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还会有男陪玩”：游戏服务业中的性别分工

“怎么还会有男陪玩？”这是一个王者代练员R对我在闲聊中推荐他尝试陪玩后的第一反应。当时是2021年夏天，游戏陪玩产业还没有因为整顿而进入半正规的状态，主流的陪玩平台上随处可见男陪玩。但R近乎本能的反应，还是折射出游戏服务产业中逐步固化的性别分工，有些劳动被视作由特定的性别参与才更合理。

2019年夏天，我开始研究中国网游市场上广泛存在的各种游戏服务产业。比起21世纪初风靡的魔兽打金和传奇私服，以数字平台作为中介的种种游戏服务（直播、代练、陪练、代肝等），涉及到更多玩家和具体观众或客户的互动。而如今的全球打金大国，则早已转移到了社会危机下以美元和加密货币作为硬通货的委内瑞拉。

和欧美主机游戏主导，不少乡村和城郊缺乏互联网基建相比，中国手游主导、女玩家迅猛增长的游戏市场天然催生了大量的游戏服务需求，也让游戏服务中的性别成为无法略过的核心话题。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2021年摄于昆山某网吧，它的消费特权榜上几乎都是男性化的名字

我最近发表的一篇题目为“二号工人”的论文，是我目前写作书稿中的一个章节，我讨论了女性的工作（Women's work）和性别化的劳动规训如何在游戏服务，一个相对新的平台经济领域出现和固化。二号工人借鉴了Shira Chess“二号玩家（Ready Player Two）”的概念，讽刺了游戏行业以顺性别男性作为默认玩家和默认游戏工人的倾向。

社会学中，工作场合的性别隔离早已不是新话题，平台经济中的性别问题也已经得到了较多关注。因此，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解释“女性化游戏劳动”（feminized gaming labor）的出现和自我强化的过程和机制。

在线工作与性别分化

在中国多样化的游戏服务行业，恐怕最显然的性别分化体现在“女陪玩，男代练”，前者需要实时的情感和陪伴，后者只需要工具人打单即可。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游戏主播则有着相对平衡的性别分布。这种基础工种上的性别隔离，仅仅是游戏劳动力分化过程中最表层的一块。更关键的是，在每一个被性别化的工种中，还存在着各种绑定了性别气质的细分工种和具体任务，决定了不同性别的从业者们独特的劳动过程和处境。

在广泛的服务业经济里，工作场合不仅仅是去性别化的资本积累和增值机制，也是个体劳动者学习和展现性别气质的平台。以美国为例，多数基于平台的超市跑腿工作由工人阶级白人女性承担，她们不仅在育儿之余寻求额外收入，而且通过选择食材、配料、生活必需品，乃至推荐菜单等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来强化她们的性别身份。

这在我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女陪玩通常将自己定位为服务行业工作者，而她们之前也往往从事其他服务业的工作，例如餐馆服务生，客服，美甲店店员，幼儿园老师。她们也更容易被平台招募为派单厅和聊天室的零工主持。尽管这类主持工作报酬极为低廉，它成为一些女工接受打赏，接触更多潜在客户的渠道。

女陪玩一方面遭受更多的性骚扰和言语攻击，另一方面，她们也通过投入大量情感劳动，学习并应用服务行业中普遍的性别规范。多位受访者表示，从事陪玩工作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沟通技巧。而在日常接单中察言观色，试图辨别和拉黑跑单客户，也是保证收入的重要前提。

女性化工作中的男性，一方面可能因为性别优势而获得额外的工作红利（社会学称之为玻璃手扶梯Glass Escalator），另一方面，他们则需要去重新塑造和定义另类的男性气概。在陪玩领域，多数男陪玩会不断将自己和主要输出情感的女陪玩，即“娱乐陪”区分开来。

首先，在他们认知中，女陪玩的圈子“很乱”，一大罪状即是不需要技术也可以开一个很高的时薪。因此，有男陪玩表示他们成立了单独的网络群组。其次，男工往往以不会做女性化的沟通来反向证明自身游戏技术。一些访谈对象会反复强调，因为自己是技术陪练，并不需要会聊天，有人甚至表示如果游戏打得好，“全程不用开麦”。

