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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
前段时间,关于“风月同天”的讨论在互联网上沸沸扬扬。
因为这件事,倒想起另外一件事来。我们去日本会发现不少招牌或话语,我们都能猜着看。
因为里面有不少意思一致的汉字用法,那么,是他们学我们的吗?
一、
先来看一组词吧。
“观点”,“取缔”,“立场”,“银行”,“派出所”,“物理”,“共和”。
请问,七个词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都是汉字?当然是废话。
这七个词涉及各个方面,看上去似乎不能简单归为一类,但真的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这件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事实确实如此。
而且不仅仅是这几个词,如今我们很多高频使用的汉语词汇,都不是从我们老祖宗那里一路流传下来的,都是从日本那里“加工”过后传过来的。
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二、
这件事,要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说起。
1853年,日本遭遇“黑船事件”(见“延伸阅读【一】”),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在经历了中国人1840年“鸦片战争”时一样的震惊和屈辱之后,日本人同样也陷入了迷茫之中,但他们随后的“痛定思痛”,相比当时的大清帝国来得要更坚决,更彻底。
1853年7月8日,长途跋涉的美国“远东舰队”的四艘军舰出现在了东京湾的海面上,日本人称之为“黑船来航”。
从上至下的彻底改革“明治维新”,就是最好的例证。
面对大量之前闻所未闻的先进西方文明的涌入,想要学习的日本人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将那些理念和知识翻译过来。
但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却碰到了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日语中片假名只能音译,平假名又无法承接如此大词汇量以及语义丰富的西方名词。
那怎么办?以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想到了一个办法:汉字。
汉字传入日本,最早可以追溯到弥生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汉代),历经两千年,尤其是经过日本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学习和交流,普及度还是很高的。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本身就是脱胎于汉字中的草书和楷书。
在这个翻译过程中,日本人主要运用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使用最多,就是“意译”。
比如“machine”这个词,日本人翻译为“机械”,典出《庄子·天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原意指一种便于操作的工具。
又比如“invention”这个词,日本人(此为在日传教士最早翻译)翻译为“发明”,典出《史记·商君列传》:“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原意为“印证”。
再如“physics”,日本人翻译为“物理”,典出有很多,比如杜甫《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
又比如苏轼《石鼓歌》:“细思物理坐叹息。”
原意指“事物之理”。
此外,像“经济”、“革命”、“文明”这类词,一般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早已有之,意思也都与现在用法有相通之处,日本人将其摘出,固定为现代用法。
第二种,是用汉字的读音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种相对不多,比如“瓦斯”(gas),“淋巴”(lymph),“混凝土”(concrete)等等。
第三种,就是生造字,也不算多,比如“腺”这个字,中国的汉语里并没有,但日本人就造出这个字,用来翻译生理学上的专有名词。
这三种翻译的汉语词汇加在一起,相对于原来日本通行的汉语词汇,被称为“新汉语”。
从“明治维新”开始后,“新汉语”便慢慢占据了日本汉语中的主导地位。
而这种潮流,是不可能不影响到汉字的源头的。
这个源头,就是日本的近邻,中国。
三、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词汇翻译,大致始于明末清初。
在西方传教士和明、清的中国学者(徐光启,李善兰等)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一批翻译词汇,比如“几何”,“上帝”,“权利”等等。
但中国的汉字开始大规模引进“舶来品”,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对象就是日本。
甲午一战,中国痛入心扉,痛定思痛之后,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东亚邻居。而此时日本政府也开始示好清政府,再加上清朝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大环境,大量经过日本翻译的、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新汉语”开始涌入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日本用汉字翻译的那些西方术语通俗易懂,拿来即可使用,但另一方面,汉字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严复翻译“自由”这个词。
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自己就是英国留学归来的标准精英,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系统地翻译欧洲近代学术,出发点和日本的那批学者是一样的: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知耻后勇,发愤图强。
严复在翻译“liberty”和“freedom”这两个词汇时,用的是“自繇” 。
“繇”有两个读音,一读yao (第二声),二读you(第二声),读you时,有一个释义就是通“由”。严复也是取其“由”意。
严复。严复1854年出生,1877年留英,1894年甲午战争后开始正式翻译西方著作,他的具体故事可看【延伸阅读 二】
其实,“自由”二字本来也是来自于中国典籍,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孔雀东南飞》中就有一句: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当然,古时所用“自由”,与后来的“自由”之意,也有不同,但肯定不至于是完全矛盾。而无论从字数笔画还是辨识程度上来说,“自由”的易记程度显然远远超过“自繇”。
所以,到了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候,他也舍弃了“自繇” ,使用了“自由”。
但是,在“翻译西学”这条赛道上,严复是做过不少抗争的。
比如他就认为日本人用“经济”一词翻译西文“economy”不恰当,就拒绝使用。
此外,西文的“society”,日本人翻译为“社会”,而严复翻译为“群”,将“社会学”翻译为“群学”;
“capital”日译为“资本”,严复坚持翻译为“母财”;
“evolution”日译为“进化” ,严复翻译为“天演”;
“philosophy”日译为“哲学”,严复翻译为“理学”;
“metaphysics”日译为“形而上学”,严复翻译为“玄学”。
那么,最终究竟是谁的翻译最终获胜了呢?
