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太空的人类，该用什么语言交流？

目前，地球上有7164种人类的语言正在被使用^[1]，这一数字正随着濒危语言的灭绝而减少着；截止至2024年2月，共有来自47个国家的681人去过太空^[2]，这一数字正在随着更多不同国家的宇航员进入太空而逐渐增多着。

本文从这些数据里似乎看到了语言生态的两种走向，它在地表灭绝，又在地外生长。在语言学家们试图回答“当一种语言死亡时，我们失去了什么？”时，本文提出了“当一种语言进入太空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目前太空中有五种主要用语，分别是英语、俄语、中文、法语和日语。国际空间站（ISS）和中国空间站的运行，是造成这一太空中的语言现象的直观原因。

英语和俄语是ISS上的官方语言。ISS由五个航天机构合作维护：NASA（美国）、Roscosmos（俄罗斯）、JAXA（日本）、ESA（欧洲）和CSA（加拿大）。其中ESA的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和法语。所有国家的宇航员在登上ISS前，都必须接受英语和俄语的双语训练。而不同于以往几代人类空间站惯用的英文和俄文标识，中国空间站核心舱的操作界面采用的是全汉字标识，中文是中国空间站上唯一被使用的语言。

如何确定太空中的官方语言？为了判断这一问题，必须回溯1970年代载人航天的历史。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Apollo-Soyuz Test Project (ASTP)）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载人航天飞行。1975年7月15日，一艘搭载三名美国宇航员的阿波罗飞船发射升空，并在两天后与一艘搭载两名前苏联宇航员的联盟飞船对接。

在开发联合计划的过程中，沟通技术成为了首要解决的内容。所有的会议与文件都必须用双语准备，工作人员编撰了专门的英/俄词汇对照表并第一次标准化了任务用语。两国飞行乘组在发射前必须接受对方国家语言的训练，以便在任务中能理解并回应对方的话语、进行正常和应急行动的语音通讯^[3]。

双方互换语言不仅解决了技术层面上的沟通难题，也是国际间和平合作的重要象征。在执行任务时，为了向对方表示礼貌，俄罗斯人会讲英语，美国人讲俄语。在紧急情况下，每个团队会恢复使用自己的语言^[4]。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在训练期内宇航员们必须每天学习六到八个小时的外语。一个截至1975年7月15日的ASTP美国宇航员培训总结表格显示了三位宇航员均在学习俄语上花费了最多的时间。这示意着语言训练在国际太空任务中被确立的重要地位，并作为了一项常规训练延续至今。

语言也成为了筛选宇航员能力的重要标准，参与这次任务的美国宇航员唐纳德·肯特·斯雷顿（Donald Kent "Deke" Slayton，1924—1993）在与39位候选人竞争成为ASTP机组成员时，清晰地意识到了“掌握一些俄语知识同样可能提高他被选中的机会^[3]。”

截至1975年7月15日的ASTP宇航员培训总结表格，图表截取自书籍“The Partnership:A History of the Apollo-Soyuz Test Project”

目前，为了去往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必须至少接受一门外语的训练。如果宇航员来自非英语国家，那么他必须同时学习两门外语。例如JAXA的日本宇航员在基础培训中，需要接受英语、俄语各200小时的训练，语言训练依旧是所有的培训项目里耗时最多的^[5]。这不禁让人发问，当一个国家的宇航员必须比另一个国家的宇航员多付出几百个小时学习另一种语言时意味着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研究一下地表的语言生态，因为太空中的所有问题似乎都是地表曾经发生过的问题的平行重演。英语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使用最多的语言，首先是由于英国的殖民主义、国际相互依存、技术、交通、通信和商业的“革命”。后来又因为美国成为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美国也使用英语。

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Henry Lawrence Phillipson）将其定义为英语帝国主义：“通过建立和持续重新构建英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结构和文化不平等，来断言和维护英语的主导地位^[6]。”

这一定义也可以直接套用在太空中。在太空船上使用哪种语言取决于谁有能力制造并最先登上那艘船，而以“客随主便”原则，后来者为了登上同一艘船则不得不遵循前者的语言习惯。在太空中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边缘化，这是由科技实力、准入太空的权利以及规则的话语权所决定的。在国际空间站的语言情形，可以看作是对太空语言政治的缩影与表述^[7]。