整理访谈时，我联想到Priti Ramamurthy关于南印度农村棉花经济的研究。她发现当受到种姓压迫的达利特男性进入以往女性和女童参与的棉花杂交授粉产业后，以往被女性化了的重复性手工劳动的含义，逐渐被新的专业和技术话语所置换。

在故事的另一面，男性化的工种也会伴随女性劳动力的进入而产生内部分化。近几年随着原神、光遇等游戏的流行，代肝，即手工帮助时间贫困的客户获取游戏内道具资源，完成每日任务，解锁地图等，成为一种新的游戏零工。

代肝可以被视作是传统代练的一种特殊类型。与竞技游戏的上分代练不同，代肝更机械重复、任务更灵活，报价更低，也更接近计件工资。可以想见的是，代肝领域聚集了大量的女性玩家，很多都是非精英大学的学生工或在疫情期间失业的白领女性。

由于代肝工作者远多于客户，导致供需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全球在线零工经济的通病），因此代肝的价值贬损比传统代练更为严重。2021年，原神代肝的时薪大都在10元或更低，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跌。我在研究期间曾经追踪过各类游戏道具的价格，其中一个特殊武器在半年多内直接跌了一半，而基础的游戏资源，比如木材，则更是贬值了三分之二。

比较各个平台的代肝价格加上访谈从业者可以发现，女性化平台（比如小红书）上的代肝价格普遍比其他平台（比如微博）更低。小红书的工人和客户比例失调（工人多、客户少）更严重，不论何种性别的工人，主动降价的压力都更大。一些发帖的客户甚至希望能找到免费的代肝，理由是玩家可以从游戏中获得乐趣，不需要额外的金钱报酬。

游戏技术、游戏资本和隐形的女工

女性工人涉足特定的游戏服务领域，不仅源自于社会的性别观念，也和常常被游戏技术所掩盖的游戏资本紧密相关。游戏资本可以理解为通过游戏所获得和维持的社会联系和资源。我在研究中发现，女从业者游戏资本更少，她们不仅更少在生活中谈论游戏，也很少有可以一起组队开黑的朋友。

在技术/娱乐类服务的二分下，相对高报酬的“技术”游戏劳动往往需要熟悉多人在线竞技游戏。在线游戏的匹配算法意味着胜率并非完全取决于单个玩家的技能，而在于团队合作，即可靠的“车队”。单排的工人不仅容易遭遇不力队友，还可能遇到挂机账号而陷入4对5的不利局面。

对车队的高度依赖从一开始就对游戏资本有限的女玩家不利。由于无处不在的线上骚扰，女性也不愿意直接在网上通过平台组队。而同时接触到的男代练则表示，他们有很多代练群，还可以去专门的游戏语音平台建聊天室，找其他工人组车队。组队连线的困难直接劝阻了很多女性劳工从事相对高报酬的工种。一位女玩家就告诉我，她选择做代肝是因为找不到王者打单的车队，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她宁可忍受更低的时薪。

这种游戏资本方面的差异在线下体现得更为明显。我在线下接触到的男工，往往在日常活动半径内就能找到一些可以开黑的同行。文章开头提到的王者代练员R就总在工作间隙和同事聊打单的心得。而另一位代练则在我访谈期间，直接帮忙联系了两个同城的代练和主播朋友一起到咖啡店聊天。

在我参与观察的昆山日结工聚居区，网吧中几乎都是年轻的男性工人，呆一整天也很难遇到一个女工；而网吧前台的女网管，按照另一个管理员的意思，是招了“让更多人过来办会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部分女工都是单独在家和宿舍接单。

客户骚扰和难以从弱社会关系中获益，也是反复被平台经济学者所提及的议题。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印度家政创业平台的失败背后，有个关键原因是在无处不在的社会隔绝和暴力下，女工根本不愿意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哪怕在平台工人的集体行动中，女性和性少数平台工人也无法得到同等的社会支持。在印尼等地的平台配送工互助组织中，因承担家务劳动的压力，女工经常因无暇参与社群活动而被边缘化。

