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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4 14:00

东北爱情故事:编制在前,意中人在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作者:徐爽,编辑:杜雯雯,题图来源:AI生成

文章摘要
体制内外工作影响东北年轻人择偶和就业。

• 🏢 体制内工作成婚恋市场通行证,影响择偶。

• 💔 非体制内青年面对就业歧视和婚恋困境。

• 🚶‍♂️ 地区内外选择折射出东北青年的社会压力。

那是两场气氛差别巨大的婚礼,在东北老家的同一时间举办——一场的新人在体制内工作,另一场则在体制外。


体制内的那场婚礼明显要热闹得多。男方在央企工作,婚礼场子很大,吃食和酒店档次也颇为高级,现场还有乐队驻唱,气氛喜庆。


而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双双缺席了晚上的答谢宴,只有两家的父母拘谨地站在舞台上。当现场宾客们举杯祝福时,新人却不在,有人开玩笑说,到底是祝谁新婚快乐呢?


作为宾客之一,坐在酒桌上的赵丹感到五味杂陈。体制外的那对新人,女方考了好几年公务员也没有考上,婚礼前夕,赵丹和女方妈妈聊天,感觉阿姨的声音总是蔫蔫儿的,很没有底气,似乎害怕被问及女儿的工作。答谢宴结束得很快,宾客也都心照不宣,不谈新人的职业。


赵丹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博士生,90后,出生成长于东北地区,直到大学时期才离开长久生活的家乡。


起初,由编制引发的区别对待,是她的个人困扰——硕士毕业后,赵丹曾在东北老家从事体制外工作,亲朋好友的询问和审视的目光时常让她尴尬难受。后来她逐渐发现,体制分割成为一个越来越凸显的社会问题。


婚礼是个导火索,她决心写篇论文,好好聊聊编制这件事。


她的调研始于2017年,在6年里,围绕体制分割这一现象进行深度访谈,直至“数据饱和”。赵丹先后追踪了16个受访者的情感变动和人生选择。这期间见证了一些人编制“上岸”、结婚生子,也有人单身至今。


赵丹的感受是,如今编制的权重变得越来越高,不只东北,体制分割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她并非反对体制内就业,而是抗拒一种单向度的社会评价体系。


在这个评价标准之下,非体制内青年受到无形的歧视和排斥。而那些曾经被边缘的考公年轻人,一旦上岸进入体制内,通常也会找另一个体制内的成为结婚对象——残酷的鄙视链由此复制循环。


留在此地的青年,通常只能选择一种趋同的活法:从就业到婚恋的选择,都框定在体制之中;不认同这一标准的人,则用逃离东北来换取有限度的自由。


也是在研究期间,赵丹本人完成了一场自我和解,她离开东北又重新回来。于她自己而言,地域上的逃离是不够的,人总是需要持续与无形的社会评价体系抗争。


在赵丹与《凤凰周刊》的这场长谈中,我们试图厘清一个人关于价值评价焦虑的症结所在:


在当下,选择体制内就业和结婚,被视作抵御风险的一把安全锁,那么它究竟锁住了什么?而当一个年轻人的社会坐标,仅剩下就业和婚恋两个维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以下是赵丹的口述,结合了她的论文。


一“编”之隔


在东北地区,平日交谈里若被问及“有没有工作”,对方通常想打听的其实是“你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


这个语境下,“有工作”一般指的是拥有体制内的工作,包括央国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在编人员的工作职位。任何体制外的工作都被叫做“没工作”,包括在学、自由职业、待业等状态。


换句话说,只有收入来源,却不在体制内就职,在东北地区相当于“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


体制内工作,代表了较体面的薪酬待遇,以及一种社会兜底——这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少子化时代,有退休金更是优势突显,意味着老有所依。


去年的那两场婚礼,我至今记忆犹新。导致两场婚礼气氛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原因有很多,有没有体制内的工作应该是最主要的。毕竟在当地,两家的父母经济实力都差不多。


我当时突然有了一种为体制外就业青年打抱不平的心情,去不了体制内并不是那对新人的错,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站出来接受大家的婚礼祝福。我也很感同身受,围绕编制有关的择业和婚恋困扰,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也是多年来我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


