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的极化：挑战与回应

阿波罗登月行动是一场惊天的骗局？转基因农作物是一个巨大阴谋？冠状病毒是生物武器？古希腊的历史是伪造的？虽然许多专业人士对类似的质疑嗤之以鼻，认为这只是外行人不值一驳的臆想，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有这些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类似的质疑在社会中广为流传，甚至形成了巨大的舆情。

例如，最近中国科协专门就阿波罗登月发布了一篇辟谣文章。事实上，此前中国科协就此已做过多次澄清，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树欲静而风不止，阿波罗登月计划骗局说仍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拥有众多坚定的追随者，其中有不少还是拥有很高财富、声望与社会地位的所谓成功人士，这尤其让许多专业人士感到不解。

如果将问题推开来看，就可以发现，移动互联网兴盛以来的这些年，中国社会舆论的分裂与极化已是个普遍现象。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的常识领域，还存在着如此激烈的观点对立，那么，例如法律、经济、道德、艺术等领域，尤其是一些即便学术界内部还存在着争议的论题，经网络舆论发酵以后，引起观点的极化与对立就更常见了。大量的社会热点案例，都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引发两极化的激烈争论和汹涌澎湃的舆情海啸。

本文并无意卷入各种具体的争论和对立之中。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如下这些问题：这些现象何以可能？它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使得这些现象广泛传播的各种社会条件又是什么？它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何种处境与挑战？现代社会又如何可能回应这种全新的生活处境与挑战？

一

社会事件引发舆论场观点的对立与交锋，本是公共舆论界的常态，也展现了现代开放社会的多元与宽容。从审议式民主的立场来看，这恰恰是通过公共论辩形成交叉共识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最近这些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社会舆论都出现了极化的趋势，不同观点和立场之间对彼此的包容度越来越低，彼此倾听和理性论证，已经是公共舆论场的奢侈品。这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当前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体现了全民上网时代的信息茧房困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三月底发布的第五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当代中国可以说已是一个全民上网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数字媒体的便利和发达，使得公共舆论场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各种眼花缭乱的信息，真假莫辨，却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每个人眼前。一方面，这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渠道和更丰富的信息内容；但另一方面，由于算法推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只接受自己偏好的信息，屏蔽自己厌恶的信息，并且不再接触陌生和新鲜的信息。

如此循环反复，最终形成了个人信息的茧房。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个人的偏见和价值观被不断强化，因此对其他意见的宽容度也不断降低，最终导致互联网舆论的极化。

信息茧房的说法很形象，也很深刻，对于互联网上的舆论对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此之外，还有更重要和更基础的原因并未被触及。移动互联网时代舆论极化的深层和基础原因并非信息茧房，而是存在于其他方面。具体来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变得抽象化和复杂化了，由此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知识生产机制和知识形态的变化。

为了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化和抽象化如何使得舆论场的观点激烈对立变得很容易，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情况。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知识生产机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仍然是最富有洞察力的教科书。

乡土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世代定居，流动性差，彼此孤立与隔膜。这给乡土社会的知识形态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对外面世界的知识不太关心，也不了解，只是满足于各种具有猎奇性质的稀奇古怪的传说和故事；另一方面，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往往对世世代代居住的这一小片地方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具有非常准确的知识。

这些知识是祖祖辈辈反复试验和确认过的，因此流传至今，同时还不断地被当下的生活所验证。乡土社会知识的一个特点就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因此，人们“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摸熟每个人的生活，能够“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甚至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

同时，“从熟悉里得来的知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电视普及之前，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农民，没有电视，不看报纸，信息来源单一，信息内容简单具体，用信息茧房来形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最合适不过了。但我们很难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看到当前互联网上如此这般的舆情分裂与对立。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大量的中国人都离开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来到了陌生的城市生活。在这些陌生的新环境中，原来在故乡所形成的一整套地方性知识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在应付现代生活时，往往正规学校教育所提供的一整套知识，要比父母言传身教的许多知识更有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依赖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系统的抽象运作。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复杂，而他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被这些抽象和复杂的事物所影响和牵制。他对此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还一无所知，但又不得不去努力适应这抽象而复杂的一切。哪怕生活在偏远县城中的普通小市民，他的营生也可能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某些人的决策关联在一起，因此产生复杂的系统性影响。巴拿马运河一艘大型货轮搁浅十多天，中国义乌的好几家小商贩就有可能因此破产，这并非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二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一方面，他根据个人日常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各种具身化知识虽仍不可或缺，但这已不足以让他从容应对现代生活。相对于这些“直觉性、直接性和不成问题的可感受性”的具身知识，现代知识的特点是“智性化”（intellectualization）、“抽象化”和“间接化”。