如果绝大多数的科研资料、航天器上的操作说明、工作在这个领域里的人都使用英文，那么外来者为了被这个领域接纳，最实际的方式便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因为运作结构及习惯、文化的差异不对等确保了比起其他语言，使用英语能够持续获得更多的资源，并惠及那些精通英语的人^[6]。

而随着航天领域的逐渐壮大，越来越多新加入的人将会使用同一种语言，不断地维护着“通用语言”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地造成太空科技与特定语言的绑定，从而辅佐着信息、技术的垄断。

语言在太空中之所以极其重要，原因有二。其一与形式有关（语言作为传递思想的媒介），其二与内容有关^[6]。所以，在了解了太空中的官方语言是什么以及其确立的原因之后，比起那些被标准化了的任务用语，本文更关心语言作为一种中介或手段，在太空中还表达了什么其他内容？

1961年11月15日，诗歌《给一个太空探测者》（For A Space Prober）被蚀刻在卫星（TRAAC）的仪器面板上，发射到了距离地球600英里的轨道。这是第一部离开地球的文学作品，由耶鲁教授托马斯·戈达德·贝尔金（Thomas Goddard Bergin，1904—1987）撰写：

从时光朦胧的开端起，

奥林匹斯的神灵们

因怜悯、愤怒，有时是欢笑，

不断向地球的儿子们倾泻

丰富的武器库。

冰雹和宙斯的责难雷声，

星座间遥远的指示：

是的，天上的神明亲自俯下，

阴沉地寻求奇迹或转世。

地球及其子孙耐心忍受，

（别无选择）岁月流逝

在试炼与劳动中准备反击——

如今轮到人类敢于攻击天空。

不要害怕，不朽者，我们原谅你们的过错，

当我们来夺取我们应得的位置时

只是为了报答你们所赐的恩惠

并用人类的爱温暖太空的寒冷^[8]。

不难猜测到，太空中的第一首诗歌是首英文诗，而英语带着西方文化的神话、历史、宗教、思想、宇宙观最先去往了外层空间。需要先澄清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最先”一定是“最好”的，这一思维逻辑需要被格外警惕，因为它迎合了西方长久以来的殖民主义，即通过发现新大陆（最先去往太空）宣示领土主权。

但我们确实需要留意下谁最先将、以及为什么将文化内容送往外太空，因为在太空中有一种与地表的新殖民主义类似的东西。殖民不仅依靠“肌肉”，更实质的争夺是通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的引导，从而控制资源的。语言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首要介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后的十几年间，在太空中出现过的语言不过是寥寥几种，皆为太空强国的使用语。1977年，这一数字被极大地拉高，55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问候语被刻录在《黄金唱片》中，随着旅行者1号、2号宇宙飞船升空，向外星文明传达地球文化和生命的多样性。然而，在没有发现外星文明之前，使用何种语言在太空中与地外文明沟通的企图或担忧都毫无意义，如果有任何意义，也只存在于地球人的比拼之中。

这个由卡尔·萨根提出的科研项目，却更像是一个文化、艺术项目。多国语言因为文化、艺术目的被美国首次带去了太空，而并非因为这些国家真的具备了航天科技的实力。太空中语言的多样性是一种美好又虚幻的努力，它们被允许去往太空的原因，就如同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拥有垄断能力的文明（国家）以科学或知识传播为理由，对世间奇异物种的多样性收罗展示。世界大同的“美好大饼”下，掩盖的是资源垄断的实质。

旅行者号搭载的《黄金唱片》

为了提高人们对太空探索的兴趣、扩展国际影响力、实验科技与文化的结合等多种理由，有许多航天机构曾向全球公众征集文学创作，如JAXA在2006年发起的“宇宙诗链”（Space Poem Chain）活动，参与者被要求按照规定的文体格式用英语或日语撰写短诗，入选的短诗会被录制在DVD上并发射至国际空间站上的Kibo模块中。该比赛的选择与翻译机制非常有趣：“如果其原始语言是日语，将被翻译成英语；如果是英语，则翻译成日语。请理解，我们不接受任何关于选择和翻译过程结果的异议或上诉^[9]。”

