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意大利人，用中文做了场梦

亚历是一个百分百意大利血统的意大利人。2014年夏天他作为体育记者去南京青奥会进行报道，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2016年底他搬到北京，2020年初他开始用中文写作，2023年他离开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旅居，今年夏天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中文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亚历对一些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直接且犀利，比如，在电影学院读到了研究生，他感受到“国内的研究生有点像自由职业者：没人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些什么，直到你想办法交上一些能见人的东西......学校不再是一个天天督促你跟上学业的家长，它变成一个只想偶尔看看你成绩的叔叔。” 他对于身边同学的概括也准确：“睡前读塔可夫斯基、定期去电影资料馆、通宵拍片，对他们来说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经之路。”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自习室里，非常努力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但是坐在旁边的朋友还是投来奇怪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地看了看他——我们的秘密被一个外国人看穿了。

不过，用“外国人”介绍亚历，在除了国籍之外的方面都似乎不太合适，因为他已经非常“中国”：他用豆瓣而不是谷歌查电影；会把“天桥”的英文说成“sky bridge”；和朋友们聚餐，他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倒酒......诸如此类的细节，书里到处都是。

2023年的春节（摄影：刘水）

总之，亚历的写作和经历给我很大的鼓舞：在这个有目共睹逐渐割裂的世界里，经历了这么多，还有人会愿意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和真实的人们产生连接，参与社会，甚至相信陌生人。

亚历从2014年最初和中国产生联系，到2023年春节一次奇遇之间的所有经历都在书里了，你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学习中文，交朋友，进入这个社会，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挣扎于身份认同，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亚历的多语言写作经历，以及这本书之后的旅居生活。七月的一个下午，在紧张的新书签售和预热工作间隙，亚历和我聊了聊一些没写在书里的事情和感受。

洋气可以抵消寒气，写作可以超越语言

纵使松弛如意大利人，也难以抵抗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多年前北京的一个夏天，亚历听《黄帝内经》，开始担心自己体内的寒气，并且意识到周边生活充满对人体的威胁——“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到处抵抗邪恶寒气的孤独的战士”。先后在盲人按摩技师和中医大夫那里受了按摩和针灸之苦之后，亚历的赎罪之路被同学的一句话终止——“你的洋气可以抵消寒气。”

亚历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幽默和荒诞，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这样的细节在书中还有很多。亚历说，幽默是他的生活方式，从小他就用幽默理解和化解生活中的种种。进入中文世界之后他仍然保持这个习惯，但通常幽默得在文化背景里才能成立，所以一开始也很难，“就像缺了一条腿一样难受”。

我问亚历，掌握这门语言是用它实现幽默的必要条件吗？他否认了，说最重要的前提是敏锐的观察能力，语言只不过是传达觉察的方式之一，很多时候完美掌握一门语言的人反而没有幽默感。

写作和幽默一样，是亚历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惯性。亚历最初的写作和足球有关，2004年夏天，他见证了自己球迷生涯中主队的第一个意大利联赛冠军，荣誉感和责任感驱动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地下室，对着电脑写下了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回忆。他的父亲非常骄傲，把这些文字彩打并且装订起来。

童年时期的亚历和朋友

写作帮助亚历挖掘到更深层次的球迷体验。高中毕业之后，亚历决定去做英文体育记者。

有一个说法是所有的意大利记者都有一个小说家梦，用亚历的话来说，意大利记者的风格“花里胡哨”的，和英文世界不太一样，不严格遵循五个 W 原则，被允许、且认为有必要在报道中融合自己的写作风格，甚至有一些著名的意大利记者是以文笔知名。意大利阅读量最高的日报是《体育日报》，日均读者两百万，亚历从小就是读者之一。

做了两年半，亚历决定辞职，找体育之外的记者工作，但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无薪实习。他开始接触电影，一边写剧本拍片，一般骑着自行车在罗马各处上门教英语。尝试了一些工作之后，亚历到了瓶颈期，他想起2014年出差时去的青奥会，又偶然读到《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的报道，他决定去中国做电影。计划是在电影学院学一年中文，再去读研究生。

在书里他写：“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亚历不仅做到了，还在这里出了一本中文书。

亚历写的《留下来的十个理由》

亚历说，译者陈英在转发他新书信息的时候写：“语言是跟着思维的”，在他的理解里，写作是超越语言的。表达的欲望和惯性会推着你自然而然地开始写，而选择哪种语言只是看当下怎样最自然，从来不是障碍和困难。他说“我只不过是想办法在中文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从豆瓣走出来的中文作家

