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视角下的拉美模式和穷国悲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经济家（ID：gh_0f5075a80772），这篇讲拉美模式和印度等穷国陷阱的根源，暗示这是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天性，除非美国尽快摆脱其反金融反帝国的本性强行改造，否则很可能现代文明将是历史中一段岔路，作者：学总

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

拉美模式和穷国悲剧

在1493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约有四五千万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铁器也没驯化马牛羊猪，较冷的地区处于游耕或游猎状态，2-4成的成年男性死于争夺领地时的暴力；温暖的中美洲由于作物生长期短、人口密度稍高，出现了印加和阿兹特克等类似于商代那种农业帝国，定期征伐并杀死俘虏献祭，澳洲和非洲的土著文明当时也差不多是这水平。欧洲人的到来带来了天花、麻疹、霍乱和鼠疫等病菌，短短百余年间导致印第安人减少了约八成。剩下的定居农民大多被关在甘蔗田和银矿里做苦役，殖民者也用火枪棉布等商品换来免疫力更强的非洲奴隶来补充。 

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的欧战期间，拉美殖民地的白人和混血后代也趁乱闹起独立，把母国派驻的官员和军队撵走。他们没法像北美殖民地那样开起议会，也难以长期协调那么多地方山头日常收税、分钱，尤其是没有铁路电报的时代。中美洲的抗争领袖玻利瓦尔抱怨：我们极少是行政长官、主教、金融家和商人。1830年他在遗言中灰心丧气：我已经统治了20年……拉美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移民；这里将不可避免的落到难以驯服的大众手里，接着会落到暴君手里；欧洲人甚至不会认为这个国家值得征服…[5] 后者也有美国1823年门罗宣言反对列强插手美洲的因素。 

拉美的债务危机并非里根之后才有。早在1826年，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和阿根廷，就开始拖欠伦敦认购的债券了。其母国西班牙的国王-总督式的做派，也是出了名的财政混乱，1557年起的一个半世纪里违约11次之多，前几次还是刚从拉美抢了百余吨黄金和几千吨白银之后。第一个拥有无敌舰队的海上霸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败，地位让给偏向议会-私营殖民公司方式的荷兰和英国。 

200年来，拉美经历了多次血腥的内战（1910年代墨西哥内战死亡约6%的国民，哥伦比亚最近才结束了一次长达50年、死亡20多万人的游击战），动辄100%乃至300%的关税保护，数不过来的政变、土改、通胀、违约、国有化、私有化、选举和近两百部宪法，条款从禁止进口棉布到不许说谎都能找到，至今人均国民收入几乎全都低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1/3。而且多数仍看不到什么希望，现在也的确是移民流出国。 

今天中文经济圈里，拉美几乎自动与陷阱两字绑定。很少有人意识到，站在发达国家的位置上才有资格说拉美是陷阱。假如扣除英语民族（英美澳新加），和冷战期间没有美国驻军改造并庇护就会完蛋的西欧、日韩台新、以色列，那和剩下的经济体们相比，拉美更像是“常态”。假如全球资本体系崩掉、美国也因移民而拉美化，那还有可能是人类宿命呢。

外交上，罗斯福热情的推动和苏联建交，也放弃“门罗主义”表示不再干涉拉美；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就不客气的夺走美资油田，到1938年墨西哥没收5亿美元美国石油公司财产时，国务卿赫尔要求反制，罗斯福则劝说资方接受墨方2400万美元补偿私了。[9] 那时美国选民对自家大公司和金融资本掺和外交非常反感，政治家们也不愿卖力，拉美政客们驱逐没收美资既可以安排利益，还有不畏“霸权”的名声可赚，别提有多爽。除了会让人心道统烂下去一档，继任者只恨自己没的可违约，不恨前任曾经违约过。 

我觉得在“拉美陷阱”、“资源诅咒”之前，可以再加一个“善意诅咒”，美国人那种以殖民地反帝独立的最早领头人自居的心态，要帮助后面小弟尽快推翻外部压迫剥削、从此就能走向自由幸福的自信，反而养大了无数流氓，真是令人无语。