2017年硕士毕业后,我回东北待了两年,先后在体制外的教培和公益行业工作,即本地人眼里的“没工作”。在老家,街坊邻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各家的情况,谁找了什么工作和对象,都能引发一波热议,这让我承受了很多压力。出于好奇,我开始访谈身边的朋友或同事,想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是否困惑。


这算是机缘巧合之下,更接近真实的访谈。因为话题涉及隐私,有时候需要人直面婚恋选择的真实动机,而聊天对象是我的熟人,我们的对话通常发生在公司茶水间或者街头巷尾,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他们在放松和信任的状态下聊,能更坦诚地表达想法。


通常来讲,家境好、地位高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受文中讨论的社会评价体系所限制。我的研究集中在工薪阶层的普通人士,我更希望关注他们的生活际遇。


有一个采访对象叫凌红,她大专毕业后,在一家本地公立医院当护士,她渴望婚姻,却一直没有找到理想人选。


去年凌红考上编制后,原单位的同事们忽然态度转变,纷纷帮她介绍起对象,新单位的同事对此也无比热情,凌红感觉身边的异性资源一下就多起来,“很快遇上合适的”——据说男方在国企“有点权力”,能给凌红一些事业上的助力。


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凌红完成了从考编、入职、相亲、恋爱到结婚的一系列“人生大事”。我去凌红家,她和父母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其实不难得出,凌红没考上编制之前,她前单位的同事手上,是有“优质单身男生资源”的,只不过大家都在心里掂量着“她配不配得上”,是否符合潜在的“体制内与体制内联姻”的婚恋匹配规则。


婚恋通行证


在东北婚恋的规则体系中,体制内单身女青年,可以说是竞争链条的顶端。


她们是体制内男青年的择偶首选,也被体制外的单身男青年青睐——调研中,有收入颇高的经商男表示,“因为我可以赚钱,她只需要工作稳定、能照顾家就行。”


据一位采访对象的说法,体制内通婚还有更细分的潜在规律,“党政机关的不找国企的,国企的又互相看不上。”当然,这条经验并非绝对,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择偶取向。


我观察下来,东北青年谈婚恋,收入、学历、样貌、户籍,甚至爱情,都不如编制重要。获得体制内工作,是顺利迈向婚恋大门的通行证;而那些非体制内青年,脱单机会则大幅度降低。


比如我,由于“没有工作”,在东北几乎没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有个受访对象热衷于给体制内单身女青年说媒,受挫了又来找我吐槽,但是从来不提给我介绍的事。


2017年,我的好朋友也是受访者小竹,邀请我去参加X市的一场线下相亲活动。出于好奇和体验的想法,我满口答应。可小竹又立刻用很自然的语气和我说,“但你没工作,所以不能提交材料,也不能参与相亲互动,只能在一旁围观。”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相亲会设置“编制”作为门槛。我原先以为,小竹是出于热心想让我一起和她参加相亲会,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好像离我有点远,而且不仅仅差在职业方面。


到了会场,我被安排坐在角落。主办方先把每个人像简历一样的材料,摆成一排在桌子上。当天来参会的有大约30人,几乎都是国企职工,男女人数基本相同。


看完材料后,是自由聊天环节。大家的聊天内容多是围绕爱好和家务水平。聊深了,也会问对方父母是做什么的,有人会主动提及“我爸妈也都是体制内职工”——这在婚恋市场是加分项,意味着结婚后不会有太大抚养老人的压力。


我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去关注和互动的点,那天的活动我只发言了一次,是替小竹“宣传”,告诉大家“她人很好很孝顺,在家会替妈妈做饭,个子高人长得漂亮,工作还稳定”——这也是她提前嘱咐我这么说的。


那场相亲会堪称无聊。每个人好像都在绷着自己“走流程”,和求职的气氛差不多,你很难感受到彼此之间有感情的火花产生。这也合理,大家几乎都是同行,早就祛魅了,也缺乏对他人的好奇。


但X市的本地青年找对象,基本靠相亲。因为大家找对象的限定条件太多了,加上X市的国企职业也有性别区隔,前线工作的都是男性,后勤或部分行政工作以女性为主,平日里自己能接触到的圈子局限,相亲是一种有效率、能满足需求的工具。


对于一些相亲介绍人来说,他们不了解你的爱好,也不在乎你是否有趣,人生追求和闪光点是什么。只要你性别合适,没有生理缺陷,在体制内正常工作,那么你就是“可以被介绍的”。他们看的不是“你们会不会幸福”,而是“匹不匹配”。


