、做家务，剩余的空闲时间，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依据自己的状态进行写作。偶尔，他应邀去外地参加活动，他会多待两天，在当地逛一逛。他也会不定期自费出差，做社会调研。

那些曾经激荡的情绪、长久的执念渐渐平复。他不太做梦了。曾令他惶惑的、与故乡有关的梦很少再出现。他渐渐接受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写出的文字也较过去更松弛。

这种松弛一直持续到两年前。那年他49岁，临时挂靠社保的机构通知他，超过49岁之后，机构不能再接受他挂靠在那里自费交社保了。那之后，袁凌不得不开始忧心社保和养老的问题。自己交社保，每个月的费用都很高，户口不在北京交不了居民险，他也担心自己交了多年的社保，最后却不能正常退休。

从那时起，他考虑过要不要再找一份工作。罗兰也劝过他，找份工作可以多与社会接触，也能分摊生存的压力，写作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后，或许也能变得轻松些。

不过，袁凌手头上总有急切要写作的题材，找工作的想法被搁置至今。

有时候，袁凌觉得过度忧虑未来也没什么意义。社会瞬息万变，“说不定到时候退休延迟到65岁了，我们也活不了几年了。”他觉得靠劳动活到死也没什么关系，他见过这样的老去方式，家乡的老人没有社保，就一直在田里劳作。“可能有一天你发现他不在田里了，不到一周，他就已经死了。”老人们总会干到干不动为止。

他赞许这种生活方式。“人的老年都是没有质量的，这是任何人都逃不了。”与其没有尊严地等待死亡，他希望能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在七十多岁、还不至于成为家人负担的时候，适时离去。

他将自己的生存状态比喻为“无脚鸟”，因为没有脚，所以只能一直在空中飞，始终缺少一个可以长久坐卧之地，没有一刻安闲。

‍‍自由的价码‍‍‍‍‍‍‍‍

知道袁凌成为自由作家后，曾有同学评价，“你走上了卖文为生的可悲道路。”但这条路，袁凌从初中时就开始梦想。

袁凌出生在陕西南部一个叫筲箕凹的村子。回忆起童年，秦岭、巴山起伏的山脉似乎就是世界的边际。袁凌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密封的瓮中，离外面的世界很远。在他目之所及的生活里，是始终弯着腰在劳作、为生计发愁的母亲，和吞噬掉同乡人的黑色矿洞。

他还记得有一年发课本，他将封面鲜艳的语文书抱在手里，兴奋地小跑着回家，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他硬撑着用手肘着地。语文书仍然鲜亮，他的两条手臂沾满了地上黑色的煤渣。

父亲是小镇医院的医生。袁凌在小学三四年级过后，下山搬到了医院里和父亲一起生活。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医院里好几个青年都订了一线的文学杂志，新的旧的杂志叠在一起，堆成高高一垛。放学了，袁凌就从书堆里抽一本，躲在窗台和树下面看。

在吸收营养、拔高个子的年纪，袁凌身形清瘦，大量摄取的是文学上的养料。“那几年使劲填鸭似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就囫囵吞枣，但是是有作用的。”袁凌说。

曾有文学梦的初中语文老师，将期望寄托在了袁凌身上。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如线串珠”“如珠落玉盘”的评语，还嘱咐袁凌的父亲，一定要让他去读北大中文系。

文学的梦，在十几岁的袁凌心里生根，始终缠绕着他的心志，将他引向一条偏离世俗成功标准的路。

袁凌没有考上北大中文系，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1990年进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就读，1996年又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虽然在研究生导师的帮助下，他曾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但他知道，仅凭这样的成绩当不了作家，因此去当了记者：“至少能生活，至少也是写作。”