这些以二手经验形式表现出来的抽象知识，需要专门的训练才可以习得，但对现代人的生活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一手经验的知识。在现代世界中，一个人要很好地生活，就必须离开家庭，走进学校，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和积累这些抽象的二手知识。个人脱离家长和学校，步入社会独立生活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

即便是小学阶段教育的知识也是高度抽象和不那么实用的。对于许多小学生来说，学习学校的语数外知识，要比少年闰土学习如何抓鱼的知识枯燥和无聊得多。就像操作系统被预装进一台电脑里一样，这些知识被预装到这些幼小个体的头脑中。除了拿一个好成绩，小学生很难体会这些知识的实际用处究竟是什么。

除此之外，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生活，还需要一种更加抽象的知识，那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知识。任何人都需要形成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整体性理解，从而能够大略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和基本处境。

阿波罗登月、转基因农作物、冠状病毒、古希腊历史四个例子中的知识，都涉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与理解的问题，都是高度一般化和抽象的。几乎所有的普通人都不能凭借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形成对这些知识的认识与理解。

只有那些经过专门和长期科学训练的人，才清楚这些事例背后隐含的那些专殊和抽象的知识及其原理。甚至，当物理学发展到量子力学阶段，一个普通大学物理系的本科毕业生，也许仍然没有机会通过高度复杂的精密仪器，亲自探测微观量子世界的存在。即便是航天宇航专业的毕业生，又有几个人能够有机会跑到太空去眼见为实呢？

我的一个朋友是哲学教授。有一次坐火车，当隔壁乘客无意中得知他是大学教授时，便好奇地问他是什么专业的。他刚好想安静待一会儿，所以就隐瞒了自己的专业，告诉那位乘客，他是研究核物理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有趣的沉默。

邻座乘客虽然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好奇，却感觉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抽象知识，因此一时无从谈起。德国人类学家盖伦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指出，“抽象概念化的趋势和对数学的偏爱”，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特别顽固的习性，而这在科学知识和普通人的常识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令人不安之处在于，虽然人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生活与能力，亲自验证各种现代抽象知识的正误，但现代生活的整个制度，都以这些抽象的知识为基础建构起来。这些抽象的科学知识不断地以技术的方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体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支配作用。

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无不渗透着现代科技的因素，同时也无形之中受到了银行利率、法律程序、权威、阶层、指标考核等各种社会科学技术的引导和规制，但许多人对这些技术背后的那些抽象知识和原理，往往茫然无知。

现代知识不但是抽象的，同时也是专殊的。现代知识不但对普通人来说过于复杂，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学者来说，也已经发展到彼此难以相互理解和交流的程度。从康德开始，现代哲学就变得非常抽象和专业，而柏拉图、奥古斯丁、帕斯卡等传统哲学家作品则往往生动有趣，是整个知识阶层的必读书目。

如今，不要说一个人文学科的学者看不懂一篇自然科学的论文，就是一个刑法学者看不懂一篇民法教义学的论文，也不会被人看作一件丢脸的事情。

现代知识的抽象化和专殊化，既导致了现代知识难以被普罗大众的正常理性所轻易理解与消化，同时也导致了理性内部的分裂。

一方面，由于现代知识是系统而整体的，而非零散和彼此孤立的，因此普罗大众只能在抽象的信和不信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抽象的信任只能被赋予整个现代社会系统，而非仅仅被赋予某些专家或者机构。这是一种抽象和一般的系统性信任。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知识的专殊化，其实不同专业知识观察社会的图式是不同的。例如，现代科学知识观察社会的图式是真与不真，现代法律知识的图式是合法与不合法，现代政治知识的图式是有权与无权，现代经济知识的图式是拥有与不拥有（以及支付与不支付），如此等等。这些不同知识观察世界的图式不一样，根据这些知识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不一样的。理性和知识的分化，是现代世界的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只能依靠现代社会的大众媒介来获取和学习这些知识。大众媒介成了连接现代社会诸功能系统与公众常识的主渠道。借助文字与印刷术建构起来的现代各种社会复杂系统，似乎彼此之间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的信息茧房。

一个物理学家日常工作的主要沟通对象是另外一些物理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平常关注的则是GDP、PMI、CPI等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而一个法学家的眼里似乎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只有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区别。

最后，所有这些抽象而专殊的现代知识，都在大众媒介中混杂在一起，呈现给普罗大众。普通人通常不可能像专家一样，运用专业的技能对这些知识进行严格的界定和分析，只能借助各种新闻与深度报道、科普文章甚至是各种广告和游戏等，来吸收和消化各种各样的抽象和复杂的现代知识。

