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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7 23:30

从大厂“逃离”到出版社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人杂志,作者:张艾宁,一审:张竞艳,二审:黄璜,三审:杨帆,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片人物与内文无关)

文章摘要
从互联网大厂转行到出版行业的年轻人,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

• 🌅 追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摆脱高强度压力。

• 📚 出版行业带来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 🕰️ 从机械化工作到感性创意的转变。

互联网和出版业,前者重塑时代潮汐规律,以短短20年光速迭代颠覆现代生活轨迹;后者则自先秦简书发展至今,跨越2000余年而生生不息。看似处于时代发展两极的行业,借由那些从大厂“逃离”到出版社的人实现了连接。


在极致的快与慢、新与旧的反差之间,工作状态、生活方式、生命意义、价值选择等层面的碰撞与挣扎充满着张力,落到个体身上则颇具荒诞感和戏剧性。


过去20年,互联网大厂持续膨胀的股价和组织架构编造了一场绚丽的梦。而南柯一梦终须醒,当潮水退去、泡沫挤出,出版这个古老而沉静的行业成为年轻人追求意义和个人成长的栖息地,还是另一座“围城”?


这个问题也指向了当下多数人求索的核心命题——在时代的洪流中,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空间可以被个体掌控?我们为之又将付出哪些代价?


拿命挣钱


“公交车上,晚霞透过窗户折射进来,我看着立交桥上人来人往的行人和车辆,我知道我这一刻已经全然地活在当下。我不需要担忧自己‘是不是做对了选择’‘是否在浪费生命虚度人生’,我知道我的未来是光明、喜悦与安全的。”入职出版业第四个月,粥粥在社交媒体账号写下这段话。


粥粥在公交车上拍摄的晚霞


在此之前的两年,粥粥在某互联网大厂海外业务板块做产品和运营工作。由于公司融入了些许外企基因,她能够拥有“上午11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双休”的生活,这样的工作强度在“大厂一年,人间三年”的节奏中已经格外幸福。


只是她没有想到,行业内卷、人情修罗场,加之国际环境和局势动荡令业务受到的波及,会如此切实而又深刻地影响到自身。短短两年,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已换了4批,粥粥“荣升”为团队“003”号员工。然而坚守并没有换来明朗的职场环境,反而陷入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拉扯中,巨大的不安、迷茫和危机感始终裹挟着粥粥。


小刘体验过长期半夜12点下班的生活,她曾就职于上海的某互联网内容公司,若逢“大促”等特殊节点,凌晨两三点办公区灯火通明是常见的事,“与同事一起盯销售大屏、观测重点品销售情况、迅速做数据复盘以调整策略”。


尽管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12小时,在本就稀少的业余时间里,小刘也要时刻背着电脑,以应对上级随时随地提出的数据需求——无论正在聚会还是约会,一旦接收到指令,小刘都必须摒弃人类情感,像机器人一般,第一时间拿出电脑执行任务。


小刘在大厂时的每周工作量统计


小刘在大厂时发布的朋友圈


晚晚2017年一毕业就进入互联网行业,她回忆道:“那个时候的自己对收入有着更高的渴望,确实比较拼。项目上线前会连续加班到凌晨,最疯狂的时候彻夜通宵,凌晨5点直接跟同事约个海底捞,然后回家睡觉,下午继续去上班。”好在,晚晚赶上了互联网红利期的尾声,付出很快在收入层面获得反馈。“当时公司经常给我们发额外的奖金,那种赚钱带来的快感确实很爽。”而代价也很惨痛——“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如粥粥、小刘、晚晚一般高强度工作的年轻人,在互联网大厂比比皆是。在过去20年中,倚仗互联网这一风口的确有不少人实现了阶级跨越和财富自由。可如今,向上跃升的通道已然十分狭小,造梦的神话却依然飘荡于江湖。然而,互联网行业寒冬即将来临的征兆早已在暗中涌动。


