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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互联网指北
相信你和我一样,仍然对几天前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对英雄逝去的悲痛、对悲剧发生的无奈、对责任缺位的愤慨——这可能是中文互联网世界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创伤,足以在未来的回忆中占据重要的节点。
但遗憾地是,这宗悲剧也和其他的热点事件一样,没有逃脱中文互联网世界经典的公共事件发酵路径:先是全国人民哀悼,然后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有人争议李文亮医生到底算不算英雄,有人建议不要放大李文亮医生的个人光环,还有不少后续争议集中在“是否消费逝者”的话题上,认为哀悼李医生的人别有用心,夹带私货,是吃“人血馒头”。
尤其是在关于“人血馒头”的争议中,整个事件甚至被推入了公共事件发酵路径的第三阶段:人们开始反击“吃人血馒头”的质疑声,整个话题随之从“如何哀悼”转移为一场关于人血馒头定义的大讨论。
比如六神磊磊在其公众号上发表了《纪念李文亮医生不是吃人血馒头》,并给出了人血馒头的定义:
何为人血馒头?是通过歪曲事实、臆造事实,为人们树一个不存在的靶子,趁机洗劫流量。
还有一个叫“扎根猪圈放眼世界”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人血馒头的伦理学思考》,也给出了对人血馒头的定义:
华老栓不仅对夏瑜解放自己的革命志向无动于衷,还要用馒头沾他的血治病,这是对夏瑜信念和尸体的双重侮辱,既体现了夏老栓的迷信,又体现了他的愚昧邪恶。
(人血馒头的文学出处来自于鲁迅的小说《药》)
我并不打算再来讨论“人血馒头”的定义,也不想去比较这两篇文章对人血馒头的定义是否准确。但两篇“命题”相对严肃的文章双双10W+,甚至成功引起大众舆论层面的广泛讨论,就太值得思考了:
这样一个经典词语需要被各种角度的解释和定义,本身说明了大多数人并没有深读过人血馒头的典故出处,鲁迅的小说《药》——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将其从文学概念里提炼出来,作为新的流行语在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人血馒头”似乎在整个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工具化”的改造,人们热衷于看到工具使用的结果(直指某人吃人血馒头,进而否定其发表的观点),而对其真正意义不求甚解。
当然平心而论,这并不是疫情期间才出现的现象。但疫情期间人们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情绪的过度敏感、信息环境的复杂、肉眼可见的“流量红利”,都在放大这个现象的出现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
从“人血馒头”到“人血馒头”们
严格来说,“人血馒头”是个标准意义上的造词。在鲁迅的《药》之前,“人血馒头”指的仅仅就是个字面意思,或者代表着某“民间偏方”。直到鲁迅先生将其放在文章中,用来作为一个很有特点的文化意象着重着重描写,才有了新的引申义。
与之类似例子是“打鸡血”。现在我们都懂“打鸡血”是给人加油鼓劲,让这个人充满干劲的意思,但在60年代之前“打鸡血”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药方,据说还是国民党中将为了保命投诚递交的“秘方”,打完之后让人容光焕发。
(曾经打鸡血也有个罪名,叫“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所以实际上造词并不是罗振宇们的专利,更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专利。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物质基础提升后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复杂,人们本能地会需要更多的新词语来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新想法”。唯一的区别是互联网时代加快了文化裂变的可能性,让造新词的过程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速,最终让人们的词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
只是这唯一的区别,也几乎是最要命的缺点:正如上面说的那样,人们发明新词,是为了更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想法,但人脑毕竟不是电脑,不仅存储量有限,运算速度也十分有限。再考虑到每个人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社交圈和视野等因素的不同,互联网时代中出现的新词语大概率会出现定义偏差,被人滥用,打击面无限扩大,偏离了最初的定义,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
比如备胎一词,2011年,李毅吧的屌丝文化刚刚兴起时我就知道了备胎。顾名思义,既然是备胎,就必然存在正式的轮胎在用,所以那时候的备胎一般是指喜欢的人已经有了另一半,起码是心有所属,而你还屡经苦难、痴心不改,这才叫备胎。
如果拿足球来举例子,就有点像球队里的二号门将,除非一门受伤,否则你难有上场机会,即便一门表现不佳被卖走,俱乐部的选择也往往是再引进一个头号门将,你还继续当你的替补。
但去年我和一朋友聊天,她眼中,只要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没答应你,你就是备胎。这让我倍感不解,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所有爱情中的追求者就都变成备胎了,哪怕对方单身,心里没有别人,如果对方没有痛快答应,你追到了也只是备胎转正。
这显然和最初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适用范围也扩大了很多。