2013年，NASA的“去火星”（Going to Mars）活动发起了和该火星探索任务相关的诗歌创作比赛，所有条目都必须遵循俳句的经典三行结构。刻录了一千多首入选俳句的DVD已经随着MAVEN飞船去往火星^[10]。虽然NASA力求让该项目全球化，但该比赛主要面向能够用英语表达的参与者。

这与前文提到的“宇航员为了进入太空必须学习外语”的情况很相似，前者代表了太空中的语言实践，而后者的诗歌案例则代表了太空中的文化实践，即在太空竞赛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的文化、历史、宇宙观为了进入太空，即使是极其民族化的叙事，也必须被规范成太空强国的语言，这种趋于强迫性的权威化转型将多样化认知方式涂抹掉了的同时，无疑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11]，使得人们无法看到本土语言在当今的太空叙事里的全部潜力。

是否有必要让更多种语言进入外太空，如同是否有必要保存地表更多语言。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各种语言不可化约的多样性，除了其自身之外，不能化约为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充分相似到表述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地步^[11]。

这也如同物种的多样性。我（徐冰）在与康奈尔大学植物园园长克里斯托弗·邓恩（Christopher P.Dunn）先生的交谈中收获了一句有价值的话“当今语种的消失速度与物种的消失速度是一样的。”在地球诞生初期，植物种类不断增加；在人类文明诞生初期，语言种类也在增长，待数量到达峰值后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

如果做简单类比，人类所及的外太空之处，似乎是处在一种文明诞生初期的阶段。从而本文关注到用什么方式让更多种语言进入外太空？边缘国家选择依靠自身而非太空强国，将其语言、文化送往外层空间付出过怎样的努力？太空艺术的作品为本文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案例，延续了前文提到的有关“语言作为一种中介或手段，在太空中表达的文化内容”这一考察方向。

墨西哥艺术家胡安·约塞迪亚斯·因凡特（Juan JoséDíaz Infante，简称JJ）于2010年设想将一个易拉罐大小的卫星“Ulises-1”送上太空，但在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刻，墨西哥还没有像NASA或Roscosmos那样的太空设施。到2010年7月，这个国家才成立了墨西哥航天局（Agencia Espacial Mexicana）。

JJ受到了俄罗斯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的启发，认为它具有某种“诗意的能量”，打算将其在“Ulises-1”身上延续下去。这颗卫星的技术任务包含传送11首由不同艺术家创作的声音作品，以及一句用摩斯密码编写的太空问候“我爱这条路”（西班牙语：yo amo el camino）至外太空。

“我爱这条路”摩斯密码，原文yo amo el camino

艺术家Hugo Solís将使用“Ulises-1”的数据创作声音作品《空虚》（Void），图片截取自书籍“Ulises I”

改变当时墨西哥政治状况的紧迫性，使“Ulises 1”从诞生起就担负着科技探索以外的任务。2006年12月1日，墨西哥上任了新总统。几乎在十天之后，墨西哥便开展了大规模部署联邦军队打击贩毒集团的“米却肯行动（Operation Michoacán）”。

墨西哥平民对这项长期行动的态度是，在支持自卫团体保护社区的同时又对政府采取的方式所造成的暴力循环感到不满。这颗卫星有可能成为应对这种混乱现实的一剂解药。如果仅靠民间力量将一颗艺术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去，将引导现状向可改变的方向发展。

“Ulises-1”卫星

因为JJ在一个不生产卫星的国家网购卫星零件，VISA接线员通知他，“您的卡因可疑行为已被暂停使用”。为了解冻，他必须先将情况上报给美国国防部，再与VISA沟通。美国国防部已授权出口技术，但前提是必须保证“Ulises-1”不会为任何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服务。

借助美国和日本技术发射一颗卫星，费用在10万到15万美元之间。为此JJ团队一直在寻找资金，但从未兑现，发射日期不断推迟。2014年，在国家天体物理、光学和电子研究所INAOE（Instituto Nacional de Astrofísica，Óptica y Electrónica）的承诺下，“Ulises-1”的发射计划似乎有望实现。然而，2015年12月，INAOE通过内部命令取消了付款决定，错过了JAXA火箭的发射窗口^[12]。

