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读重洋（ID：readabroad），作者：ReadAbroad，原标题：《非洲版“钟南山”：被诋毁、被造谣、被石头砸… 他却用生命筑起了最后的防线 | 远读重洋》

最近，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不过，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也出现了很多英勇无畏的“逆行者”。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专门讲非洲的医护人员，如何跟埃博拉病毒战斗到底的故事。书的名字叫做“Crisis in the Red Zone”，直译过来就是“红色区域中的危机”。

所谓的“红色区域”，指的就是埃博拉病毒隔离区；而所谓的“危机”，指的主要是医护人员面对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困难。所以我想把书名翻译成《疫区危机》。

这本书的作者叫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是美国一位知名的非虚构作家，写过《血疫》等好几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他还曾经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获得这个奖的非医学界人士。

在这本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的那段时间，前后导致了1万多人死亡，3个国家的经济彻底陷入瘫痪。

不过跟今天的我们一样，6年前，为了阻击埃博拉病毒，非洲当地的医护人员和国际救援人士，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比如，在塞拉利昂这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位非常勇敢的医生。

他的名字叫做胡玛尔·汗，是当地的一名传染病专家。他带领着十分有限的医护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站在了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最前线。

他在隔离区里日夜奋斗，一边救治病人，一边研发药物，还要一边协调各种关系。在他的努力下，人们终于战胜了病毒。可以说，这位胡玛尔·汗就是“非洲的钟南山”。

这位非洲医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今天我想把他的故事在这里也分享给你。

01、一棵大树，一只蝙蝠，一种病毒

我们都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在2014年爆发的，但是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还要从2013年说起。

在西非有一条河，叫做“马科纳河”（Makona River），这条河流经三个国家，分别是：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这三个国家接壤的那个河段，叫做“马科纳三角区”。

△马科纳三角区的三个国家：最上是几内亚，中间是塞拉利昂，下面是利比里亚

2013年12月中旬，在属于几内亚的“马科纳三角区”，一位25岁的年轻妈妈领着自己的一对儿女到河边洗衣服。当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跑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下面玩。

小男孩发现，树洞里正好躲着一群蝙蝠。于是小男孩立即生了一堆火开始烟熏蝙蝠洞，并且用树棍使劲往蝙蝠窝里捅。

当地的小孩子一直有捕捉蝙蝠来吃的习惯，所以妈妈和妹妹都没有对小男孩的行为感到大惊小怪。

△当时，那个小男孩就在这棵大树里发现了蝙蝠

然而，过了十几天，到了12月28日，这个捕捉蝙蝠的小男孩死在了母亲的怀里。又过了十几天，到了2014年的1月11日，小男孩的母亲也死去了。

当时他们的死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2014年2月，几内亚境内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患者，而且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人们尝试了各种办法，有当地的传统疗法也有西方医药，但是都不管用。

△这个小男孩（照片中还是个婴儿）和小男孩的母亲（右）是最早感染去世的人

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发烧、头痛、乏力。病人还会呕吐，不是一般的呕吐，而是“喷射式呕吐”——这个医学名词的意思是，胃部会剧烈收缩，呕吐物能喷射到2米高的空中，然后会落在床上、地板上、墙上，还有周围的人身上。

而且，病人的血液根本没办法凝固，只要皮肤被扎破，就会血流不止。另外，得了这种病的人还会一直腹泻，排泄出的不是正常的粪便，而是一种黑色的液体，这种黑色液体就是人体内部死去的血液细胞。

最可怕的是，病人很快就会死去，而且凡是跟病人或者病人尸体接触的亲属和医生，都会被感染。这时候人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怪病。

3月上旬，来自几内亚政府的流行病学家和国外专家开始介入疫情。

3月21日凌晨，法国科学家确定，导致疫情的病原体是一种丝状病毒。又过了两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种病毒的名字叫做“埃博拉病毒”。

在宣布的时候，已经报告了49例病例，其中的29例已经死亡，病死率高达59%。

对这个消息，人们感到震惊。埃博拉病毒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最早发现于1976年，已经在非洲消失了将近40年。