小刘对此深有体会:“最先出现的颓势是电商业务的快速滑坡,无论商家再怎么‘造节’和促销,销售额都冲不起来了。”紧接着是裁员——每半年的裁员幅度都在10%~15%,“很多工作努力、绩效很好的同事,第二天工位就搬空了,人心惶惶,没有人知道裁员这把利剑会不会第二天降临到自己头上”。


晚晚也意识到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已经进入明显的瓶颈期,“无论怎样调整业务动作和方向,新增用户规模都不会再出现大幅增长,与上升期的市场环境相比确实是‘天上地下’”。可是上级指标任务和考核方式没有根本性变化,若还想做出成绩,就必须将工作做到更加极致和精细,反复论证各种模型、尝试各种方向,真正意义上“卷起来了”。


压抑的心情和高强度的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快传导到身体上,离职前严重的抑郁、焦虑情绪令粥粥暴瘦十斤,甚至每天无法起床,看不到生活的方向,陷入虚无中无法自拔。


小刘的时间和精力完全被工作霸占,以至于她不得不放弃爱情成全事业,最后工作价值却受到上级“针对性”的质疑和贬低,她感到一切都可笑至极。


相比之下,晚晚幸运一筹,在互联网公司顺利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随着人生重心的转移,她不再能忍受每天下班后宝宝早已熟睡的现状,她下决心为自己高强度运转多年的工作节奏按下暂停键。


像踩了一脚急刹车


逃离大厂后,粥粥跟朋友开启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中国的西藏、新疆到沙特阿拉伯,粥粥看到了很多不同生命状态的人,看着在恶劣自然环境和粗茶淡饭中泰然自若的边疆人民,看着那些为了信仰匍匐前行的虔诚信徒,粥粥被他们对于自然秩序和信仰的坚定所触动。“一瞬间我真正理解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完全掌控自身所处的环境,但至少在能做主的范围内,要找回对于生活状态的选择权和时间分配的主动权。”


偶然的机会,粥粥在朋友圈中看到了某出版公司的招聘信息。传播学专业的她曾有一段在内容创意行业实习的经历,她怀念那段被创意激发起更深层次喜悦的日子,也怀念曾经那个尚有精力阅读的自己。她决心回到这片更适合自己的领域,出版行业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入口。


走入出版公司进行笔试的第一天,她就感受到了出版行业与互联网大厂的巨大差异——迎面而来的一面面书墙、一座座书架和工位上摆放的一摞摞书籍,是她在大厂从未见过的景象。


笔试题目也令粥粥印象深刻,与互联网注重具体的工作技能、数据分析能力和结果产出能力不同,“出版业的笔试简直像选秀才一样,是对整个人知识素养和人生观念的全方面考查,后面的简答题部分更像一个人类学访谈”。“你花钱最多的一项爱好是什么?”“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对某一领域的书籍有怎样的理解?”“如果让你对某本书做营销策划,你的思路是什么?”粥粥说:“以前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人关心或愿意交流这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观念和认知被尊重,很享受这种自我剖析的过程。”


在后续的面试中,无论是面试官传递出的气质还是面试时提出的问题,都让粥粥觉得找到了与自己同频的行业和人,“当我得知一位同事曾在家Gap大半年,公司却并没有表示任何拒绝的态度后,我就知道,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天生应当归属的行业”。


一个月后,粥粥顺利入职,正式成为一名营销编辑,她将这份工作称为“人类知识宝库的推销员”,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无论领导加班与否,下午五点都可以“弹射”下班。


再也不用耗在工位“表演”加班,粥粥终于卸下了“职业社畜”的面具,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了,“下班路上整个人轻松洋溢,甚至好几次不自觉地哼起歌来”。


尽管薪资降幅接近一半,但在对物质消费主义带来的短暂而浅层的快乐彻底祛魅后,粥粥意识到,灵感和创意所激发的幸福才是绵延而悠长的,而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其实并不需要太多金钱。