该项目的成员曾表示“甚至只是在太空中播放儿歌‘Daisy，Daisy，I'm half crazy，all for the love of you’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它可以向世人证明墨西哥不只是一个泛滥着毒品和暴力的腐败国家^[12]。”在这个项目中，西班牙语“yo amo el camino”试图去往太空是为了通过科技的手段和新进程证明墨西哥的地表现状是可以被改变的。

这个构思于2010年的太空艺术计划，从最初的乌托邦幻想，在一次次的模拟中既向着现实贴近，又被现实所阻碍，再次印证了弱国必须依赖太空强国才能获得航天技术的现象，以及太空科技被垄断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是现状，过去也同样可以被科技改变。乔安娜·格里芬（Joanna Griffin）于2008—2010年在印度班加罗尔领导了“月球车”项目（The Moon Vehicle project），响应了2008年在班加罗尔组装并发射的“月船一号”（Chandrayaan-1）航天器的任务。

该项目是一个跨学科对话的载体，格里芬邀请了居住在发射场附近的学生与参与了“月船一号”任务的科学家对谈，探讨了当航天器前往月球时会发生什么，询问地球和月球因此发生了什么变化，谁被包括在这次旅程中，谁又被排除在外？格里芬认为通过航天器任务的干预，月球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太空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月球进行了新的翻译，文化、意识形态甚至是社区个性都介入了这一过程^[14]。

语言去往太空，不仅仅是国家的科技、政治志向、发展程度和权力关系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关乎民族的历史能否绵延不绝的一种去处。

“Chandrayaan”这个词来自梵语，其中“Chandra”意味着月亮，也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月亮神，“Yaan”表示航行器或车辆。印度试图在航天器的命名中将民族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的太空科技探索图景，这一做法并不少见，从“玉兔号”（此探测器的官方翻译是拼音Yutu，而非英文词组Jade Rabbit）可以看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底蕴、从“阿波罗号”（Apollo）可以看见美国的开拓进取精神。

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宇宙的漫长历史，但当今的太空科技使得那些过去的经验和情怀变得陈旧且割裂。如果某些民族的宇宙观无法真的借助科技进入太空，那么它们在地球上也会被逐渐边缘化，一不小心，传承了几千年的有关星象、宇宙的文化遗产便会被另一个国家的太空叙事取代。

艺术家张文超于2024年借助《徐冰艺术卫星创作驻留项目》创作了《90分钟的宇宙观》，他认为与各民族对外太空的想象最具有直接关系的是图像而并非语言，语言是对这些直接经验整理后的一套记载模式，为后人检索历史提供了方便。

所以，语言在他的工作流程中只是一个起点，他收集了全球各地的与太空想象有关的文学、地理、天文、历史、神话的文本，并将这些文明遗产与SCA-1号艺术卫星绕地球的航迹坐标和星下点轨迹对应，融合艺术家的处理、动画和AI图像生成，混合剪辑成一部可以正序或倒叙随机播放的数据电影，卫星飞行轨迹是驱动作品的播放器与时间线。

尽管各民族的宇宙观丰富多彩，但张文超认为目前的太空科技和媒体环境将这些文明遗产概括成了某种单一、扁平化的范式。通过整体性视角观察到不同国家宇宙观的巨大变化是艺术家想达到的效果。在这个作品中，所有的文本直接来源于被记载的文明史，通过数据集对结构化信息的观察与整理，人们可以从个人经验和视角中跳脱出来，并体验到技术带给我们的一种整体性观看。

当我们在同一条卫星的运行轨迹中审视不同国家的宇宙观时，扁平的叙事结构被分解，巨大的差异与丰富性体现了出来。

《90分钟的宇宙观》，交互程序，展览现场，张文超，2024，图片©张文超

物种的生存最终取决于人类能否在地球之外生活，这仍然是与航天领域最密切相关的人们的核心信念，而民族的生存与文明延续息息相关，这似乎是各国要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文化融合进太空叙事中的原因。语言在此依旧重要，民族的文化无法脱离开特定的语言而生存，因为语言的消失是思想、认知方式以及关于世界和人类经验讨论方式的侵蚀或灭绝^[15]。