现在，这个几十年前的“僵尸”，不知道为什么又回来了。它不仅回来了，还要杀死很多很多人。 

△国际公益医学组织“无国界医生”很快介入到疫情当中

02、胡玛尔·汗博士

几内亚爆发了这种罕见的疫情，邻国塞拉利昂也感到形势危急，赶紧请出了一位传染病专家。

这位专家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胡玛尔·汗博士（Dr. Humarr S. Khan），他当时是塞拉利昂凯内马市政府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

为什么请他呢？首先，胡玛尔·汗博士在对付当地的疟疾、拉沙热之类的传染病方面很有经验；其次，这位博士年轻而且精力旺盛，他当时正在负责医院里一个传染病的研究项目，对新的疫情非常关注。

他是个开朗的人，大眼睛，大嘴巴，脸上经常带着大大的微笑。他喜欢开着自己的白色小汽车上下班，喜欢看AC米兰队的球赛。

△胡玛尔·汗博士

胡玛尔·汗接到任务以后，马上进入当时的隔离区开始阻击疫情。那时人们把隔离区叫做“红区”（red zone），但是实际上隔离区是一组白色的帐篷。

这些白色帐篷围绕埃博拉传染的热点地区搭建，目的是打破病毒在人类当中不断增长的感染链。

胡玛尔·汗一边研究疫情，一边联系到了美国的专家，弄来了一种特殊设备，它可以检测出人体血液中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

同时，他成立了一个监测小组，由他的副手迈克尔担任组长，主要负责在河流两侧和上下游的所有村庄里走访，尽可能找到所有的疑似病人。

胡玛尔·汗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

当地非洲人并不理解“病毒”是什么，微生物是什么，许多人不相信传染病理论。而且当地的传统的丧葬风俗也加剧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染。

比如，当地人家里死了人之后，亲属会用水清洗尸体，然后竟然会把清洗尸体的水用来洗澡甚至喝掉，他们认为这样做能让自己和死者保持某种精神上的联系。

问题是，一平方英寸的尸体皮肤上就有1000万个埃博拉病毒颗粒，这些颗粒可以在腐烂尸体的皮肤上停留七天，只需一个颗粒，就能让另一个人感染。

△埃博拉病毒

更糟糕的是，有人开始造谣。他们说，外国的白人在贫穷的非洲人身上做实验，注射奇怪的化学物质，摘取他们的器官拿出去卖。

有人还把谣言编成短信，一时间，乱七八糟的短信满天飞，搞得人心惶惶。

当地很多年轻人痛恨外国医护人员，见到他们就扔石头。胡玛尔·汗的副手迈克尔·格巴基（Michael Gbakie）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刚进到一个村庄，找到一个疑似的病例，还没等动手隔离，房子外面就被村里人包围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向医护人员扔石头。

有一次，他们正在开车，路上就遇到了这样一伙人。石头块子弹一样飞过来，汽车的挡风玻璃都被砸碎了，小组成员差点被石头砸死。 

03、一封没有收到的邮件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网络通信也是个问题。“马科纳三角区”的网络设施极差，专家们需要互相发邮件，却经常收不到。

这看似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想到恰恰是网络这个小问题，给后来疾病的蔓延，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怎么回事呢？原来，差不多就在胡玛尔·汗博士参与疫情阻击的时候，“马科纳三角区”属于塞拉利昂境内的一个村庄里，一位备受当地人尊敬的传统巫医感染病毒死去了。

当时并没有专家知道埃博拉病毒已经扩散到了那个地区，也没有人把尸体隔离。不仅如此，村子里还组织了一次大型公共葬礼，很多人都去参加了。

不久后，那名巫医的丈夫、母亲和孙子全部感染死亡，很多参加她葬礼的人都受到了感染。

过了几天，有一位专家在一封邮件里报告了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出现病例的情况，其中提到了那位传统巫医因为感染病毒而死去。