与此同时,“如今大厂所能给到的薪资也并不能让我在超一线城市凭借自己的力量购置房产乃至跨越阶级,出版行业的收入却已经足够我在北京拥有体面的生活,甚至每月还有余量可以存起来”。在换工作后的无数个“小确幸”瞬间,粥粥都感到无比值得,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与自洽,是无论多少金钱都不愿置换的生命高光。


小刘从互联网逃离到出版行业后,薪资降幅达到60%左右,与之相对应的,工作量也只有此前的四分之一。小刘终于实现了每天伴着夕阳下班的愿望,她的手机相册甚至一度被每天不同形态和颜色的夕阳充斥,那是她的生活状态越发积极阳光的最直观证明。


与此前相比,小刘的业余时间多出来将近8个小时,她从未觉得自己如此“富有”。她重拾起看书、看电影、做运动的爱好,甚至坚持学英语,考取了不错的雅思成绩。“其实我好像只是回归到一种正常的、不被压榨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但在当前的环境中,这已经成为大多数人难以实现的奢望。”


小刘在国有出版社下班路上拍摄的夕阳


晚晚入职一家国有出版社后,在新媒体部门负责用户运营相关工作,薪资的降幅也达到50%左右。在入职前的面试中,领导曾问起她对于工作的要求和期待,晚晚诚恳地表示期待工作环境能够纯粹一些,以平稳的节奏踏踏实实做事情,同时希望尽量不加班,让自己有精力兼顾事业和家庭。本以为这番话会遭到面试官的鄙夷,却没想到自己得到了认同的回答:“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能够沉淀下来以长期主义做事的人。”


晚晚深刻体会到:“在出版行业,自己被当成一个真正的人,领导和同事间彼此尊重,重视个体的成长性,我不再是冰冷的、用完即弃的劳动生产工具。”


光环与真相


“是否把人当人”——无论粥粥、小刘,还是晚晚,都提到这个互联网大厂和出版行业最明显的不同。


在互联网大厂时,随着业务越发动荡,粥粥深切体会到,同事之间为了利益而争执、甩锅、背刺的现象越发频繁。“这对我个人的感情与精力而言是巨大的消耗,我不知道自己明天该干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事对以后有没有价值。”她逐渐感受到所谓“大厂光环”与其真实面目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真相鸿沟。


于个体而言,“大厂光环”意味着高收入、社会声望和借助平台所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权力,然而能将这种光环价值运用到极致的人终归只是少数管理者。随着增长规模遇到瓶颈,大多数大厂人被动陷入内卷中,所谓的光环也越发像一张好看的外壳,装点着实则如螺丝钉一般无意义的工作。


“当然,我身边也有同事认为工作的全部价值在于挣钱,但我意识到自己对于意义感的追求要远高于金钱本身。”“我们在大厂所做的工作能对社会或者个人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粥粥常常这样反问自己,她内心的答案大多数时候都很明确——“其实没有价值”。


在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下,每天按照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和设定的工作目标,每个人的业务动作和话语体系都仿佛被同一个模板所规训。同时,严格以KPI为导向的考核方式,让所有人只注重短期业绩和结果,至于一个人作为“人”所需要的长期发展和自我成长,早已被这个庞大而精密的系统忽略不计。


“长此以往,我感觉自己完全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沉迷于用刷短视频等‘奶头乐’的娱乐方式填满工作外的生活,完全丧失了自主思考和反思现实的时间和精力。”粥粥感到不寒而栗。


在大厂工作时,下班已是深夜


互联网大厂的去中心化管理,是光环之下又一个虚假的伪装。


起初,提倡“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大厂的确能赋予个体更多的工作自主性,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提出想法,甚至将其想法转化为落地项目。后来,随着大厂架构逐渐庞大、人员越发冗余、层级越发纵深,一套制度森严的等级体系拔地而起,横亘在每一位大厂人面前。