二战后塑造的拉美和印度邪路

苏东包围圈以外的地区，在美国的施压下，大多数前殖民地到1970年时都独立了。有三十年代拉美没收油田的榜样，也有苏联的观念和姿态撑腰，特别是埃及1956年把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美国要求英法必须撤兵、纳赛尔在中东瞬间封神之后，你不驱逐没收土改简直对不起国际环境，和自己人民的期盼，还有内部对手的指责：投降媚外、斗争意识软弱。像沙特压价回购油田成了良心翘楚。这种氛围下，虽然潜在回报率很高，但由于政策壁垒和风险更高，没谁敢去，因此金融资本的规则在这些地区几乎没法生长。 

以印度为例，在战后就被匆忙甩掉，同期的还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普遍比十几年后退出的马来西亚乱一些。印度大陆自古就是民族、语言、宗教、种姓、邦国的多样性博物馆，饥荒和战争如同家常便饭。英国政府自1858年接手后长期只有约1000名左右的派驻文官，只驯服了各个邦国、打击一些最无法接受的陋习（比如焚烧寡妇）、修建几万公里铁路、培育了国大党（后来穆斯林退出）和一个文官阶层，再多的现代化转轨就没怎么做。这些邦国、民族、宗教、种姓之间除了“我不是英国人”的共识以外彼此视为陌路。 

印度独立后，有罗斯福新政、苏联五年计划、英法国有化等珠玉在前，国大党的政客和文官们也不甘落后，社会主义写进宪法，各种管制手段博采众长。各国私人资本就算了，圣雄甘地就只用手工纺车，反对西药、英语和资本主义。顺着甘地的方向，不用电的手工业放宽到20人才需要执行反复吓人的劳动法，小微企业们自觉保持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高兴的送来了100多个工业项目，尼赫鲁亲自挂帅国家计委，五年计划有样学样，把土改、公社什么的也都尝试一下。到他女儿英吉拉1966年接任总理时手段就更强硬，银行也国有化，还酿成国大党分裂。还在1971年8月签署苏印友好条约，借用苏军援助支持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1984年英吉拉被刺后儿子、儿媳、孙子也都曾被国大党推举为首脑，只是政坛控制力逐代衰减，几年前被莫迪带领的民族主义政党冲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国父家族连续或间隔被推举也是常事，可能是学会了内部商量但又实在商量不出什么一致来。改革什么的自然不会有，八十年代每年FDI大约仅1亿美元，苏联仍是最大贸易伙伴，经济表现可以说是全球民主和平的政体中最差。1991年海湾战争油价暴涨后发现外汇只够几个周的，不得不空运67吨黄金作为抵押借钱，加上苏联也不行了，这以后改革开放才被迫启动。 

这些后发国家里，除了严重依赖美国庇护的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几乎全都长歪了。搞国有企业的，症结是只能用来安插亲信、扩大雇佣、交流选票，休想指望他们赚钱、分红、偿还债务；把银行国有化的，控制不住胡乱放款、严重通胀，墨西哥70年代晚期银行国有化不几年就通胀和危机爆发，1994年民营化也没用，1998年基本卖光给外资后才治愈；执行过强制土改又压制民营经济也不会发债扩大市政建设的，小块土地养不了爆炸人口，饥饿、动荡、革命和贫民窟是常态；搞高关税进口替代的，企业界的核心竞争力变成游说政客官员保护，不像出口导向的企业被迫不断吸收技术研发新品满足消费者需求；排斥FDI而代之以政府居间当好人的方式借入外债、用于国企扩张或裙带输送或选民福利的，大多会遭遇债务危机。无论各国原来底子好坏，这几项沾多了都撑不了多久，停滞、违约、通胀、军政府的轮回就来了，因为下一轮很难全都割除干净，不几年就还会再犯。至于那些更烂的，部长将军还有援助都在家族部落里自行分配，用AK47压服对手，就更不用说。 

对他们全长歪了的内因，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地理气候原因，他们没有经历过长期农耕的洗礼，领一天工钱休息一天；没经历过长期战争和官僚统治的格式化，部落语言文化过于碎片；疟疾等特效药、相关疫苗和空调还没普及时，欧美企业不愿意去热带投资；由于苏东集团和中国印度的海量人口丧失了购买力，集装箱没普及时欧美港口也吞吐不过来，他们的咖啡可可香蕉等出口收入太低，等等。 