小竹最终没能在那次相亲会上找到满意的对象。她是一名国企职工,体制内二代,婚恋市场上她的条件算是“相当不错”,此前家人介绍了几十个相亲对象,有企业小领导,也有国企职工,“但都没成”,至今单身。


这也是体制内女性的普遍现状。当前一些体制内单位的人员比例是“女多男少”,对于女性来说,找与自己同等优秀的男性或者“向上婚”,是一种普遍观念,因此众多不能如愿的女性选择“宁愿单着”。


不过有时候,这些体制内单身女性会被贴上“太挑剔”的标签,甚至承受污名,有人私下议论,“她们就是想嫁个高官,国企女孩这样的还不少呢!”


有时体制内男性也会面临被质疑的局面。有女性受访者表示,“单身男的年龄越大,问题可能就越多,估计要么离过婚,要么就是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者不正常的地方,优秀的肯定早就都被人挑走了。”


在东北,跨体制婚恋的情况比较少,即便有,通常也是“男高女低”梯度婚姻的形式,或带着一些现实考量。比如我了解到的一例,男方是体制内的,但是离过婚,女方正在努力考公务员中。


你问我体制内的联姻里面有没有爱情,据我的观察,体制因素可能要先行于爱情。


这一点我比较认同社会学学者翟学伟的观点:西方人追求爱情,中国人更看缘分。所谓“缘分”,我觉得里面掺杂了一些理性的因素在。体制内的联姻,可以看作是一种“门当户对”: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环境差不多,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都差不多,在有限的圈子里刚好认识了对方,这就是缘分。


就像翟学伟教授说的,西方人没有爱情了可能就分开,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爱情了,但是缘分还在,那还可以在一起,如果哪天缘分尽了,才是真的不能再回头了。


躲熟人


这种崇尚体制的评价体系,造成一个现象是,在东北的街头,年轻人正在消失。“街头”,指的是社区街道、生活超市、早市夜市、小区公园等熟人社会的场景。毕竟周末时段的大型商区和大学附近,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的。


作为一名90后东北人,在我小时候,街头到处都是年轻人,小区的广场总是特别热闹,邻居姐姐们经常去那儿打羽毛球,还有年纪相仿的男孩,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但现在,这样的公共场所多是中老年人。


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固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更让我感慨的是,即使是那些住在本地的年轻人,也减少出门和线下社交。


我之前搬家到一个新社区,楼上是一对老两口,每天进进出出。直到有一次,我有事去楼上找他们,推开门才发现,他们家还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孩,正窝在沙发里玩手机。我了解到,女孩一直在家住,但从不出门,似乎是因为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在我的主要调研地X市是很常见的现象。X市是一座典型的重工业城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东北算是三四线城市。体制内的工作占据了这里就业市场的半壁江山,但近年来当地的一些国企招聘名额缩减;市面上的私企招聘不多,并且它们通常不面向高校毕业生和青年群体。于是一些本地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待在家里,有的人选择闷头考研、考公或考编。


其实“年轻人出门难”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之前我“没工作”的那两年,一出门就要被街坊邻居问。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妈去买菜,我们特意选在中午1点去,因为人少。但没想到在超市,碰上一位熟人,当时她隔着排队的人群,朝着正在挑菜的我妈喊话:“哎,你家孩子回来了啊?”“回来啦。”“考博考上了吗?”“没有。”


回完这句“没有”,我忽然觉得屋子里面瞬间像被冻住了,气氛降到冰点,周围所有人都不说话,静静听着我们的“隔空对话”。


那位熟人顿了一下,又问,“那……有工作了没有啊?”“也没有。”我回复。


又是几秒钟的停顿,那人没说什么,把脸背过去了,我和我妈低头继续挑菜。类似的情景我碰到过很多次,这是我最尴尬的一次,“夺命”三连问,句句戳痛点。


听多了别人的盘问和议论,久而久之我会拿这样的评价体系来“掂量”自己——既没有升学又没有体制内工作的我,好像啥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每天出门时我感觉自己像顶着一座大山,只不过我脸皮稍微厚点,尚有勇气出门。因为我也知道,不只我有这样的困境。