从我们现在使用的词汇去识别,就知道谁胜谁负了。
王国维曾经指出,严复的翻译过于追求“古雅”,是他的翻译体系被淘汰的一大原因。而王国维说的另一个观点是:
日本人当初已有的汉语,绝非随便捏造出来的,而是经过无数学者考证,再经过几十年修正才最后成型的。
四、
真正给日本的“新汉语”落地中国推上一把力的,是两个人。
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1897年,已开设35年的京师同文馆,在英、法、德、俄语言之外,新开“东文馆”(东文,即日文),随后福州、杭州、泉州、天津等地纷纷开始开设“东文学堂”,开始大量培养日语人才,翻译日文书籍。
1895年康有为等人开设的“强学会”,其中一项重要事情就是“译东西文书籍”——特别注重了“东文书籍”。
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立“大同译书局”,更是直接提出译书要“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
至于理由,康有为在1898年向光绪帝上呈“请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中这样说道:
“日本与我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
说得直白些,就是西方的那些看上去深奥晦涩的科学、政治、社会、军事等专有名词和用法,经过日本人用汉字的“二传手”翻译,已经完全可以拿来就用了。
梁启超
当时日本的“新汉语”在中国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幕僚在文书中大量使用日本人的“新汉语”词汇而感到有些不满,就批了一句:
“所用名词大多为日语词汇,实为不妥。”
结果当时担任张之洞“洋文案”(英文秘书)的辜鸿铭站了出来,说:
“大人,你用的‘名词’一词,本身就是日语词汇。”
五、
那么,中国现代汉语中借用的日本翻译词汇,究竟有多少?
有统计显示,至少有3000个以上。
我们熟悉的一些场所,比如: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大使馆,领事馆,水族馆,大学,动物园,公园,剧场,农场……
我们熟悉的一些名词:
电话,电线,杂志,现金,银行,保险,证券,自行车,体操,金额,加湿器,充电器,漫画,动画,雕刻,化妆品,留学生……
我们熟悉的一些职业:
警察,公务员,美容师,教授……
如果以分类来分,大概有以下几类:
第一,汉字的发音:俱乐部,浪漫;
第二,日文中汉字的组合: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
第三,以中国的汉字的字义做组合来翻译:立场,手续,取缔,引渡;
第四,中国古汉语固有,借来翻译:经济、共和、法律、封建;
此外,还有大量复合词:
以“学”结尾的词汇,如:财政学,经济学,生物学等,
以“化”结尾的词汇,如:特殊化,现代化,科学化;
以“式”结尾的词汇,如:速成式,问答式,简易式;
以“炎”结尾的病症词汇,如:关节炎,气管炎,脑炎,胃炎等;
以“性”结尾的复合词,如: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等;
以“界”结尾的复合词,如:文学界,思想界,艺术界等;
以“感”结尾的复合词,如:美感,好感,恶感等;
以“点”结尾的复合词,如:观点,要点,焦点等;
以“观”结尾的复合词,如:悲观,乐观,人生观等;
以“论”结尾的复合词,如:一元论,宿命论,无神论等;
以“法”结尾的复合词,如:辩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等;
以“力”结尾的:理解力,潜在力,生产力,战斗力;
以“率”结尾的:安全率,生产率,出勤率,合格率。
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比如植物学。
比如“杂交”,“原叶体”,“重复受精”,“球状体”,“闭塞细胞”等等数百个词汇。
可想而知,如果要把所有的这些词语从现代汉语中剔除,现代汉语将面目全非。
但反过来看,如果日本要将日语中的汉字全部剔除,日语也将满目疮痍。
日本常用汉字表。201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于宣布在《常用汉字表》(1945字)内追加了“俺”等196个字同时削减5个字,制成《改定常用汉字表》(2136字)。
六、
其实时至今天,中日之间汉字的“双向输出”也没有停止。
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比如喜欢唱歌的人知道的“卡拉OK”,吃货们喜欢的“刺身”,“二次元”迷(这个词本身就是日语词汇)熟知的“物语”,“动漫”,“写真”等等,都是日语中的词汇。
当然,在接收日语输入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有过取舍和改良。
