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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3 09:39
治愈武汉的心理创伤,需要比震后汶川付出更多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毛晓琼


凌晨2点07分,唐伟的手机响了。


作为浙江首批支援武汉的心理医生,从进入方舱的第一天起,唐伟就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且强调了24小时接听,但这个时候有人打来,还是第一次。


划开手机,电话那头是一个弱弱的女孩,“您能给我保密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女孩小声啜泣起来,很快发展到嚎啕大哭。大约半个小时后,她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女孩22岁,是名护士,半个月前来的武汉,自己报的名,属于脑袋一热的冲动型。到了武汉以后,被分配到了护理轻症患者的方舱。刚来的时候,女孩还有些新鲜感,也不感到害怕。大约一个礼拜以后,她产生了恐惧心理,一方面是新闻里不断有医生感染去世的消息,另一方面是她每天都要看护200多名确诊患者,有的患者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突发重症被转走了。


慢慢的,她开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闭眼就是方舱里的画面,赶也赶不走。打来求助电话的前一天,女孩从新闻里看到武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数量超过3000名,感染率接近10%。这个数字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女孩崩溃了。


“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拿着电话听她哭诉。”唐伟是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精神心理科的主任医师,曾经参与过汶川地震、温州723动车事故、丽水里东山体滑坡等大型灾害的心理援助,经验丰富。但这一晚,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抱着手机听了三个小时。


天快亮时,他问女孩,你能睡一会儿了吗。女孩回答说能睡了,他们就这样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前,唐伟说,“如果以后晚上还是睡不着,打我电话,我会陪伴你。”


“这是武汉一线医护人员当中比较普遍的状态,刚开始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时间一长,身体的劳累和心理的恐惧已经到极限了。”唐伟告诉八点健闻,汶川地震的时候,一线的医护人员15天左右要轮换,否则会引发严重的焦虑情绪。但这次,部分医护人员已经扛了一个多月。


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的一线医护人员认为疫情期间的工作负荷是平时的1倍~2倍,有6%的人认为工作负荷是平时的4倍以上。近七成医护人员睡眠质量受到影响,部分医护人员出现强迫症,比如看到水龙头就去洗手。


2月3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提及疫情防控中心理干预的重要性。2月9日,唐伟跟随浙江第三批医疗队来到武汉,这是浙江首次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和救援专家组。差不多同时,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也都带上了自己的心理医生。在唐伟的手机微信里,有一个全国医疗队心理医生的大群,里面的人数不断增长,现在已达209人。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一、保证救援队里所有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二、为武汉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就的帮助。


医护人员被“英雄化”带来心理隐患


官方体系之外,民间心理咨询师临时组建的志愿者团队更早地介入了疫情之中。


薛芃均是在大年三十那天“入编”的。当晚,一位武汉当地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在群里发起了求助,他所在的医院有100多名医护工作者从一线撤了下来,急需心理干预。


因为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又有过临终关怀的经历,薛芃均被选中。第二天,她就拿到了6名医护人员的基本信息,包括他们目前的状态以及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且医院已经协调好了时间,需要她主动把电话拨过去,1天3个人。


“6个人里,几乎每个人都写了焦虑、失眠,有人因为身体有一些症状,表达了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个90后的小姑娘,她写的是,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害怕发生暴动。”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李萌,也是最早参与疫情救助的心理咨询师之一。她加入了一个有200多人的心理援助团队,因为是最早的成建制的民间志愿者团体,他们被允许接听武汉市心理危机干预的热线电话。


她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也和医护人员有关。一对外省的夫妻向她求助,他们的儿子在武汉某家医院做护士,穿着防护服顶在最危险的一线,已经连续一周了,每天脱下防护服的时候,内衣内裤都是湿透的。这几天他们明显感到儿子情绪不对,不接电话,短信也只回几个字,沟通不畅的情况下,两个老人简直被逼疯了。


照着他们给的号码,李萌加上了那个男孩的微信,但男孩并不想和她说话,每天只简单回复几句“我刚下班”、“我很累”、“我要先去睡一下”。几天后,男孩主动给她发来信息,说自己被感染了,核酸检测阳性,已经被送进了隔离病房。


可即便是这样,他依然不愿多说。他曾经给李萌发过一条信息,大意是,我每天光是脱一套防护服就有20多道工序,你们外人根本没法理解。这是他打字最多的一次。


“他最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但像我们这样,仅仅只是网友,没法建立起这种信任关系。从心理援助的角度来说,他不求助,我是不能去做的,这就是早期我们碰到的最大问题,我有心,但使不上劲。”李萌向八点健闻感慨道。