长歪内因中偏组织行为学的，比如，这其实是本地精英竞争“啄序”的自然现象，就像班花讲校花的坏话并祈祷她转学，二等人想把一等人撵走取而代之。尼赫鲁、甘地和真纳都毕业于英国大学并持有律师资格，已经爬到知识精英顶层，又无望成为顶级贵族地主富豪，就最热衷反帝独立，成功后就顺着自己发明的理论、聚拢的组织和动员的群众的情绪来统治。朴正熙、蒋经国和李光耀就没这底气和本钱去搞各种“制度创新”，他们内部吵起来的时候，凭借“美国（或日本）就这么做的”压服对手的机会多一些。而在那些反帝反殖民情结浓厚的政府里，这么争辩反而更容易输，先被对手挤掉了。 

至于列国长歪的外因，国际体系功不可没。一战前的国际秩序里，后发国家精英主流是怀着危机感拼命学习追赶；二战独立后就舒服的享国了。主要区别就是美国被动成为两次战后秩序主导者时，都没有深厚的外交经验储备，深受时任总统个人倾向的左右。恰好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是进步派。在美国进步派的世界观里，只需想尽办法迫使选举就自动完成任务了，有IMF稳定货币和金融、世界银行援助贫穷、WTO促进自由贸易、联合国处理纠纷，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就像是宝宝们在幼儿园里不受欺负就能自动健康发展。 

进步派们并非不知道，很多地区还是游猎、汲取或屠掠型组织的势力占优，也知道民主流程和联合国席位有可能赋予军阀、野心家、部落或神权长老等以合法性，但由此放弃理想框架、把“善”的机会留给后任，那可真是情非所愿。去迫使那些军阀、野心家、部落或神权长老们逐步遵守基准的财税、金融、法治等基础规则并扶育乃至敲打，甚至输血、截肢和急救，这种又脏又累满手是血的活又做不来，还要顾忌其他进步派背叛责骂。还是甩给专业（官僚）机构吧。 

在理解发达国家援助部门（比如美国现在每年200多亿美元）和世界银行这些官僚机构的作为之前，先看一个市场机制的案例作为对照。1979年韩国大宇公司为了绕开纺织品配额，为孟加拉国一家服装企业培训了130名服装工人，也传授进料保税和开立信用证等相关流程。次年这家企业出口衬衣4.3万件，货值5.5万美元，这是孟加拉独立后首次出口服装。此前尽管人力极其便宜也没人来教，所以也就没人会所有的细节，而细节做不到位常常造成退货和损失，所以本地也没人肯投资。实际上这个合资公司是孟加拉的齐亚总统亲自促成的，才得以打消大宇公司的顾虑，也得以打通海关、港口、银行等等的刁难式的规定。后来这130人中有115人先后开厂。[18] 到1995年时全国服装出口额达到20亿美元，2015年则达到280亿美元。 

但类似的成功很少在其他穷国得以复制，孟加拉也没能扩展到其他制造业的“人矿”出口，更没能把人矿出口的现金流，通过有效率的税费、银行、公债、按揭、地权流转等安排，一轮轮支撑起道路、电厂、码头、市政、住宅等内部循环，而是跑漏阻滞了。因为这些所需要的知识，比缝衣服出口更难以无师自通，牵扯规则也更多，也不是总统打招呼或者发起改革能搞定的。 

那么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在做什么？战后50年里发达国家政府和世界银行累计提供了（折合1985年的）约1万亿美元低息贷款和援助。[15] 这些官僚们的KPI并不是最需要的财税金融产权流通管道的规则辅导，而是把钱花出去，热衷于工厂水坝灌溉等可见的具体项目，写到年终工作报告里，或者去项目剪彩演示给纳税人开心，或者交换在安理会的投票捧场。以至于有人认为，当选安理会成员后援助就会增加、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变差。为此官方援助机构们长期沿用投资-储蓄缺口理论，尽管发明者之一多玛是受1930年苏联《计划经济》杂志编辑的一篇文章启发，到五十年代末作者公开反悔、发展经济学界已经抛弃，但由于这个模型有利于索要资金发放贷款，世行官僚们仍旧继续沿用了50年，期间还培训给一代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15] 后者的学界主流自然也就到处使用类似的模型。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章程里就有“不过问政治制度”的条款，起初是怀特考虑扶持苏联集团写进去的，铁幕落下、美苏翻脸后也没人改。 