想要记录，想要写作的冲动，推着袁凌做了一个又一个与主流浪潮相悖的决定。

2003年，袁凌考上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同年，加入正在筹办阶段的《新京报》，在两头奔忙了半年，无法继续兼顾之际，他选择了退学。几年间，从新京报创刊号核心报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调查》的成功到北京新闻部副主编，袁凌职位迅速攀升，似乎印证了所做决定的正确性。随着门户网站出现、发展，袁凌作为第一批进入“大厂”工作的媒体人，在32岁这年晋升管理层，成为新浪网新闻中心的副总监。

但是，不过七八个月后，2006年，袁凌就放弃了高薪、股票期权和去美国的机会，辞职回了老家写作。

对袁凌来说，这是在一次短暂的出神过后，重新回归自己的轨道。

在新浪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他少有的“上班”体验。记者时期，凌晨电话一响，就要起身奔赴现场，没有上下班的时间。但在新浪，他需要每天按时到办公室，却不一定能准点下班。他不再需要前往现场和采访对象交流，也很少抬头和同事沟通，只坐在座位上盯着电脑屏幕排列代码，抓取最新的资讯。晚上回家也难有自己的时间写作，他需要将一丝心神始终挂在手机上，及时接收消息，调整出现乱码的页面、更新突发新闻。

一行行无趣的代码，和日复一日重复的打卡声，丝丝缕缕结成茧，紧紧裹着袁凌的生活。时间久了，袁凌感到憋闷，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变得臃肿而迟钝，身体也随之膨胀。他胖到了140斤，肚子慢慢鼓了起来，头发也渐渐稀疏。

“思维变得不敏锐，没什么语言感觉，自己觉得自己很可耻，变得很腐朽，行尸走肉一样挣钱。”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早在2004年11月，袁凌就想从新京报离开，回老家写作。一次偶然的回乡探亲，他发现老家正在断裂衰落。以前农民住的土房子消失不见，没什么装饰、冷硬的水泥楼房，像是卡夫卡的城堡矗立在农田。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从前承载着不少童年记忆的河流正逐渐干涸。他迫切地想要记录下乡村的剧变。可在新机会到来后，这个想法前前后后耽搁了一年多的时间，2006年，他才再度回到家乡。

“我始终不愿意走那种正规的，就是大家主流的道路，但是我却也没有说很坚决地走上我自己的道路。”袁凌有时候会想，如果2004年秋天就回老家，乡村的变化还没有开始太久，有足够的时间让他融入，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图 | 2017年，袁凌在老家的山野里

回到老家的袁凌，仍旧像一个寄居此地的外乡人，与周遭格格不入。起初，他住在废弃的粮管所，和一个老道士同住。那是一栋瓦顶长着狗尾巴草的老屋，腐朽的木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咚咚”的空响。没有空调、热水器这类现代设施，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大部分时间，袁凌都躲在房间里写作，偶尔遇上有人来找道士算命，他也会凑上去听一听。有时写累了还会跟着道士出去看坟地和风水，在乡间转一转。

没有经济来源、成日在乡间游荡的袁凌，被异样的眼光和议论包围。当地人不理解袁凌年纪轻轻为什么不做事，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从大城市回到闭塞的农村，觉得他一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人看不下去，劝袁凌：“你住在粮管所里，成天和阴阳先生混在一起，你不想想别人会怎么看你？”

几个月后，袁凌搬进了当时的岳母开的商店，在商店二层的房间里写作。议论声不停歇地钻进袁凌的耳朵。有人会问岳母：“你女婿老待在这儿干什么？”听到他是在搞写作，他们更加疑惑：“也没见发什么。”

比他人的眼光更让袁凌感到压力的，是作品不见天日。他不断地写作和投稿，却一直没有发表的机会。“哪怕你发表一篇都会对你有很大的鼓励，但那时候就完全发不了。”