这种尴尬在更大范围内存在。唐伟曾经接触过一位最早来武汉支援的女医生,据她的描述,在医疗队的驻地里,晚上经常能听到有人嘶吼,有人哭闹,甚至夹杂着匪夷所思的怪笑声。相比于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这些医生更愿意独自面对压力。唐伟认为,这背后,是一种危险的“被英雄化”的信号。


“尤其是一些外地来救援的,临行前各地都搞了欢送仪式,胸前戴过大红花的,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视为英雄了,这一点反过来会提醒他们,你们是英雄,你们不可以胆小,不可以害怕,即便有,也不可以被人知道。


空巢老人憋得太久,心里那根弦快崩断了


因为是公开的求助热线,除了医护人员以外,李萌更多面对到的是普通的武汉市民。李萌告诉八点健闻,早期大家打电话来,基本是以询问为主,比如说问一下这个病有多严重,还要隔离多久,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情绪上都没有问题。但到了2月中旬的一天,她突然感觉风向变了。


那一天上午,她一口气接了5个热线电话,清一色都是家住武汉的空巢老人。这个缺乏家庭关系支持的脆弱群体,最先表现出“疑冠”的特征。


一个57岁的老大爷,10天前去药店买过一次药,之后再也没出过门。有一天,他从电视上看到新闻,说河南有人因为去药店买双黄连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由此怀疑自己也染上了病,失眠了一整晚。那一个晚上,他隐隐觉得喉咙发痒,浑身燥热,之前在新闻里看到过的“新冠”症状在他身上一一应证,他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第二天一早,老人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热线电话。


“面对这样的老人,我们第一要确定他是不是健康的,有没有发烧咳嗽。第二要确定他是不是安全的,食物够不够吃。一般来说,能打心理热线寻求援助的人,在这些方面都没问题。他们的问题是憋得太久了,心里那根弦快绷断了。”


把弦崩断的后果是灾难性的。2月16日,家住武汉市汉南区的杨元运,就是因为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独自翻墙离开小区,在一处废弃厂房里上吊自杀。他在留给家人的遗书上写道:疫情与自己开了玩笑,但坦然接受它的洗礼。


可即便是到死,杨元运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得病了。他曾向社区工作人员反映,自己每天都在和病魔斗争,吃不好睡不好。因为害怕传染给家人,他又哀求道:就算不是这个病,也应该让我住院呀。得到的回复是:床位紧张,服务不过来。


“不管他有没有得这个病,从他主动向社区发起的求助行为来看,如果能够接受到合适的心理干预,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热线志愿者李娟告诉八点健闻,她也接到过不少疑似患者的电话,绝大部分人在事后都被证明没有感染,只是因为死亡离得太近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陷入到了对未知的恐惧中。


她曾经在平台上碰到过一个求援者。电话接起来后,她循例说了一段开场白:你好,我们这里是某某平台的疫情热线,我是咨询师李娟,您有什么和疫情相关的问题?


电话那头立马就传来了不愉快的回应:我现在只是怀疑自己得了这个病,你说你这是疫情热线,是不是就等于打这个电话的都是得了病的,你的话让我很不爽。


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位求援者喋喋不休地抱怨了10多分钟,从那句小小的开场白骂到武汉市政府的不作为,再上升到人类为什么要吃野味,打破生态平衡的话题高度。最后,不等李娟回应,他自己挂掉了电话。


“我觉得在那10多钟的时间里,我应该是帮到了他的,至少让他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李娟说,这一类求援者的比重不小,尤其是随着疫情的进展,居家隔离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明显感到电话那头的情绪也越来越激烈。为了保证心理咨询师本人的健康,平台限制每个人每天只能接听5个电话,每个电话不超过25分钟。“就算一天只接一个,平台也是允许的。”


但唐伟显然没有给自己留下这样的空间。他所服务的日海方舱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总共有4500张床位,他去了三次方舱,通过简单对话,来筛查重点要关注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回到酒店以后就是24小时不断的接听电话或者是微信视频,每一次通话都是一次负面情绪的堆积。


“我现在每天做三次俯卧撑,早中晚各一次,每次做30个~40个,把自己做到精疲力尽,然后洗个热水澡。不然没法放松,我也会憋出病的。”唐伟告诉八点健闻,从2月9日出发算起,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天,整个人瘦了9斤。


所有的观察角度只剩下声音


难题还在不断地冒出来。


比如,李萌前几天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他原本心态很好,在家没事还能喝点小酒。这一次,他打电话向社区要一个口罩,社区的工作人员又忙于别的琐事,在回复他时欠了一些礼貌,老人就觉得胸口压了一团火,他和李萌抱怨,“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和我说话,一点都不尊重我。”