但是，就是因为网络问题，胡玛尔·汗的团队没有看到这封邮件。

到3月31日，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病毒爆发一周后，仅在几内亚一个国家，报告的病例数量从49例跃升到112例，其中70例死亡，死亡率仍旧高达60%。那时埃博拉病毒已经从几内亚扩散，在邻国塞拉利昂蔓延。

假如胡玛尔·汗的团队看到了那封邮件，假如他们没有错过那个重要信息，假如他们真的能及时劝说当地人隔离防护，或许疫情就不会是后来的那样。然而，历史不允许“假如”。

而且，那个时候，最初感染那个小男孩的埃博拉病毒，已经变异成几种不同的埃博拉病毒。

比如在那位巫医葬礼上传播的病毒，就是一种变异的埃博拉病毒，正式的名字叫做“扎伊尔埃博拉病毒A82V马科纳变种”。

△疫情刚刚爆发的头几个月，当地一份死者的名单

一个月后，也就是到了2014年5月初，疫情似乎消退了。

卫生部门报告称，新增病例数量正在急剧下降。在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似乎已经消失。到5月的第三周，疫情似乎已经基本结束。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准备宣布疫情结束，国际救援组织已经开始关闭治疗单位，准备把医护人员送回本国。那个时候，一共只有258例确诊以及疑似的埃博拉病例。

04、结束，只是另一次爆发的开始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放松下来的时候，当美国专家已经坐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时候，“马科纳三角区”又开始出现大量疑似病例，有些孕妇在生产的时候出血不止，症状跟埃博拉病毒感染非常接近。

医生们很快就确诊了：的确就是埃博拉病毒。它又回来了。

5月末，胡玛尔·汗召开紧急会议。他跟团队成员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够治疗埃博拉患者的医疗单位，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患者的血液样本。

他们制定了一项计划，从确诊感染的人身上获取血液样本，用来分析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组，然后尝试找到针对病毒的解决办法。

△胡玛尔·汗博士（左一）和他的团队在医院外合影

5月26号，胡玛尔·汗的团队在一个村庄里找到9名感染的妇女，并且把她们带到了隔离区。

不过，正当他们跟病人家属激烈争论是否应该隔离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暴力袭击了医护人员队伍，导致医护人员只能跑到附近警察局里躲避。

等到事态平息后，医护人员发现，所有9名感染的妇女都从诊所消失了，当地人用摩托车把她们从隔离区偷偷接回了家。

医护人员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寻找那些人，但很多村民不愿跟他们交谈，试图隐藏那些患者。

那时候，胡玛尔·汗博士正领着医护人员在隔离区的帐篷里奋力坚持。

他手下的人手奇缺，当地受过良好训练的护士本来就少，有一些已经感染了，剩下的都被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吓破了胆。

之前提到过，患病的人经常会“喷射式呕吐”，吐得到处都是，护士就要不断去清扫。病人还不断拉出黑色的、水一样的液体，护士只能把床板挖一个大洞，底下放一个水桶，病人躺在床上，直接把排泄物拉在里面。

在这种环境下，只要有一滴不干净的液体沾到护士的眼睛或者呼吸道，她们就会感染。

而且，因为病人不断呕吐和腹泻，他们开始脱水，护士们要给病人们补水，水不够了就用新鲜椰子汁代替，但是病人往往喝下去就又吐出来，护士就只好反复喂他们水。

△护士在救治病人

护士们冒着这样的生命危险，每天却只能挣到5美元。于是，胡玛尔·汗联系了地区医疗官，两个人一起提出了一个要求，国家卫生部应该给阻击埃博拉的护士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政府官员最终同意给每位在埃博拉隔离区工作的护士，每天额外提供3.5美元的“危险津贴”。但是那笔钱一直没有出现。胡玛尔·汗担心那笔钱是不是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或者被谁给贪污了。

与此同时，胡玛尔·汗积极联系国际上的同行，寻求外国的医疗支持。但是那时候世界上很少有医生知道如何治疗大出血和剧烈呕吐的传染病患者，而且国际社会对疫情重视非常不够。

当时有一位和胡玛尔·汗密切联系的美国专家警告美国政府，病情可能蔓延，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当回事。

