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与钟南山并肩战斗的日子

来源｜叉烧往事（ID: chashaows）

作者｜叉少

2020年1月23日，管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说这次疫情的感染人数起码是非典的十倍以上，之后他说自己做了逃兵，离开了武汉。很快，嘲讽批评的文章大量出现，管轶成了钟南山院士的反面映衬。

2月13日，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超过了59000人，是非典时期的十倍还多，管轶的预测成了实情。

2003年非典爆发时，钟南山与管轶结识，体制内外的两人通力合作，找出了非典病原体，为终结疫情提供了重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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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广州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例，接着一些医护人员出现症状。

2003年2月8日，管轶从江西老家回到香港，他的妻子说，有很多人从深圳来香港买醋。当时病情已经开始蔓延，管轶上网查资料，发现珠三角好几个城市都有异常。第二天，他决定介入调查，去了广州。

2月11日，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次通报内地的患病情况。当时305个感染者中105人是医护人员，死亡5人。

钟南山知道管轶的流感实验室，当天就跟他签了协议，双方合作调查病因，钟南山这边提供病人样本，管轶负责分离病毒，对结果达成共识再作汇报和发布。

2月12日上午，管轶要去医院取标本，因为两地合作有各种规定，钟南山没有让他进病房，而是按他的要求提供了样本。

下午管轶把标本包好，坐直通车背回了香港。理论上，这属于越界带运标本，但这次情形特殊。

两三天后，管轶的实验室有了结果。因为香港那几年接连爆发禽流感，且刚刚又出现了家庭感染事件，所以管轶当时判断是禽流感病毒，但他取回的标本中发现了多种病毒，就是没发现禽流感。

管轶当时认为结果和预判不一致是标本取的不好。他决定一个人再去广州取一次标本。

而此时，内地的媒体公布病毒的病原体找到了，是衣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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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公布病原体那天，钟南山院士不太高兴——之前他用治疗衣原体的办法治疗，没有效果，他可以肯定不是衣原体。广州专家组紧急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判定衣原体是唯一病原。

2月19日，管轶到了广州，从早上10点多钟忙到下午3点半，饭都没有吃，一共取了30多个病人的标本，然后就回了香港。

2月23日清早，身在香港的管轶意外接到钟南山的电话，钟南山说自己就在他的楼下，六点半就到了。管轶一看时间，已经8点半了，钟南山已经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他急忙下楼，和钟南山去广州开会。

会议上，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疾控中心的很多专家都在，一些人认为是衣原体，而管轶认为是禽流感。管轶坚持要带走更多样本，因为这个问题，会上爆发了激烈的讨论。

第二天，管轶得到了答复，他可以再带走6份新的标本。也在这天，又有一个病人被确诊为禽流感。所以管轶更执著地认为疫情是禽流感的变种。

香港大学有两个研究组在进行病毒研究，一组是管轶牵头，另一组是佩里斯。

这时，香港的SARS也爆发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标本，佩里斯那一组开始注重香港本地的标本。

差不多3月18日，佩里斯那组把SARS病毒种出来了。3月23日早晨，管轶和佩里斯一起去实验室看病毒的片子，确认是冠状病毒。比美国早了12到24个小时。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不太愉快，管轶认为论文应该把钟南山他们也加进去，因为课题是从跟他们合作开始的。但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标本分离出来的，不是内地的标本。管轶觉得这太不厚道，钟南山提供的标本让他们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

最终，佩里斯写出来的论文里依旧没有提到钟南山，管轶跟他大吵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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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很多研究机构开始寻找SARS的动物宿主，都没有结果。管轶判断很可能是果子狸，但当时忙着写SARS的论文，一直没有采集标本。

5月8日上午，管轶带了一个学生去深圳，从野生动物市场取了25对标本，包括了8种动物，其中果子狸取了6个标本。管轶就是奔着果子狸去的。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管轶的徒弟已经累得从沙发上滑下去睡着了。管轶没叫醒他，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给他盖上

5月22日晚上，管轶向《科学》杂志提交论文。5月23日的发布会上，向公众宣布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

5月23日凌晨两点钟，杂志社回信，说请了两个专家审阅管轶的论文，认为是基因污染。管轶马上回复：“你们所说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但请你到基因库去查一查，看看管轶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样本更多？你们4个小时就做出这样判断是不负责任的。”

杂志社向管轶道歉，把论文重新送出去找专家审阅。论文最终通过《科学》杂志的审查，在线发表。

依据钟南山与管轶提供的建议，政府采取措施，禁售野生动物。

6月，天气转暖，随着大量病人被隔离救治，非典疫情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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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个月没有新增的非典病例，2003年9月，野生动物重新回到了市场上。

10月22日，管轶不放心，又去取了标本。那天他买了9个动物，取回标本检测，有7个都是阳性。

11月份，管轶每周都会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他的妻子也去取。到12月份，市场里野生动物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病毒仍在人们的周围潜伏。