在大厂时,粥粥不仅有直属上级,还有不止一位“虚线上级”,跟直属上级沟通的机会非常少,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月沟通一次。同时,越级沟通是绝对的禁忌,“个人考核评价、升职等‘生杀大权’几乎都掌握在直属上级的手中,如果直属上级不向上汇报,那高我两级的领导层永远也看不见我的工作能力”。


小刘在大厂甚至经历过领导间的“派系斗争”,业务线的变化会牵扯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作为下属,我必须站队,观察直属上级的立场行事”。


本应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而本应多元的工作绩效考核却极度粗暴和单一——像对待机械化的劳动生产工具一般,将工作结果完全量化,甚至一年的年终绩效完全由一次述职决定。


在这种结果导向下,“一场漂亮的PPT工作汇报甚至比勤勉工作本身还要重要”。小刘深谙这种用PPT汇报工作的技巧,“首先要堆砌一些看似扎实的数据分析,包括流量、成交率、浮动比例、模块指标等,再逐一分析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虚实结合,最后一定不能忘记给上级‘画个大饼’,未来还将在哪些方向发力”。


晚晚目睹了“年终述职决定一年工作绩效”这一规定对人的异化——怀孕8个月的同事为了准备年终述职而几乎一整天没有离开工位,上级主管为了顺利汇报工作高烧39摄氏度依然坚持在公司。“这种氛围太可怕了,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即便给我再多薪水,我都坚决不能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


晚晚在大厂时的办公环境,整日见不到阳光


在这种异化下,粥粥甚至逐渐摸索出一套“表演方式”“扮演一个很擅长推进工作、掌控感很强的女强人”,只是“两张皮”的生活实在令人厌恶,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工作的价值感和成就感逐渐消磨殆尽。


决定离职后,粥粥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了一档播客节目,在她看来,策划一档播客带来的成就感甚至比在互联网大厂中挥斥方遒来得实在得多,“尽管收听量还不大,但至少播客的创意完全来自我和朋友的思维碰撞,而不再只是被动地接收和执行任务”。


无论粥粥、小刘,还是晚晚,都很快意识到,在互联网大厂所谓的光环之下,无非是用青春和健康换取一场“造富梦”,在光环背后的角落,充斥着多少不为外界所知的灰暗和无奈。但没有人能够阻挡每年一茬又一茬年轻的“韭菜”满怀信仰、朝气蓬勃地走进大厂,直到剩余价值被“吃干抹净”。


碰撞与平衡


如果说在互联网行业因为人被异化为纯粹理性的劳动生产工具而感到割裂,在初步品尝到转行的甜蜜后,粥粥也开始反思,出版行业又是否太过依赖直觉和感性,导致工作成果时常不可控?


第一次出现这种“不适应”,是粥粥在新公司第一次开编辑部选题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到咖啡厅,每人点了一杯咖啡,就这样闲聊了一个小时,没有人带电脑或者笔记本记录会议议程,甚至在会前我都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目标是什么。”“感觉更像一场头脑风暴或者学生时期的学习小组讨论。”


在大厂开了无数次会议,粥粥脑海中的开会流程已经形成一种制式——在会前应当先写一个开会文档,将会议流程、所需人力、会议预期等形成文字,然后协调各方敲定会议时间,在会议中不断推进流程,将任务分配到人,会后不断协调资源、实现阶段预期目标,直到交付完整的工作结果。


“因为在大厂每个人的日程表都是被排满的,如果没有事先安排好会议流程和预期目标,压根不会有人搭理你。”这种会议的确高效,但是对于组织者而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撰写文档、协调资源、督促进度,“因为大家都在一条流水线上,只要有一个人‘掉链子’,项目就很难如期完成。但与此同时,每个人手中都有多个项目需要协调,每个项目的优先级都不同,所以会产生很多矛盾,非常耗费组织者的心力”。