比如日语汉字中的“共同便所”,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公共厕所”,“演舌会”成了“演讲会”,“蓄音机”成了“留声机”,“劳动组合”成了“工会”,“社说”成了“社论”,等等。
日语中也有不少字面意思与中国汉字意思迥异的词语,比如“大丈夫”,在日语中多为“没有问题”或“没有关系”的意思。
其实,之所以说是“双向输出”,是因为如今中国社会经常使用的一些汉字名称,也进入了日语体系。
有些和政治运动有关,比如“造反有理”;
有些和文化影视传播有关,比如“功夫”,“点穴”,“武林”;
有些可能日常问候有关,比如“你好”,“谢谢”;
当然,最多的还是和中华美食有关:比如“青椒肉丝”,“榨菜”,“皮蛋”,“小笼包”……
输出与输入,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日本目前是除中国以外,保留汉字最多的国家。
馒头说
关于日本的“新汉语”输入问题,一直有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这其实是日本的“文化入侵”,甚至称之为一场“汉语的灾难”。
但我倒觉得没必要上升到这样的程度。
一门语言,如果要在时间的长河中保持生命力,乃至能够流传延续下去,肯定是要有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必然是要吸收大量外来语的。
就拿英语来举例子。
英语是目前全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但英语中的外来词汇,可能要占到50%~70%,有学者认为甚至占到80%以上,其中最多的是来自法语,然后是拉丁语,再次之是意大利语,德语……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被称为“英语的灾难”。
用这个观点来看近代输入中国的日本“新汉语”,且不说这些名词本身都是由汉字构成,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名词,也都是出自中国的典籍。
如果再站得高一点来看,汉语在历史上影响日本、朝鲜乃至东南亚诸国,反过来有“倒灌”现象,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国本身的进步,这并非坏事。如果汉语要成为形成“汉文化圈”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也是必经的一步。
事实上,1946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曾试图废止汉字,希望将日语罗马字化。但汉字造字能力是如此之强,语义又是如此清晰,再加上日本的传统,所以“废止汉字”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只能是“限制使用”。
但即便是“限制”,目前几经更新的日本“改定常用汉字表”,也有超过2000个的汉字。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人只要掌握3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就可以覆盖99%的书面写作了(当然,我们的“常用”和日本的概念不同)。
所以,这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如果说我们的汉字是一棵大树的根的话,那这就是生出的叶,开出的花。
花繁叶茂,姿态各异,这是件好事。
因为最终的根,还是在这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日本明治时期“新汉语”的创制与入华》(冯天瑜,《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01期)
2.《文化的江山——文化中国的来源》(刘刚,李冬君,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转摘自《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3.《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王彬彬,《上海文学》1998年8月号随笔精品·第二辑)
4.《现代汉语中来源于日本的词汇》(此文在互联网有多个版本,目前看到最早版本为2014年5月25日,“深山樵夫”发于360图书馆)
5.《现代日语中的现代汉语词汇有哪些?》(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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