管轶很矛盾，疫情刚过，此时要不要上报呢？

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SARS如果回来就是大事，管轶决定还是要报告。

管轶总结过去的报告，写了一封信，传回北京。

后来，经过实验室的比较发现，广州新发病人的病毒，跟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管轶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果子狸。根据经验，19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就没有病人了。

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

1月3日当晚，广东方面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确定清剿果子狸的行动。

清剿从1月5日开始，1月12日结束。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有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新发病例了。

清剿起了作用，同时证明了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非典疫情结束，管轶登上《时代》周刊，被评为医疗英雄。他说：“我没什么感觉。这和我在科学界的地位相比差远了！”

钟南山很欣赏管轶，说：“管轶很聪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管轶却说：“钟南山院士比我伟大，他这样的英雄才应该多宣传。”

2007年，管轶对整个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做了总结，从进化角度分析，提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

之后很多年里，他和钟南山院士都在抗击禽流感的一线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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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2日，武汉优抚医院接诊了一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

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张继先也发现了类似病例。她在第二天就上报了本地疾控中心，成为上报疫情第一人。短短几天，检测机构就检测出了与SARS高度相似的病毒，还完成了接近完整的基因组序列。

相关检测人员有些后怕：“我们非常激动及早发现并确认了这个病原体，并对患者进行了隔离，在大范围传播之前就有可能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可惜，疫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努力付之东流。病例上报后的很多天里，武汉仍然沉浸在春节即将来临的喜庆中。

随着1月份更多病例的出现，钟南山号召大家“不要去武汉”。1月18日，84岁高龄的钟南山登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

1月20日，钟南山在媒体上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人传人”现象。距离第一次检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已过去了20多天。

一天之后，管轶也到了武汉。凭着多年经验，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下午3点，他去拜访了武汉的“小东门市场”，看到现场，他大吃一惊，菜市场卫生状况堪忧，而且许多市民仍在热热闹闹地置办年货，哪怕钟南山已经再三强调，戴上口罩的人数还不到10%。

这次管轶仍然希望像SARS时那样，取得患者样本。但许多本地科研机构并不愿与远在香港的研究所合作。管轶吃了不少闭门羹后，一气之下，买机票离开了武汉。

在机场时，他看到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戴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忍不住提醒她：“丫头，你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这口罩质量不行。”

他离开的当天夜里，武汉宣布准备封城。

回到香港，财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次封城举措，他说：“评价一个措施要看时间点和效果，时间点我觉得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效果并不乐观。”还说：“爆发是肯定的……我也算身经百战，但真的感到极其无力。”

管轶说自己做了逃兵，回香港去隔离。

接下来，十七年前在非典中合作无间的两人，被并列在了许多新闻头条——一个“国士”，一个“逃兵”。

在几乎一边倒讨伐管轶的浪潮中，也有一些冷静的声音。知乎上有网友说：这终归属于科学家的独立观点表达，应该得到尊重。

但更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开扒管轶的所谓黑历史。

也因为管轶这番话，当天，在医院一线工作的钟南山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谨慎地说：“已对疫情做最坏打算，武汉和广东省的病患数量没有任何隐瞒。”似乎是对管轶的遥相回应。

1月20日以后，武汉当地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就急剧上涨，同时疫情扩散全国。直至今天，由于临床诊断病例被纳入确诊总数，仅湖北一天新增确诊人数就高达1.4万。 

现在看来，两位处在不同位置的昔日战友，都在尽可能的尺度中讲出了真相。

最近，为了遏制疫情，一线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许多人只记得管轶的“狂言”，却忘了同一场采访中，他还说过：“有心无力，悲从心来。”以及“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他在确定果子狸是SARS宿主之后，在内地和香港提出宰杀果子狸，引来多方质疑。那时他也是顶住压力说：“如果是老成一点的人，会提出多种可能，圆滑一点，留点后路，但我不想这么做。”

6

2003年2月18日，管轶第二次去广州提取非典样本，他给钟南山院士打电话，没有人接。助理告诉他，钟院士好像“中招儿”了。管轶说，没事儿，我去见他。

那时钟南山出现了发烧、咳嗽、肺部发炎的症状。为了不影响团队士气，他决定自己在家隔离治疗，他在门框上钉了个钉子，把吊瓶挂在上面。

晚上，管轶买了果篮去钟院士家。钟南山的脸色不太好，但烧已经退了。两人在沙发上对坐着，也没有戴口罩。

管轶说这次他想亲自去医院取样，钟南山点了点头。

主要参考资料：

[1]《管轶——围剿动物流感的猎人》，南方周末 ， 2005年11月17日

[2]《管轶教授口述：2003年港大实验室是如何锁定SARS源头的？》，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

[3]《SARS专家管轶：这次我害怕了》，财新网，2020年1月23日

[4] 吴靖.王晨，《失去的机会，新冠疫情早期被忽视的小医院病例》，八点健闻，2020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