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ianzi, Zi。

美国时间2月11日，美国第一批武汉撤侨的195人获得了自己的“健康证书”，拿着这张证书，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些怀疑他们“行走病毒”的人，自己不带有病菌，完成了14天隔离和健康监测。

而对于这群人来说，从登上半个月前那架并不知道飞往哪里的飞机后，他们的生活就和撤侨挂了钩。

为了了解撤侨生活到底什么样，硅星人（Guixingren123）和硅兔赛跑（sv_race）在解禁后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美国第一批撤侨中的一位侨民李茜（化名），请她讲述了自己的撤侨经历。

以下为李茜的经历，略有删减调整。

从来没想过我会经历撤侨这种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事情，但事实上，我的确赶上了。

不幸地，我选择在1月22日从美国回到家乡武汉。时差还没倒过来，醒来就听到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 

本来计划热热闹闹的春节，因为疫情变得冷清了不少。在国内的这一周，我也不过只出去过2次，且每次都是在家人的劝说下全副武装——翻出雨衣来穿上，带上口罩、一次性手套和鞋套，回家前全部处理掉。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希望家人能够放心。

武汉封城对我来说，意味着不能回到美国的小家和家人团聚，也意味着工作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最早撤侨的信息是从华尔街日报看来的。无论怎么拨打美国驻武汉领馆的电话也没人接听。而转接到美国驻京使馆后，也只有一段自动播放的撤侨声明，便再没有下文。 

总之撤侨消息有，但怎么撤侨，怎么申请，一切抓瞎。而微信群中各种撤侨消息也无法辨别真伪。

逼不得已我联络了华尔街日报文章下记者留下的邮箱，但关于撤侨消息还是少得可怜。

直到后来再次尝试拨通美驻京领馆，才获得了一个申请撤侨的邮箱地址。提交了信息，剩下的只能是等待。 

听说有1000多美国公民在武汉，要实行抽签制。不过也只是听说。后来查看邮箱，才发现有好几封确认信，而每封确认信时间都在修改。不过好在，我终于抢到一张单程1100美金的撤侨机票，远远超过平日里600美金往返的中美机票。

最终，在使馆的通知里，最终撤侨时间定在了28号晚上。

11个小时煎熬等待：体温高的被拒绝登机

到了撤侨的日子，28号。已经“封城”多天的武汉受到疫情影响，街道上异常空旷，没有什么人。而出武汉，进机场的十几个收费站，只有一个还在开着。周围执勤的警察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检查着过往车辆上每一个人的护照，核对再三才会被放行。

按照美国领馆撤侨邮件中所说的“6点到机场，10点起飞”，我早早来到了机场。空荡荡的等候大厅让人觉得有些不适应。 

在武汉已经停航的这几天，基本上到机场的都只是其他国家撤侨的航班。“美国应该是第一班，接下来还有日本和韩国的。”一位撤侨工作人员告诉我。

到了机场先是给200个人测量体温。现场有几个人体温偏高，都被撤侨人员拒绝登机。

紧接着在工作人员要求下，我们留下了自己的住址，据说是方便未来寄送机票账单。

之后，便拿到了登机牌。 

这次的登机牌和平日里的登机牌大多显示在哪一排哪一个座位不一样，登机牌上只有一个数字。 

“很可能是货运机吧。”周围不少人猜测着，在漫长的等待期间，人们开始猜测这架飞机的特别之处。 

在机场等待4个小时后，本该10点登机的航班却仍然在拖延，人们开始焦躁。

根据撤侨工作人员私下解释，似乎从美国来接侨的工作人员签证没有提前办妥，出现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入夜，冷清的机场里，多少让人感到不舒服。

更糟糕的是，直到登机都没有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架飞机的终点是哪里——之前外界一直猜测的旧金山也被官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直到夜里3点，人们终于开始登机。而这时，距离我们到达机场已经过去了9个小时，每个人都显得疲惫不堪，尤其是撤侨家庭中不少小朋友开始哭闹。

因为体温和迟到等原因，这架飞机可以运载240个人的飞机最终实际登机只有195个人。

18小时“闷罐”飞行：机长室用塑料布隔离

不过上了飞机，我才傻眼。

哪怕之前很多年前坐过铁皮火车，也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坐上铁皮大飞机。简单来说，上飞机的第一感受就是“简单粗暴”。