亚历的中文写作之路很Old School：因为豆瓣日记小有名气，然后被几家知名中文媒体约稿，后来被图书编辑发现，签约出版社。

一开始除了上课考试之外，亚历学习中文的场景都是口语表达。因为和同学一起拍东西，在剧组里沟通是用中文。后来亚历也逐渐尝试用中文写剧本，培养起中文思维，18年开始读研究生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

2017年亚历写的中文信

亚历真正完全切换到中文环境还是因为疫情，20年初的寒假，他的外国朋友几乎都离开了，他一个人在学校，比较孤独，也想分享自己的日常，开始坚持写豆瓣日记。在中文语境中经历的事情，用中文记录比较自然，用母语反而费劲，他说。他也不希望把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两种表达割裂开，记者的惯性让他写“所有人都能看懂的东西”。

亚历说收到写书的邀约时甚至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慢慢地把这些年在中国的经历展开写，和控制在一篇公众号的篇幅里相比会更舒服一点。从被邀约到出版，历时差不多一年半，我问亚历，写书时的心情怎么样？他说，还挺好的，唯一的心情波动就是在写以前那些事时的二次创伤。有时候刘水（亚历的编辑，也是他的女朋友）坐在我的对面，但她并不知道我在屏幕这边重新经历一些很沉重的东西。

和编辑的沟通磨合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母语使用者和非母语写作者之间。“首先要信任你的编辑明白你想表达什么，而不是一个修改语法的机器。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候我也会质疑他们的修改，然后我会问为什么。如果他们觉得这句话读起来费劲，那我也会把阅读体验放在我个人表达之上。有时候编辑会给我提供两三个修改方案，经常其中有一个是我想表达的。”亚历说，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现在他和编辑们之间已经彼此非常了解，甚至有时候他们能猜到亚历的心思。

等待送审的过程很难熬，就跟生一个孩子一样，有时候亚历会尝试骗自己“我不在乎这件事”，更多时候他还是让自己尽量充实起来，做一些其他的事。

2023年初，亚历离开中国，开始和刘水在世界各地旅居，在专栏里写自己遇到的人和事，比如时隔四年第一次回意大利，还有关于在中国的老外身份的反思。他说，现在的生活状态自己也说不清，还是在寻找和人连接的方式，不知道什么状态才对。“疫情后一切都变了，我没有回到之前那种状态的渴望，我现在的心态也不一样，不想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固定产生了恐惧。流动太多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太短，体验的深度会有限制。”

旅居中的亚历（摄影：刘水）

这一年，亚历也成为了全职自由写作者，不再去当群演和教意大利语。他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比如到中午我就关上电脑和刘水一起做饭，晚上到了时间就出去买菜，从工作里走出来透透气。晚上也不熬夜，尽量在白天完成。很重要的一点是随时调整自己的计划，我经常发现我定的计划是建立在我是机器人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的。外部和内部因素都会有影响，比如某天状态不好就写几百字，这也很正常，随时和编辑沟通，或放过自己。”

生活给了我一个唐先生

采访的前一天，亚历在安华桥附近的重庆味道刚吃完午饭，编辑漫不经心地走过来，默默把这本书从包里掏出来给他。亚历说，十年前在南京的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件事。“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能够以这种方式参与一个社会，这是我很看重的事情。一开始我没有选择英文研究生项目，而是学中文然后用中文学电影，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些年很多的外部因素我没办法改变，但是我很开心我坚持下来了，并且还记录了这段生活。”

亚历写过一篇文章《时时刻刻，妈妈对我生活的微妙否定》，内容用题目就能概括，我转给朋友说“原来意大利人也这样”。我问亚历，新书出了之后妈妈有什么反应？亚历说他妈妈现在出去买东西会到处和人说这件事，终于可以对别人说自己儿子是个“作家”，一个大家都懂的职业。

关于给写作者的建议，亚历说：“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被什么吸引了，你想写ta，一定要相信ta会带你去更多的地方。”关于非母语写作，亚历说：“无论在什么语言里，多在这个语言环境中和它互动，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表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本书以《过年》这个故事结尾：亚历和唐先生在一趟卧铺动车上认识，随后他被唐先生邀请到老家农村里过了一个年。随后的后记里亚历回忆2014年青奥会的经历，以及当时遇到的那些人，重温“世界公民”这个概念。

我问亚历，为什么这样结尾？他说，是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所有结果是唐先生。我问，是经历了这些之后你还愿意如此相信一个陌生人？还是你觉得唐先生这件事的疯狂和复杂程度是你过去三年的总和？亚历说，“第一个更准确，这个故事代表我这么多年生活的一种精神，就是开放地面对一切，然后看它会给我什么，最后生活给了我一个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