2021年秋天，陪玩行业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监管压力，平台下架整顿，工作室和工人被迫转移阵地，不少工人被迫改行。然而，即使是看似中立的政策监管，也会带来性别化的社会后果。

我的研究显示，由于陪玩行业被认为与色情产业存在交叉，平台在受到监管压力下，采用的策略是强调旗下工人的技术属性，比如与游戏战队合作和推出吸引退役电竞选手的项目。对技术属性的强调，也必然导致平台在算法层面降低了女性从业者的可见度，而能在竞争中存活的往往是工作室而非个人号。

由于被骚扰的可能性更大，依赖平台接单的女性游戏服务工人更多，她们也更容易受到国家和平台政策的影响。对男性从业者来说，因为不少本来就依赖私单，他们对于政策变动就更不敏感。

因此，在游戏服务的整个供应链条上，女性工人都被压缩在一些特定的工种和任务中，她们在整个市场上的地位也更加不稳定，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田野反思和跨国生态

由于期刊篇幅所限，我只展示了有系统数据支持的一些趋势。但做过民族志田野的朋友们都知道，田野中获得的素材往往凌乱庞杂、自相矛盾、挑战了很多理论能触及的边界。在狗皮膏药般的录音片段、笔记、照片、收据、手机截屏中，我不断发现新的性别线索，但很多都无法被修剪成学术的样态。

例如，有位访谈对象表示，因为男客户总是跑单，她反而经常给女性客户，尤其是女性学生顾客，主动打折甚至免单。这既可以解释为劳工自我剥削，又似乎暗示了一种女性间超越经济关系的礼物互助。

从最根本的层面，对于喜爱的劳动（Labor of Love）和玩乐（Play）来说，追求一个传统劳动社会学中定义的更好的劳动待遇（比如高收入）是否足够？将一切虚拟活动以劳动的视角进行分析是否有可能与性别解放背道而驰？如何超越工作的神圣化，从反工作（Anti-work）的角度去理解平台游戏服务的激进性？把平台游戏服务看成传统工会政治下的零工，特殊的在线关怀劳动，或是反工作意识形态的支流，都将分别导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过去三年，随着网游在欧美的普及和中国游戏的出海，国际化的陪玩平台多起来，Upwork和Fiverr这类自由职业平台有了游戏分区，连OnlyFans都出现了很多游戏主播，其中的性别生态和中国平台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同时，围绕这些平台更频繁的跨国交易，多族裔和多语种的互动，不同的创业市场结构也提供了更多研究机遇。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可以关注和探索这些新的交叉性议题。

参考文献

Dattani，Kavita.2021.“Platform‘Glitch as Surprise.’”City 25(3–4):376–95.doi:10.1080/13604813.2021.1935786.

Howson，Kelle，Fabian Ferrari，Funda Ustek-Spilda，Nancy Salem，Hannah Johnston，Srujana Katta，RichardHeeks，and Mark Graham.2022.“Driving the Digital Value Network:EconomicGeographies of Global Platform Capitalism.”Global Networks 22(4):631–48.doi:10.1111/glob.12358.

McKay，Steven C.2007.“FilipinoSea Men:Constructing Masculinities in an Ethnic Labour Niche.”Journal of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4):617–33.doi:10.1080/13691830701265461.

Milkman，Ruth，LukeElliott-Negri，Kathleen Griesbach，and Adam Reich.2021.“Gender，Class，and the Gig Economy:The Case of Platform-Based Food Delivery.”CriticalSociology 47(3):357–72.doi:10.1177/0896920520949631.

Qadri，Rida，and Noopur Raval.2021.“Mutual Aid Stations.”Logic Magazine，May 17.

Ramamurthy，Priti.2010.“Why Are Men Doing Floral Sex Work?Gender，CulturalReproduction，and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Signs:Journal o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5(2):397–424.doi:10.1086/60589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 （ID：Ms-Muses），作者：赵蒙旸（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责编：钱岳，制版编辑：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