唐伟也开始被这些职责以外的事情所困扰。他正试图安慰一个方舱的患者,这名中年妇女刚刚确诊,因为症状较轻被社区强制送来了方舱医院。她倒是认同政府的政策,但她这一走,家里的儿子没人管了,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她质问唐伟,“你让我不要焦虑,不要担心,那你去我家给孩子送饭行不行。”


在这场重大的突发事件面前,所有武汉市民似乎都能理解政府的初心,隐忍地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会因此陷入真实的困境之中,那些平时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在突然停摆的城市面前,都和人命挂起了钩。


“这是这次疫情很特殊的一个点,我们更多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介于心理专家和社工之间的角色,除了放松情绪以外,我们也要帮助促进他们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告知他们在网上买菜的途径,帮他查一下小区的网格员是谁,你得准备好这些信息资料来安抚他。”李萌说道。


另一个困境则和隔离有关。无法面对面的交流削弱了心理干预的精准性,所有接受采访的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都谈到了这一点。


唐伟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他当即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正处于什么情境之下,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开玩笑说的,还是站在30楼的楼顶。好在最后被证明是一场虚惊,一个青春期的熊孩子因为无法外出,天真地以为,出去是被病毒害死,在家是被自己憋死,我还不如出门“自杀”呢。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碰到过,之前即便是汶川地震,我们也是和求援者面对面坐着,我需要从他的动作、表情、对环境的反应来判断他的情绪状况,但现在,所有的观察角度只剩下声音,这就给心理医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点在于,心理干预往往需要两个人先建立信任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心理医生和患者大概要面对面交流5次~10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才可能找到那个宝贵的连接点,从而建立信任关系,顺利完成治疗。这在疫情时期几乎不可能实现。


李萌也参与了汶川地震的一线救援,在对比这两次事件时,她同样觉得武汉疫情的心理干预更难完成。


“汶川那时候是已经发生了,面对一个非常灾难的结果,我们要怎么做。比如一座学校倒塌了,孩子都没了,家长的内心极度痛苦,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明确的,并且灾难已经结束,不可能更坏了。但武汉不一样,所有人都处于死亡的恐惧中,“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好起来,什么时候好起来。”


对死亡患者家属的哀伤干预


但事实上,对于心理医生的考验还远没未到来。


唐伟说,按照过去大型灾难心理救援的经验来看,对于死亡的恐惧很快就会过去,只有死亡本身才会留下永恒的伤害。“我们当时在汶川做的就是哀伤干预,现在这一块没有做起来,大家的注意力都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上,那些死亡患者的家属的心理需求还没有被看到。”


他提到了这几天的一则新闻。湖北十堰市一个六岁的男孩,平时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最近一次志愿者上门测量体温时,发现爷爷已经死在家中,这个可怜的男孩因为听了爷爷生前的话,“外面有病毒,不能出去”,守着尸体过了好几天,被发现时已经有些木讷。“这就是典型的需要哀伤干预的对象,如果不及时介入,很大概率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TSD。”


唐伟说,几天前,杭州市心理协会已经开通了两路热线,一路开到湖北,一路开到武汉,专门接听死亡患者家属的电话。在他看来,这个群体至少面临两种压力,一是家里有人确诊死亡,意味着家属要被隔离起来,他们也要面临死亡威胁。二是在现阶段,新冠死亡的病人会被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亲人没有准备丧葬事宜的机会,这对于恪守传统伦理的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薛芃均和她背后的团队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本身就参与过临终关怀,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底气和资源。但直到今天,这个项目仍然迟迟没法启动,薛芃均说,事实上,内部培训都已经做完了,但大家只对一件事没有把握——线上的效果。


“哀伤干预和一般的心理援助很不一样,因为涉及到具体的死亡,所以我们很怕会给求援者带来二次伤害。”薛芃均告诉八点健闻,哀伤干预最重要的两条原则,一是真诚陪伴,二是尽量避免回忆,“但是如果是在线上做,几乎这两条原则都会被打破。”


唐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和杭州市心理协会的两路热线取得了联系,希望达成一个前后方合作的模式,即杭州的工作人员在后方接听热线,筛选出情况比较严重的对象,由他在武汉当地寻求面对面干预的可能。


但目前,这些事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能不能得到允许走出宾馆,对方的社区能不能放他进去。如果上头支持,他相信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媒体也能帮忙呼吁。


“武汉人民太苦了,我们做多少都是应该的。”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毛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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