最初,粥粥在编辑部选题会上还会习惯性地记录大家的发言内容,“生怕会后我忘记,影响大家工作进度”。后来粥粥发现并没有人盯着会议内容推进工作,大家在一起讨论选题更像是交换信息,在交流中碰撞灵感、产生新知。对于“拿结果”的执念,源自粥粥过强的责任心和大厂留给她的工作惯性。


“后来我发现只要领导对于一件事的结果没有强制要求,我就不可能推动同事的进度,强行追求结果反而可能事倍功半,甚至让某件事做不下去。”“于是我放下执念,与自己和解,做好分内的事就好。”


晚晚也发现与大厂中资源的高竞争性不同,在国有出版社,每个人手中的资源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当一件事情推进不动,不是因为不能做或者条件不成熟,而是有可能动了别人的蛋糕。”小刘进入国有出版社后,学会的第一条“人情世故”就是“做事不要太积极”,“一是因为这样容易‘卷’到别人,二是在摸清复杂的利益关系前不敢轻举妄动”。


晚晚在国有出版社下班后的景象


国有出版社的食堂


正是因为资源的高垄断性,与互联网大厂流水线式的工作不同,在出版行业,很多人习惯单兵作战,一个人就可以是一个团队。这样就导致技术迭代、方法交替整体上分布很不均匀,经验的可复制性差,培养新人的时间成本高,造成更新换代的速度极慢。而互联网大厂是另一个极端,所有工作内容都会在线上留痕,工作经验和方法论的沉淀也会形成文档,保证人员流动时工作能以最快速度和最完整的样态完成交接。


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大厂的确塑造了员工更加狼性的工作思维、培养了更加系统的工作习惯,这些思维和习惯也反哺到粥粥、小刘和晚晚当下的工作中——“甚至只需要拿出以前三分之一的劲头就足够应对现在的工作”。


粥粥深有体会:“进入出版行业工作后,领导和同事都夸我逻辑性很强,其实就是因为我把当初在大厂的产品经理方法论套用在了营销工作中。”“就拿联系博主推书这件事举例,我会及时记录自己联系了多少博主,在一定周期里每个博主的转化和影响力分别是多少,量化成数据加以呈现,然后不断优化博主资源库,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成果。”此外,定期总结和复盘也是粥粥在工作中必做的一个环节,“让营销工作的结构和成果更加清晰,而不能让工作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


在转行后的一段时间里,粥粥一度感到焦虑,出于对自我成长的要求,她希望自己可以尽快得到工作的正向反馈,“要么是做一本好书,要么是把书卖好,这两件事我总得做好一件吧”。她习惯了在互联网大厂时工作成果能够即时反馈的节奏,在出版行业,这种正向反馈可能出现在半年后——着急是没用的。


粥粥在某出版公司的工位


急躁的心态在粥粥编辑第一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治愈。“我编辑的第一本书是一部很经典、优质的心理自助类作品,作者的故事穿越几十年抚慰了我焦躁的内心,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我好像慢慢进入了一种‘胜利循环’。”


在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中一点一滴沉淀自己,粥粥看着身边40多岁甚至50多岁的前辈同事,感受到此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时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在出版行业,我感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被内容滋养”。


她想起自己编辑的作品中的一段话:我爱我自己,因此我做我真正享受喜爱的工作,这个工作使用了我的创造天赋与能力,和我所喜爱并喜爱我的人一起工作,并且赚取很好的收入。“我相信回到内容行业的这条弯路,是到达自由人生最短的距离。”


也许在世俗的评价中,如粥粥、小刘、晚晚一般逃离互联网大厂来到出版行业的人,是“躺平”,是“逃避”,是“妥协”,但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不让自己在功利主义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机械化的“长期废物”,拿回自己主宰生活的主动权,是多么勇敢、清醒而珍贵。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人杂志,作者:张艾宁,一审:张竞艳,二审:黄璜,三审: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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