△前往支援当地的外国专家

那时候恰好还赶上世界杯足球赛，这位美国专家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正在美国开一个关于埃博拉疫情的研讨会，我不禁注意到，我发言的时候，人们在手机上查看球赛的比分。”

他长叹一声说：“或许是我的演讲能力真的不行吧。” 直到埃博拉病毒蔓延到美国达拉斯一家医院的时候，美国官方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在塞拉利昂疫区工作的医护人员和军人

05、“这场战斗，现在是我们的战斗”

胡玛尔·汗在一次给朋友的电话里说：“我在这里，感到很孤独，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没有得到我们需要的帮助。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援助和更多的医生来这里工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在产科病房担任护理助理的男子还被检测出埃博拉病毒阳性，随后死在了埃博拉病房里。在那之前，一位救护车司机已经因为感染而死去了。

隔离区的护士们也开始一个一个倒下，甚至连前来支援的美国专家也感染了病毒。

大家都知道，在隔离区医院的任何地方，任何人随时都可能感染，随时都可能死掉。大量医护人员开始逃离隔离区，逃离医院，抛弃病人。

△医护人员在处理病人尸体

人心垮了，一切就垮了。危急时刻，胡玛尔·汗对仅存的那些医护人员，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讲。他用充满塞拉利昂口音的英语对所有人说：

“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非凡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有非凡的事情要做。护理人员离开了医院，但普通病房里仍然住满了病人。由于大多数卫生工作者已经逃离了医院，我们应该做好工作的准备。

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时，那准备好工作更长时间。政府的部长们，现在肯定在密切地注视着我们。

我们必须继续对抗埃博拉病毒，而不是像一般工作人员那样离开岗位。医院的其他部分可能会倒下，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必须坚守阵地。

如果你说你不做这工作，那谁来做呢？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场战斗现在是我们的战斗。我们在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做出民族牺牲。”

尽管言辞激烈，但胡玛尔·汗讲话的时候，并没有激情洋溢，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

当他说出“民族牺牲”这个词的时候，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哭了。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们都属于塞拉利昂政府，有的人还是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死了，就是“民族牺牲”。

他们环顾房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团队，人数是这么的少——所有的人，一个房间就可以装得下。

在这个房间里的人，是这个国家唯一接受过埃博拉病毒治疗训练的人，是这个国家阻击疫情唯一的希望。

他们都知道自己会死，只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他们选择坚持下去。

△当时的护士们，照片里有些人没有坚持到抗击疫情的胜利

06、胜负未知的一场“鏖战”

那时候是2014年的6月和7月间，医护人员和病毒的搏斗达到了“鏖战阶段”——双方谁也不甘示弱，都要尽快致对方于死地。

胡玛尔·汗领着一批“敢死队”护士，在隔离区帐篷里坚持救治病人。

在帐篷之外，胡玛尔·汗的副手迈克尔仍旧冒着被误解和暴力攻击的危险，到处寻找那些逃跑的病人，争取尽快隔离。他们发现病死者尸体后，也会努力劝说当地人实行有效的防御措施。

同时，美国杜兰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基因组科学家，正在和胡玛尔·汗密切合作。

他们一起收集了一部分来自埃博拉患者和疑似患者的血液样本，运送到哈佛大学做基因组测序研究，观察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到6月15日，已经有12个完整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被提取出来。

另外的一名美国专家在新奥尔良市的杜兰健康科学中心，收集了价值6万美元的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她把这些物资全都运往非洲，自己也跟着来帮忙。

△正在休息的当地医生（左）和检测过路人的当地警察（右）

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埃博拉病毒，也毫不示弱。

6月16日，在“马科纳三角区”的外缘，一个叫达鲁镇的地方，发现了28例新的埃博拉病例，其中20例是在一个社区诊所里发现的，那里已经充满了埃博拉病毒，另外8人是在镇上的家中发现的，有些已经死亡。

到7月2日，最先发病的几内亚境内，已经报告了413例病例，其中30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73%。邻国塞拉利昂共有239例，99人死亡。