除此之外,还有直男癌,最开始指代的是不理解女性到极点、甚至冒犯女性都浑然不知的男性,但经过几年的演化之后,捍卫自己利益而与女性发生不和的也成了直男癌,甚至认不清口红色号也成了直男癌。
另外,女拳师、圣母婊、PUA等词也都开始打击面无限扩大,几乎万事万物都可以代入,然后成为攻击对方、党同伐异的武器。
三观到底正不正,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新词的曲解和滥用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诸如屌丝、备胎、钓鱼,在人们活学活用后止增笑耳还是很能增加生活情趣的。
但在公共事件中那就另当别论了。造词、流行语的使用一方面的确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快速理解,但另一方面借助“第三方媒介”的理解方式,也很容易造成人们对于事件本身的曲解,从而将注意力引导向一个非核心的方向上。
比如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PUA。在去年著名的“北大女生自杀”事件中,舆论曾经将“PUA”公认为造成此次悲剧事件的元凶,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关于PUA的科普和讨伐——相信你现在还对当时朋友圈里齐刷刷的“晒某公众号关注人数”印象深刻。
但问题在于PUA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精神控制、行为控制等现象已经远远超出PUA的范畴,并且并不是一个公众完全陌生的概念。早在“太古里魔术师摸胸”等事件中,PUA就已经完成过几轮的传播,慢慢与渣男、劈腿、骗炮等词语联系在一起。
于是两两相加,当PUA以“被借用”的方式开始新一轮传播时,不仅激活了人们曾经的记忆,使得舆论对于事件本身的讨论也逐渐变成了一场集体渣男控诉,真正事件本身值得讨论的话题,也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冷门,以至于至今当人们回忆起这次事件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基本只有“PUA”。
不过我最为回避的词,也是最高频在公共事件里出现的新词,是“三观正”,既不愿意用这个词批评他人,也不希望别人用这词夸我。
过往写热点事件的评论,后台总有一堆人夸我三观正,还有另一部分人说我三观不正,搞得我有点精神分裂。
后来我琢磨一下,所谓的三观正,无非就是三观,正好和我一样。
拿雨果的《悲惨世界》举例,冉阿让是个小偷,被判刑后还试图越狱,而与他一直势不两立的沙威虽然从小在监狱的环境中长大,但洁身自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警察,所以对冉阿让这种作奸犯科的社会败类不屑一顾。
单这么看,冉阿让的三观已经歪到了沟里,而沙威则正的不行,简直是楷模。
但冉阿让当初盗窃是因为侄子快要饿死,所以去偷了一块面包,出狱后受到了感化,努力奋斗成了市长,乐善好施易于助人不说,还帮助沦为妓女的芳汀养育女儿。
你总不能让冉阿让对着快饿死的侄子说:为了成全你叔叔遵纪守法,你就饿死好了。而且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明,冉阿让是一个内心善良且有坚守负责任的好人。反而沙威的咄咄逼人显得没有人情味儿了。
曾经大火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也是这个道理,药企想保护版权没错,警察执法抓人没错,病人想活下去也没错,大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一套合理的说辞,但放到一块,就必然发生冲突。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三观都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现在所处的环境形成的,除了一些大是大非的事上,很难说谁的三观就是一定正的,谁就一定是歪的。
但互联网上,很多人在与他人发生意见不合时,总会用三观的尺子去逐一衡量对方的一言一行,对他人求全责备。而很多公共事件真正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也在这种“三观正不正”的讨论中被冷却、流失,被定义为“咬文嚼字”和“阴阳怪气”,失去了理性发展的空间。
别让新词把我们变得更狭隘
其实很多成语发展到现在,与最初的定义也有很大偏差。
比如勾心斗角,最初是形容建筑物好看,现在则是指人际关系的斗争。
比如美轮美奂,最初也是形容建筑物好看,现在则是被用在了各个领域。
比如空穴来风,最初是指有证据的传言,现在则完全反了过来。
但这些成语用法的变化,先是民间约定俗成,然后会有权威机构进行认定,最终确定了它新的定义。也就是说,你如果乱用成语,我们是可以通过《成语大词典》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个词不该用在这,正确的应该怎么用的。
然而互联网时代后我们所创造的网络流行语却找不到这个界限。而很多事情又并不是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
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定义三观、人血馒头和备胎等词语,也就等于这个词根本没有准确的定义。
没有定义的结果就是造成打击面的无限扩大,本来可以根据逻辑理性讨论的争议性事件,因为没人愿意平静下来考虑对方的处境,所以只会搜寻与对方沾边的网络词汇,直接给对方贴上标签,宣布对方为异端、三观不正。
本应该可以互相倾听,最终求同存异或者达成谅解的事,也会演变成一场贴标签、扣帽子的对骂,谁都把自己当成五岳剑派,对方是魔教,一旦相遇,不问是非,拔剑便杀。
滥用之后的标签化,也只会让大家越来越浮躁,而无心去倾听不同的声音。
显然,这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或者让热点事件不同立场的双方实现交流,并没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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