挫败感和社会压力压垮了袁凌。多年后再回看那时的相片，袁凌发现三十多岁的自己憔悴到像有五十岁，当时写的诗也都极度黑暗。

在家乡前后待了两年，无望之下，他又一次离开家乡，回到了北京。结束的不仅是一段失败的全职写作尝试，还有一段破裂的婚姻关系。他孑然一身，剩下的只有一个背包和4000元积蓄。他将对自己的期望降到了最低——以后再也不做管理，哪怕就做普通的编辑、记者，只要是跟文字打交道就行。

反复地脱轨，不断地归零。赶不上社会时钟的进度，袁凌沦为社会评价体系里的失败者。在老家，“成功”有直观的标志：驶进乡镇街道的小轿车、麻将桌上百元一把的赌注和宴席“上位”的座椅。袁凌沾不上边。他搭乘公交回家，打不了百元一把的麻将，还总坐在宴席桌的边缘。

赚不来钱的袁凌，在同乡人眼中不如学修车的表哥。有一次他和表哥一起搭煤车，司机让表哥坐驾驶厢，袁凌只能坐到货厢，遇到下雨，袁凌被染成了黑色。还有亲戚当着父亲的面说：“别看你让你儿子上了那么多学，还研究生，这个没用，啥戏也没有，他就不会成器。”哥哥也劝过袁凌：“别干这个了，再干一辈子都要投在里面了。”袁凌只沉默地听着，不多辩解。

最给他带来打击的是父亲对他的放弃。36岁那年，袁凌回乡和父亲见了一面。在袁凌住的宾馆里，父亲宣布了他的三大失败：“婚姻失败、经济失败、工作失败。”说完这句话，两人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袁凌送父亲出了宾馆。

像咂摸一口烈酒，挫败和悲痛是在回味中涌上来的。他不断地品味父亲的语气和情绪，从中解读出父亲的失望：“可能以前对你愤怒、斥责你的时候，他都对你还有希望。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平静的说法，就意味着他认为你这一辈子不会有希望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凌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会这样，不会发表一篇作品，没有好的家，没有名声，没有好的收入，什么都不会有。他强迫自己消化掉这样的情绪，决定即使一辈子没有作品发表，也要一直写下去。

下了决定，就得回避其他人的目光和评判，“这些东西必然会误导你，（让你觉得自己）没有按正路走，没有按大家合适的道路走，没有在合适的时间点站到大家觉得应该站到的位置。”

生活反复归零，也使袁凌不断被置于生存危机之中。

2011年，在凤凰周刊做了两年编辑的袁凌，觉得编辑的工作始终和文字隔了一层，决定辞职重新寻找记者的工作。接近40岁重新投入就业市场，年龄成为门槛。他联系过一些以前熟悉的媒体，但给出的待遇都不高。在年龄的顾虑面前，以前的工作经验好像被清空了。市场总是更需要年轻力强，能适应高强度节奏、不断奔波在现场的记者。有半年的时间，袁凌都处于失业状态。

自我怀疑的时候，袁凌只有凭本能生活下去。无事的时候，他就靠写长散文度日，回忆自己的漂泊历程，记录下与故乡深刻相关的梦。

最后是新京报的前同事，为袁凌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进了财经杂志做记者，以前带过的记者成了他的主管编辑。角色倒转也曾挫伤袁凌的自尊心，但抱着一定要写出来的念头，他决定忽视内心难免的不平衡，“在写作的前提下，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

发了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后，袁凌陆陆续续有了自己的成名作，接连获得腾讯网“年度特稿写作奖”和“年度调查报道奖”。出版的机会也找上门来，袁凌逐渐走上自己盼望已久的道路。

如今，随着作品不断出版，袁凌在老家有了一些声名，加上2019年他重新步入婚姻，妻子罗兰当时还是公务员，在老乡们眼里，他的生活终于重新回归正轨。

父亲某天对他说：“你是个聪明人。”没有更多解释。

但这句话，已经让袁凌时隔多年如释重负：“虽然这不是盖棺定论，但至少意味着他对你的看法有了改变，当初那个话的阴影才算消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作者：杨晓倩，编辑：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