而且，病毒开始在另一个邻国利比里亚肆虐，那里已经出现107例病例，65人死亡，死亡率竟然达到了60%。

埃博拉病毒猛烈攻击着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所有医院都挤满了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人们陷入恐慌，整座城市的医疗系统几乎已不复存在，全面陷入瘫痪状态。

最糟糕的是，埃博拉病毒开始一路向东，感染更多的人，在向更多的国家扩散。如果再不控制，就要失控了。一旦失控，埃博拉将不止是非洲的瘟疫，而是全世界的灾难。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的蔓延

07、最后的战役，最后的坚持

胡玛尔·汗的团队在咬着牙坚持。7月初的时候，胡玛尔·汗能控制的几个病房里，总共隔离救治着70到90名感染者，而这个数字还在稳步攀升。

工作人员感觉自己被病毒包围了，工作太多，不能睡觉，精疲力竭，每天面临感染的危险，每天受到当地人的攻击，每天都在往外抬死人。

但是在与病毒的战争中，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要战斗到死。

那个时候，两种实验性的埃博拉疫苗，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研发出来，只不过它们的作用不稳定，而且两种疫苗都没有在人体上测试过。此外，大约有12种高度实验性的药物也处于不同的研发阶段，但是也尚未进行人体测试。

另外，美国的一家生物化学公司已经尝试在转基因烟草里培养埃博拉抗体，用来对抗埃博拉病毒；他们发现，这种抗体可以治愈一些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老鼠。加拿大专家也正在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疫苗。

△不断有病人和医护人员感染死去

多坚持一秒，就多一份希望。

胡玛尔·汗抽空就要打电话。他要打的电话不计其数，包括给各地的政府官员、国内外的医学专家、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非营利医疗援助组织的官员以及病人家属。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寻求帮助。

但直到那个时候，护士们仍然没有收到来自塞拉利昂政府的危险津贴。当地的地区医疗官员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打电话，恳求卫生部长，赶紧兑现每位护士每天3.5美元危险津贴的承诺。

7月20日，隔离区的首席护士，胡玛尔·汗的得力助手和最信赖的人之一（他叫那位首席护士“阿姨”），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在自己工作了30多年的医院里。随后，又有几位护士相继倒下。

△人称“阿姨”的首席护士（左）

更糟糕的是，胡玛尔·汗在照顾那些护士的时候，自己也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起初他并不觉得难受，只是轻微地发烧，身体有一点疼痛，他的胃口仍然很好。知道自己感染之后，他给塞拉利昂卫生部打电话，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们。

半小时后，他的电话响了，是塞拉利昂的总统科罗马。在跟总统通话的时候，胡玛尔·汗再次表示，自己会坚持到底，并且要求更多的支援和帮助。

此时，埃博拉病魔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08、黎明前，一棵大树倒下了

在那之后，胡玛尔·汗的病情迅速恶化，他倒下了。

他的副手迈克尔去看望他。透过厚厚的防护服和面具，迈克尔轻轻地对他说：“博士，是我，迈克尔，来看你了。”

胡玛尔·汗抬起头看他，那种表情就像不认识迈克尔一样，他没有说一句话。

迈克尔帮他坐了起来，帮他脱下所有的衣服，用一次性卫生巾清洁了身体，然后给他穿上干净的衣服，在他身体下面垫上干净的卫生巾。

这时候，胡玛尔·汗才第一次开口说话，他说自己想要喝饮料。迈克尔帮他喝了一口。

迈克尔觉得胡玛尔·汗需要一些新鲜空气。他让一名工作人员把他从床上抱起来，就像抱着婴儿一样，走出帐篷，走到太阳下面，坐到一个塑料软垫上。

不久之后，迈克尔发现坐在塑料软垫上的胡玛尔·汗在喘着粗气，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迈克尔走过去，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

迈克尔大声叫着：“博士！博士！汗博士！” 胡玛尔·汗转过头来，似乎想说出“迈克尔”这个名字，但是他说不出来。实际上，那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他的喉咙动了动，然后他的呼吸就停止了。