语言在形成的初期造成的不同，导致了各民族对事物看法的分歧，而文明的不断进展则成为了掩饰这些分歧的伪装。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反复证明与强化自己的文明，这其实是动物生存的本能。太空中这些有关语言、文化的“圈地运动”实质上是地球文明进程在太空中的重演，延续了地表文化争夺战的惯性。我们希望太空是下一个能传承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疆域，所以即便这文明是一个沉重无比的包袱，我们仍然心甘情愿背负着它去往太空。

本文作者徐冰曾通过作品讨论了这些文明的包袱在太空中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于2021年用一颗在轨退役卫星“瓢虫一号”的冗余拍摄了《卫星上的湖泊》，这部3分7秒的影片成为世界上首部拍摄于外太空的定格动画。

“瓢虫一号”卫星有一个面对星辰大海播放图像的屏幕，并配有一个自拍相机。这颗一天绕地球16圈的卫星，可以将动画静帧画面与包括地球在内的太空状态同框拍摄下来；一个背着包袱在太空中奔跑的“标准人”，当其处于不同国度上方时，从包袱中掉落的文字种类会随之改变，尝试与星下点轨迹经过的不同地域的语言互动。

《卫星上的湖泊》，定格动画，静帧，徐冰，2021—2023，图片©徐冰工作室

《卫星上的湖泊》提供给卫星拍摄的静帧，画面内容为到达不同国家掉落的不同语言文字，图片©徐冰工作室

这件作品一共包含了56种语言、方言，排除已经去过太空的国家的官方语言和《黄金唱片》中携带的语言，本文在查阅资料时惊奇地发现仍有29种语言是第一次出现在太空中。

但这一有关“多种语言借助艺术作品首次去往太空”的成果是后知后觉的，而并非艺术家在创作时刻意安排的，这一点与《黄金唱片》不同。作品中语言的选择仅仅与卫星运行时经过了哪些国家的“星下点”有关，这也反映出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成千上万颗卫星被发射到太空中，它们无差别地飞过各个国家的头顶，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不具备航天实力，无法参与到新太空时代的建设中。

这部定格动画中的主角是作者过去作品《地书》中的“标准人”。《地书》是2003年起持续进行的一个艺术项目。作者用搜集来的图标编纂了一本书，不论读者是何种文化背景或教育程度，只要他是卷入当代生活中的人，都可以释读。几乎人类所有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但由于发音的特殊性，西方语系很难发展象形属性，象形就慢慢消失了。

中文是在今天仍然活着的、被使用的象形基因的文字。我们是一个读图的民族，进入了太空时代，在中国载人空间站上，仍然在使用图画元素的古老的符号表达和交流，让人有一种时空穿梭的奇异感。

我（徐冰）曾表示过，图标有成为国际沟通便捷方式的潜力，因为它与人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事物、图景直接对位，而无需与不同语词对位，这建立在不同民族的人感知事物共通性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工业文明标准化生产以来。Emoji和标识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对一种有效、便捷的沟通方式的需求。

实际上，艺术家在这一条路上的工作记录，远没有科学家们丰富。历史上尝试设计与外星文明通信的星际语言时，图标、符号是很多科学家都认可的信息载体。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德语：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ß，1777—1855）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也是首位计划向外星生命发送消息的科学家。他建议在西伯利亚苔原上制造一个巨大的等腰直角三角形，在三角形的边界上种植树木，并用小麦填充内部空间。尽管设计简约，但高斯的这个提议可以向外星文明展示人类已经掌握了大规模的农业以及基本的数学、几何和逻辑。

奥地利天文学家约瑟夫·约翰·冯·利特罗（Joseph Johann von Littrow，1781—1840）也曾提议用几何信息与月球居民沟通。他的计划是在撒哈拉沙漠挖掘巨大的沟渠，并在这些沟渠里浇灌煤油后点燃。外星文明从太空中便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燃烧着的图形^[16]。

在大地艺术出现的两个世纪以前，高斯和利特罗就已经具备了创作大地艺术的思维，但他们的计划都未曾实施。似乎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这些有关从太空中观看地面图形的奇思妙想，更像是活跃会议气氛的娱乐游戏，而并非他们需要严肃对待的主业。多年以后，不是科学家而是艺术家获得了相似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不同的是，作品的观众是地球人而非外星人。