二战末期基于美苏友好的假定而设计出来的三个机构中，IMF在马歇尔计划时就显示失效，世界银行以其无能浪费显示失效，联合国在北约和华约对立时就实际失效。这些高度官僚化的机构早就不是战后体系的结构性支柱，而是遮羞布和阑尾。各国政府的外交官僚们、政客们不会把这些当作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事项，美国选民们宁愿见到自己的代表在联合国里有气无力的谴责、以援助名义送钱巴结各种烂渣（不倒向苏联），也绝不接受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随意干预，那会联想到自己可能要被暴君统治了。所以这些遮羞布也就一直留着，不到危机不会有谁能够凝聚共识去修改它。 

关贸总协定（后来的WTO）初始设计倒是没偏，算是一个吵架场地也不算很官僚机构，贸易自由无疑也是正确的，关税法案的惨烈后果比金融循环崩断也更直观易懂。可惜贸易的功力太小，现代经济中第一第二产业的可贸易部分，早就不是财富和增长的大头了。不是由比较优势推动贸易分工再推动金融发展，而是由金融投资规则驱动着产业组织、居民收入、比较优势和贸易分工，不谈投资而是在WTO里无休止的扯皮贸易，近乎是白费力气，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是创始成员国呢。正确的应该是用“世界投资组织”代替“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各方必须开放银行保险业和股票国债市场，以市政债、房贷、土地整理解决城市扩张，外资进入买地建厂、公路电站和盈利性教育医疗如何获得平等身份和保护。 

总的来说，冷战期间的金融资本，是摆脱了金本位的死亡镰刀，又遇到了政治集团的画地为牢，只在美欧等一小片地方“肆虐”了一轮，就再没穷人可投了。而资本没有了“即将变富的穷人”，就像没了油的汽车，没了土壤的种子。苏东集团完全禁止落地，反西方反“殖民”的第三世界也不通畅。有些地方是设卡寻租，不给好处就别想开厂修路建房；有些地方是居间挪用，你只能借给或者送给我们来支配；能做到充分放权、只在事后税收的盘子里争夺分润的寥寥无几。日本基本上做到了民间自由挣钱、权力事后分润，除了土地管制审批太严，到了民不聊生育的地步。 

拉美每次危机后可以宣布一个漂亮的计划，但真以为总统、议员、工会和政党领袖等，会乖乖的站在央行行长和财长划的红线以外，那可就太傻太天真了，不把笔抓过来自己划线就是良心。前几任都能踩过去的红线，凭什么唯独到我的时候就不能踩了？谁要毁规矩也别以为我是吃素的。再说你划的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就算我肯配合，工会其余那几十万成员、摩拳擦掌的其余高层，还不是会趁机顶掉我，再较量一番看谁适合当新的话事人吗？但这种不守经济规律的内部规矩迟早守不住，要掀桌重来。许多年来只出了一位皮诺切特，把经济财税货币的红线划出来后还能保住，尽管手段饱受非议。

拉美和印度模式，人类的未来吗？

核武的出现，冷战的终结，加上海湾战争显示了炮灰无用，新一代政客里没谁再指望对外武力征服。很自然的，美国的共识也回到了罗斯福时的不干涉主义，呼吁民主和公民权利，寄希望于贸易自由和科技进步，等待各国“自动变好”。期间因911事件又莽撞的陷在了中东，进步派试图把气候变暖作为全球威胁来协调一致，穷国们只会感到荒谬。外部支持、威胁和约束松弛下来后，各国内部的官僚、政客、利益集团玩家们竞相争夺，内部博弈反而更加“内卷化”。美国门罗主义就这么罩着拉美玩了一百多年，现在变成罩着全世界都这么玩了，“权阀们的自发演化秩序”。那些前苏东集团成员转轨时，或者冷战时拼凑的政体比如卢旺达，索马里等等熬到尽头时，或者拉美南亚那些经济体崩溃而再次重启时，多数也没搭建出一个坚实的现代财税金融框架。 

与印度的对比可以显示中国激进开放的效果，1994-2004年间外资FDI每年流入中国约300-600亿美元规模，同期印度每年只有10-50亿美元规模。印度的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开一道口子，官僚们就有充分时间想办法再扎上篱笆。直到莫迪以令人疑惧的民族主义手段成为强势总理，才于2017年统一了增值税，跨邦贸易才不需要验税；官僚系统仍旧努力确保每个企业每周都会有点啥违法的可以罚款；金融开放、劳动法、土地流转、市政债等没什么改进；国有银行要扶持铁路等国企，效率低下；居民流行购买黄金、土地、家族关系和联姻等方式储存财富，因为其他投资要么不可能，要么是给自己找不痛快；而内部投资和FDI越少，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就越低，当地企业界和政府就越封闭、进化调整的越慢，在资本眼里越没有吸引力。 