2014年7月29日，胡玛尔·汗感染埃博拉病毒死去，年仅39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尽了自己的所能，做出了“民族牺牲”。

他的家里还有90多岁的老父亲，老人知道儿子去治病了，去救人了，但是不知道到底去治什么病，更不知道儿子已经被病魔带走了。

尽管病毒肆虐，仍然有很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包括500名儿童。孩子们手里举着蜡烛，用非洲传统和基督教文化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悼念。

孩子们唱着赞美诗，送走这个人——他在人间的时候是位白衣天使，希望他走了以后，天上的天使们能护佑他的灵魂。

09、最终的胜利

胡玛尔·汗不知道，当他倒下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胜利，也即将到来了。

假如他再坚持一天，他就会知道，美国的医疗组织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新闻，宣布他们已经向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实验性抗体药物。

假如他晚去世两天，他就会知道，第一个接受抗埃博拉病毒新型药物的病人，渐渐康复了。

可惜，历史不允许“假如”。

2014年8月2日，也就是胡玛尔·汗已去世四天以后，隔离区共有8名护士感染死亡，幸存的护士身心交瘁，每个人要独自负责30到40个埃博拉患者。

所幸的是，由于胡玛尔·汗和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人们开始认可他们、相信他们。

在隔离区的病房里，正在形成一个“小社区”。由于周围的医生和护士太少，那些感染埃博拉病毒但幸存下来并且正在康复的年轻人，开始帮助医护人员，在病房里做护理工作。

这个“小社区”甚至培养出了自己的一些领导人，护士们倒下了，他们就接替上去。

到2014年夏末，也就是胡玛尔·汗去世一个月后，美国科学家在读取埃博拉病毒群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抗埃博拉药物也最终通过测试，进入了批量生产，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逐渐平息。

到10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

此次的埃博拉疫情导致3万人感染，其中超过11000人死亡；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个国家的医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三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崩溃；仅仅在塞拉利昂这个国家，就有7%的医生死亡。

△胡玛尔·汗的同事，另一位被埃博拉病毒夺走生命的医生

在那些死亡的医生当中，有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他叫胡玛尔·汗，他是“非洲版的钟南山”。

只不过，他没能像我们的钟南山院士一样，亲眼看到病毒被击垮，看到自己和同行们的胜利，看到人们的真挚感谢和自己身上的荣誉。

在得知胡玛尔·汗博士去世以后，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哈佛大学专家帕蒂斯·萨贝提（Pardis Sabeti）痛哭流涕。这位美国专家对同行说：

“在与传染病的斗争当中，我们总是看到死亡。我们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都在努力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胡玛尔·汗的死让我觉得，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像他这样的人不会白白送命。”

10

这就是“非洲钟南山” 胡玛尔·汗博士的故事。

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像今天讲的这位胡玛尔·汗博士一样，明知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里，明知自己活过了今天可能就活不过明天，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站在病毒和我们中间，为我们普通人抵挡病魔入侵，保护着我们，直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英雄。

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过去6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就在现在，有很多跟胡玛尔·汗博士一样的中国医护人员，正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各地，阻击着病毒的扩散，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英雄。

现在的医学界，还有很多像胡玛尔·汗博士和钟南山院士一样的专家，面对疫情，迎难而上，动用平生之所学，研究新的病毒，研发新的药物，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照亮黑暗的科学光芒。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英雄。

在《疫区危机》这本书的结尾，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那些站在病毒学门口的战士们明白，他们面临着与可怕的敌人的长期斗争。或许他们的武器会不管用，或许他们自己也会被病魔吞噬，但是他们就站在那里，抱着极大的希望和勇气，站在那里。恰恰是这种品质，让我们人类在病魔面前，拥有了某些病毒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意愿。”

我想把这段话以及此文，也献给那些与疾病和灾难殊死搏斗的人：

向那些正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医护勇士们致敬！

向那些守护我们的健康与安全的无名英雄们致敬！

我们坚信，这些英雄们，一定会战胜病毒，取得最终的胜利——英雄必胜！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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