受访对象小凯曾在南方某市工作,每天超时加班、无双休的工作模式让他感到厌倦,他决心返乡考公务员。回来后,小凯为数不多的出门,都是为了考公培训或考试。早上六七点,小凯的车子就不在车库了——他是整个小区里最早走、最晚回的人。后来小凯直接在市里一处离家较远的地儿租房住,说是离培训机构更近,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躲熟人。


在我的调研中,这样的案例很多。还有人干脆在外地找个便宜地方租房子,偷偷去打工、考试。等他们考上了编,你会发现他们重新出没在家附近,在楼外溜达,跟别人唠嗑。


回来的代价


在东北,一些青年被动地“闭门不出”,一些青年选择主动离开。其实“走出去”也是很多东北家长们的共同期望。


如果说获得体制内工作是“有面子”,那么移居东北以外的地方是“更有面子”。我还记得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曾在课上扬言,“我的学生是很优秀的,绝对不能回来!”


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东北青年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认真学习,考到外面,留在外面。回来了,似乎意味着不够努力,不够优秀。


其实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东北的衰落是相对性的:以前是“共和国长子”,工业城市的典范,后来在时代潮流下发展相对落后,东北人多了一种强烈的相对被剥离感,是这种感受让人想出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其实“走出东北”的受访者们在异乡未必都过得很开心,但是他们会成为在东北的亲朋好友口中艳羡的榜样,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成为下一代的育儿范本,激励着其他人“走出去”。


对于东北年轻人来说,留在本地,就得把自己“逼进”体制内,在既定轨道中无限循环下去;逃离东北,则带有一丝英雄气概,成为了他们反抗和证明自我的方式。当然,东北也变成很多外出青年们回不去、不敢回的家乡。


有别的研究论证,对体制内的光环随着城市县级的降低而更加密集,我的观察也是如此。


受访者青瑶奶奶告诉我,她的两个孙子都在外地大城市,在天津的大孙子“就是个美术特长生”,在校期间居然和一个本地女孩结了婚,对方父母还是公务员;另一个小孙子在深圳,“也没工作,就是长得帅”,毕业后很快和当地一位有编制的年轻女教师结婚。青瑶奶奶认为孙子们都不算优秀,只是运气好,“这样的案例在东北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的研究以东北为例,是因为这个现象在东北特别典型和普遍,它已经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变成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有种“非体制内不娶不嫁”的态势,对于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影响。


我了解到一些福建青年,家里是白手起家致富的。福建地域限制之下,大家都很有冒险精神,我觉得他们点子多,敢闯。


相比之下,以前靠着自然资源优渥以及政策上的扶持,很多东北人觉得父母一辈进国企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应该子承父业,理所应当地也进体制内。


直到铁饭碗忽然碎了。


其实我也曾是一心想出去的人。年少时期的我对南方有过诸多滤镜,我觉得南方等于热闹和繁华,因为东北的夜晚,大家都睡得早,街上人少,我向往南方灯火通明、昼夜不息的街市。看到电视上介绍,福建有道菜叫荔枝肉,特别馋,因为这道菜,高考志愿四个选校我都填了福建的。


博士之前,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在福建某大学就读,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但硕士毕业,我回到东北,忽然间直面成年人的残酷现实,婚恋和就业的压力像一道紧箍咒,并且这个箍一天比一天更紧。


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的困扰少了一些。现在我能意识到,这不是我或者某个人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要共同面对的一个社会动荡期、阵痛期。


我一直顺着社会时钟走,按部就班地升学。博士毕业之际,我做出了一个“逆潮流”的决定,回东北工作。


回来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想回家了。这也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这里的生活节奏相对要慢一些,竞争压力相对较小,能让我潜下心来做些有关本地的科研。


我想放弃被社会评价体系所约束,离开或者回来,没有那么多的原因,更和优不优秀无关。


不过回到东北,熟悉的评价体系又回来了,再一次地,我感受到周围审视的目光。身边熟人还是会说,多可惜啊。还有人觉得,我在东北待不久,很快会离开。


至少现在,我没打算离开,但是人很难不受周遭环境影响。有时候我也想证明自我——“离开的人优秀,那有勇气回来的人可以是更优秀的”,无形之中又有了很多压力。


如今,我总是告诉自己,优秀的人在哪都优秀,但不够优秀也无所谓,我也能接受自己的平凡和普通。


(凌红、小竹、小凯、青瑶奶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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