很明显，撤侨航班是一架货机，看起来让人感到有些恐怖。

这架飞机内部看起来其实只是一个飞机壳，跟平时我们乘坐的客机很不一样。地上都是临时铺的，颇为不平整。所有的登机行李放在座位两边。 

飞机上层是机长室，被工作人员用大的塑料布隔了起来。可以说，飞行全程，机组是完全不会接触乘客的。

飞机里，座位顶上并没有行李架，我们的行李就杂乱的堆放在飞机的一角，每个座位上放着一个餐盒，里面是三明治和沙拉等冷餐。 

飞机上每个工作人员都全副武装，穿着从头包裹到脚的防护服。而每个乘客也都戴着口罩。而两个空姐／空少也都是全副武装，身着防护服，只能看到两个眼睛。 

飞机的状况让我们更加害怕了，我旁边的大姐还悄悄跟我说“现在我们这群人就是全世界的目标，美国也不想让我们回去，几次改航线，派这样的飞机，是不是就想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让大家消失。” 

这位大姐的话现在回想又荒唐又好笑，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竟然也有点相信，甚至为此打了一个寒战。

直到起飞前，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每个人都特别害怕。

起飞后不久，我们被通知航班将飞往阿拉斯加，加油和进行二次健康检查，再转飞到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

飞机比一般客机飞行高度都低。而由于是客机改造，飞机机身较薄，导致飞行过程中的噪音非常大，轰隆隆的声音让大家更紧张了些。 

而和一般客机另外一个区别，就是整个飞机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没有小电视，更甭提电影。而且撤侨前，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表示会没有娱乐设施。

于是除了少数几个iPad下载了电影的乘客外，大部分乘客都在噪音中无所事事。而这种无所事事容易让人有些慌乱。

飞行一段时间后，一些非华人开始摘下口罩有说有笑。而华人大多还都戴着口罩——尽管做了体温检测，但因为新型病毒有潜伏期，实际上，大家彼此也很防范。

为了保护自己，我在登机前准备了手套和纸尿裤，为了减少去卫生间的次数。

飞机上有四个临时厕所。每次去洗手间，我都会戴上手套。 

可能由于心情过于紧张，或者机舱内过于干燥，飞行一段时间后我感到右眼疼，心中再想起结膜炎可能也是新型病毒征兆，内心忍不住砰砰跳。当然，后来落地后心情放松这事儿也就忘了。再回想起来，也就是眼睛发干。不过人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就是容易胡思乱想。

大约飞了9个小时，我们到达中转站阿拉斯加。抵达阿拉斯加的时候，窗外飘起了雪花。 

在这里，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全副武装，摆好阵仗，给每个人量体温，询问症状。如果有发烧状况，就要留在阿拉斯加，不能进入美国本土了。

在检查过程中，一位上了年纪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拥抱，没有任何芥蒂，让我们这群撤侨的人非常感动。

在这里停留了三四个小时，没有人出现发热问题，大家的心放回去一半，重新踏上后半段旅程。 

而后，经过6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位于洛杉矶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

14天与世隔绝：两个意外

我们所在的基地全称March Air Reserve Base，与后来几班撤侨人员并不在一处。

基地专门隔离出一栋两层小楼接待撤侨人员。整个酒店大约有200多个房间，保证每一个家庭能够分到一间独立的房间。

房间内有电视、微波炉、空调、咖啡机，最重要的是有WiFi。

网速和一般家庭网速自然没法比，晚上打微信语音电话会时断时续，用来刷剧也不算特别顺利。不过，总算足够我白天完成远程工作所需。

入住之初，疾控中心（CDC）给每个参与撤侨的人做了检查，从鼻腔、喉部取样并抽血，总共有三种样本送到CDC位于亚特兰大总部检测。

据CDC官员解释三个样本是为了增强检测准确度，从鼻腔、喉腔采集到的样本化验结果可能比较准确，抽血的样本只能说明抽血当天一切正常，如果还在潜伏期，未必能检测到。 

截至解除隔离，我们这些第一批撤侨的195个人的检测结果还没有出现任何纰漏。但离开基地后，我才从新闻中得知CDC在针对圣地亚哥和德州圣安东尼奥的两个军事隔离基地都出现了一些低级错误，将撤侨人员中感染病毒的人检测为阴性，错误放回隔离基地，导致基地中的人出现恐慌和不满情绪。而这也导致美国国内不少媒体对CDC的检测能力产生质疑。