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18亿人口、拉美和俄罗斯那8亿人口，还是长期处于“政治牌局上的玩家们胡乱改变财税金融资本规则，而不是在财税金融资本规则的红线之内玩选票游戏”的失败状态。一边是全球已有15万亿美元的债券变成了负收益率，找不到能从穷变富、未来能付利息的地方投资，只能在外面干瞪眼。一边是这20多亿人口在苦熬。同时无数智者在吵吵，有说是殖民者的罪过，有说资本的罪过的，有说民主的罪过的，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各种头头是道。 

金融资本自身并不能打破僵局，就像草种面对干旱风沙除草剂和斧头镰刀时，只能自愿选择休眠或者逃离。这和贸易分工不一样，只要有差价在就会有无数个赖昌星冒着风险去走私，可是肯冒着风险去投资的就很少了。没有帝国主义的条约和护兵，铁路就很难修到那些人们还在肩扛手提、没什么商品可以分工出售给邻村穷人的地区。如果不是英格兰银行为肇始的天量国债把英国王室贵族军功集团哄上了船并大杀四方，那可能到现在人类都不会知道还有这种神奇安排。所以能否维系不崩、能否破局，需要考量其他因素。 

金融投资界的朋友们多数信仰科技进步，但如果不能给资本网络卷入更多的“有效人口”的话，那其实对总体增长没多大拉动……铁路公路电网集装箱互联网，抗生素疫苗液化气汽车和冰箱，这些能把更多人口和时间卷进来的传统科技，以及更重要的，现代财税产权金融规则，才能带来起飞式的增长。至于5G代替4G、电动车代替燃油车，5纳米代替7纳米，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因为没有带来新增“有效人口”，远不如允许几亿农民的宅基搬迁到城郊盖大房子并赋权流通。 

学术界思想界呢？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界主流，还没切换到现代财税框架和金融资本自由的范式上来，创始于金本位和布雷顿体系时的错误范式仍大量延续，不了解金融资产的“复用”、“循环流动”和“边际定价原理”才是增长的要义，而是继续售卖“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出口”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或“产业政策”或“国土规划”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MMT算是变种），仍忙于帮着假定完美的政府去“弥补市场失灵”，反倒对于政府常见的残疾肿瘤心梗脑抽等等病症视而不见。比如央地关系，国资国债关系，地方税权和发债权，金融基础管道连通，土地流转开发，市政资产和教育医疗等融资和准入，养老社保体系的公平、流动和可持续，抑制官员的寻租设租争权卸责，等等。以及最重要的，如何使用压服、收买和说服等手段重新安置内部阻拦者实现转轨，而不是默认军阀、地主、政客官僚、部落或教派的长老等明争暗斗自动达成，要知道英国从大宪章到英格兰银行可是接近500年，又过了100多年才变成金融资本的忠诚伙伴 ，等大众参政后也废了，还不定期的由工党带着逆行几步。 

国际体系呢？美国主流观念也大有问题，一是不干涉主义，二是只盯着自由贸易，不懂得资本自由落地才是根本。包括对日贸易摩擦、同意中国加入WTO以及这次中美贸易谈判，出发点和施压手段基本都是偏的。也很难指望川普连任后能够把罗斯福的遗产清算，发表新版大西洋宪章，重建以美英澳新加+西北欧+日本+以色列等国为核心的军事联盟、政治联盟和资本自由联盟，直白的设立加入标准：对于发展核武、军阀内战等越过红线的，有武力干预的选项；对于不肯承诺并逐步做到产权保护、自由准入、事后分润的政府，一概视之为劫掠寻租者团伙，不承认其为正常国家，把联合国什么的赋予虚假合法性的机构废掉。这些概率极小，反倒是美国进步派钻着一人一票的漏洞，竭力推动福利和移民来帮助选战，至于将来人口构成改变后会怎样实在难以猜测。 在进步派实现目标之前，列强很难给后发国家的财税金融等基本原则画出红线来；在这之后，他们自己的红线能不能守住都是问号。

本篇参考资料： 

[5] 弗格森：《文明》

[9]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

[15]  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学经济家（ID：gh_0f5075a80772），作者：学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