以荧光兔子作品和太空艺术而全球闻名的生物艺术家，也是《徐冰艺术卫星创作驻留项目》的参与艺术家之一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自2009年起开始了一项名为“拉谷歌字形”（Lagoogleglyphs）的项目——通过卫星观看的太空艺术。他在地面上制作了巨大的马赛克图形，这些图形可以亲自体验或是通过谷歌地图（卫星视图）来观看。

这种跨越世纪的巧妙联动，展现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拉扯关系，对应了前文《谁有权将什么放入外太空？》里特雷弗·帕格伦对太空艺术存在意义的解释：“重点是，这个项目（《轨道反射器》）的目的，就是要做出那些使之成为可能的行业不会做的事情。”

Lagoogleglyph III，Eduardo Kac，2018

有人认为，图标被优先用于星际消息是因为它们极大地减少了与符号相关的解释难度，并且它们有着至少3种明显优势：信息密度高、抽象程度低以及对人类视觉认知的共性。然而，即便是图标，也做不到完全客观，不可避免地都带着地方化的偏见，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假定外星接收者也具有艺术冲动^[16]。

我们知道《地书》的图标语言只在地球范围内起作用，在外太空是无效的，所以《卫星上的湖泊》这件作品虽然是在太空中拍摄的，并且包含了各种对语言的探讨，但它并非意在与外星文明沟通，讨论的还是地球上的问题以及人类的局限。

除了图形与标志，科学家们还曾试图设计一种全新的宇宙交流语言，如兰斯洛特·霍布恩（Lancelot Hogben）的“Astraglossa”和汉斯·弗洛伊登塔尔（Hans Freudenthal）的“Lincos”。这些全新的语言必须能够自我解释，将普遍的知识编码在一个符号系统中，并使用这一符号系统构建越来越复杂的陈述，因为“必须设计出本质上能被理解的信号^[16]。”

1974年，为了庆祝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完成改建，阿雷西博信息（Arecibo Message）以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球状星团M13为目标，通过调频无线电波被广播到外太空。该信息共有1679个二进制数字，将其排列成73行23列的矩形时，会出现一幅类似马赛克镶嵌画的图样。这条信息一共包含了7个内容：数字、DNA元素、核苷酸、双螺旋、人形、太阳系以及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

阿雷西博信息以73行23列排列

与外星文明沟通时，由于远距离传输时间成本极高，没有重申或解释信息的余地，所以信息往往会被设计得十分简洁，仅仅包含必要的内容，避免会产生歧义的复杂信息。

科学家们的这些工作建立在语言的两种基本构成之上，即字符与读音，而他们的实验结果却讽刺地证明了正是字符和读音限制了沟通的有效性。当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成果展示给朋友，让朋友们猜测信息的意思时，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如果人类之间都无法完全准确地理解这些“星际语言”，外星文明又如何能理解呢？

如果真的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太空中的语言将不再遵循跨语际实践，而趋向于跨物种传递。但我们实在是无法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想象除了五感之外的信号接收方式，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与我们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的绝大多数物种的交流方式，如果外星文明并非通过视觉（阅读）和听觉（沟通）来交流，人类语言的概念在太空中也将失效。

世界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纷争，也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充满了不确定与误解。如果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说话或图像进行交流，而可以通过意识直接了解彼此的想法，甚至是共享一个透明的集体意识，语言或许将成为历史，这似乎也是人类向更高等文明物种进化的必然趋势。

本文想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我语言的极限意味着我世界的极限^[17]。

语言这一概念在太空领域发展出了更多的意涵。太空中的语言政治是：1、地球问题的映射；2、人类思维、想象力的边界。它不仅仅关乎于太空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不仅是对科技实力的侧面证明，它让我们从科学以外的面向观看到了各民族文明存续的愿景。

这些与文化相关的内容超越了短短百年的太空科技发展史，让我们回忆起数千年来不断演变的各民族宇宙观的相互关联性以及身份认同性，并携带着这些记忆望向比未来更遥远的时空。通过探讨语言概念在星际交流间的转变，地球上个体的现代人类之间的差异被压缩，让我们以“智人”这一物种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在更广阔空间中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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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徐冰、王钟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