来源：纽约时报

实际上，刚到基地时，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只需隔离3天就可以回家。但直到第三天，我们才接到通知针对撤侨的人隔离禁令延长到14天，必须度过潜伏期才能让大家解散。

在不少被隔离的人看来，这样的决定更多是迫于美国社会的舆论风向。

一下子隔离加长到两周，不少被隔离的人后面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计划和行程都被打乱了。一些需要工作的人紧急联系了公司，并且收到公司寄来的电脑。 

在为期14天的隔离期间，我们还算被照顾得不错。

一日三餐大家统一到酒店停车场上搭起的帐篷里取餐。三明治、沙拉、土豆、鸡肉、牛肉…都是常见的美式食物，食物分装在餐盒中，各自领需要的分量（当然，一直供应美国食物，也让撤侨中的一些人开始想念中餐）。

但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除了分装食物，并没有其他刻意隔离措施。这也成为后来被隔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集体提出针对CDC隔离工作的一点质疑。在一些人看来，撤侨基地中，如若有人感染病毒处于潜伏期，很容易将病毒交叉传染给其他人。

除了提供食物外，基地一天安排给所有人测两次体温。每天也有清洁人员上门喷消毒水、换毛巾、扔垃圾等。 停车场里还有另外两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一个是Riversid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支援的应急诊所，一个是物资帐篷，能找到给小孩子的玩具、故事书，口罩等防护用品。

每天早晨10点，人们可以选择参加CDC组织的疫情讨论会，听取这群人的检验结果的最新进展、他们每日的工作以及疫情相关防护等等。

除了吃饭和疫情讨论会外，大多数时间归我们自己安排。

为了防止隔离的人们无聊和恐慌，基地也安排了心理辅导、画画课、Zumba课，希望缓解我们紧张忧虑的情绪。只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着，埋头工作，只要出门或在公共场所，都会戴着口罩。

虽然撤侨中很多人并不讲中文，但意外的，微信成了我们这段时间彼此交流的最主要工具。

美国驻武汉领馆工作人员建了一个100多人的群，包含撤侨的所有人以及CDC工作人员，主要用来发布疫情相关公告，传达官方指令，交流信息。

此外，华人们还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武汉人隔离自助小群——大家会经常在群里预告基地的活动信息等等，偶尔会蹦出几条跟武汉疫情相关的信息。

可以说，如果你刻意忽视每天来房间换洗物品、全面消毒的工作人员，不盯着那些戴口罩的人，再假装看不见CDC专门为我们设立的应急诊所里跟我们接触时小心翼翼的护士的话，这里的生活似乎很正常。

在整个隔离期内，出现过两个小小的意外，发生时我们并没有察觉，事后才从其他渠道得知。 

一件事情是一个小婴儿突然发烧，被紧急送医，但后来医院表示只是正常发烧，不是感染新型肺炎。

另外一件事是一对回武汉探亲的犹太裔母女要接家人送来的食物（因为严格的宗教规定，她们只能吃特定食物，而基地中并没有提前准备），不小心走出了隔离区（当时也没有清晰的标识），被负责看守的人发现，一时间军队的车、巨大的探照灯直射她们，引起了骚动。

梦醒：拿到证明，扔掉口罩

除了这些插曲外，这14天的隔离还算顺利。

在隔离解除前夜，基地给我们准备了送别餐。吃了一个月西餐，这次终于是中餐了。

还特意应景元宵节加餐了汤圆。

那一餐，每个人的心情都挺复杂的，彼此间甚至生出了一股友情。这群人谁也想不到一次回国探亲之旅，最后会以在军事基地隔离14天为结局。

隔离结束前，每个人都拿到一份官方认证的无肺炎感染证明。如果出去后如果有谁怀疑或者控诉我们，拿出这份证明他们也许就无话可说了。

听说后来在德州、圣地亚哥的撤侨人员中出现了感染患者，我们非常庆幸我们中无一例感染。

而这14天的难忘经历，最终以一张由美国驻武汉总领事提议的照片为结尾——就像是毕业的人扔帽子一样，我们集体丢掉了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口罩。

我们，终于，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