甚至，现代大众媒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深度报道、广告和娱乐之间的相互借用与混杂。例如，深度报道往往以娱乐的笔法呈现出来，以增强报道的故事性和吸引力，从而避免被冷落的命运；而广告则往往披上新闻和科普的外衣，借此推销自己。各种各样的娱乐形式，例如电影、电子游戏等，往往聘请大量的科学家、历史学家等，从而给游戏的场景增添现实感。

三

移动互联网阅读已经取代了纸媒阅读，变成了中国人获取资讯的主渠道。同时，在移动互联网阅读中，视频等数字媒介又超过了文字媒介，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如果说，纸媒时代的社会是文字社会的话，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似乎正在快步从文字社会跨入视频社会。

视频媒介相对于文字媒介而言，其承载的信息无疑是更具体和丰富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面对面社群那种基于熟悉性、具体性和即时性的互动交往模式，似乎又再次复活了。

不同的是，如果说，传统乡土社会的面对面互动交流的双方，所处的是共同熟悉的同一个生活场景之中的话，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通过视频进行即时交流和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他们所处的是各自熟悉的生活场景之中，并假设性地将各自的熟悉性套用到对方所处的生活场景之中。

视频直播互动中双方假设彼此是熟悉的，同时互动的内容也是具体而生动的。同时，在通过视频的面对面互动中，面对面互动交流的即时性等特点，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播销售所激发出来的冲动消费，以及粉丝狂热现象，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超大规模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中，远程陌生人之间经由视频媒介的沟通，本质上仍然是远程陌生人之间的沟通。人们沟通的主题，仍然是现代社会中渗透着各种抽象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宗教等知识的现象。这些现象仍然无法通过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的、熟悉的和默会的知识处理和解释。

可以说，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件熟悉的事物，一个耳熟能详的事件，背后都有着一整套抽象的、智性的和专殊的知识为基础。一个普通人随手点击一个短视频，就可以看到远在万里之外的特朗普对他侃侃而谈，但他也许对美国宪法体制运作的知识一无所知。

现代抽象社会的一个巨大后果，就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丧失。这既是社会分工的后果，文字这种抽象媒介成为社会沟通的主要媒介，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视频媒介的崛起，则带来了直接经验复活的虚幻希望，但这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

早在十九世纪时，哲学家鲁格（Arnold Ruge）就曾尖锐地指出，普通大众由于无法“去攀登知识上和远见上的精神高度”，而不得不在大众媒介上寻求各种廉价的补偿。如今看来，短视频应用和直播媒介的发达，使得这一切变本加厉了。

四

一七八四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认为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实现这种觉醒的方式和途径则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两百多年过去了，康德关于启蒙的思考远未过时，但个体自我启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科学知识的抽象化与复杂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康德那个时代人们能够理解的程度，而视频媒介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和瞬间化，导致个体的自我启蒙陷入了全新的困境。

康德启蒙所运用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理性。在康德的设想中，人们只要能够摆脱“未成年状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形成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并与其他人达成一致。而在当代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是，面对同一个事件，基于生活常识理性的观察，与基于各种功能系统之专殊理性的观察，往往可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虽然现代人不再对“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件事产生激烈道德义愤，但谁说大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讨伐，不是这件事的现代翻版？

围绕阿波罗登月、转基因农作物、冠状病毒与古希腊历史所形成的舆情事件，与其说是数字媒介时代的信息茧房效应，倒不如说是现代抽象复杂社会中系统信任的坍塌。这是一件比信息茧房要严重得多的事件。

也许针对阿波罗登月行动的质疑永远不会消失，但如果一个社会的科学系统是被广泛信任的，这些质疑就只能在一些小众的言论市场中流转。只有大量的现代人失去了对科学系统的信任时，科学常识才会变成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

同样，如果人们信任法院，通常他们就会容忍和谅解个别法官工作的缺陷；但如果人们对法院的工作失去敬意，哪怕一个事实上正确的判决，也会遭受许多人的质疑，引发排山倒海的舆论风暴。

当人们对现代功能子系统之诸专殊知识的信任消失，他们就会退回到自己仅有的零散经验和常识的庇护之中。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并不因此就自动消失，而是仍然构成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处境。就此而言，在这个短视频泛滥成灾同时又无比抽象的现代社会中，如何直面普通个体对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各种社会功能系统的信任危机，才是任何有识之士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大问题。

也许，除了继承康德哲学启蒙的精神遗产之外，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罗大众，都需要一场关于现代抽象社会的社会学启蒙。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4年9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泮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