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创新的商业文明，与我们时代的问题

预言之力三段

1900年，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工程师John Elfreth Watkins Jr. 的一篇文章登上了《家庭妇女期刊》（Ladies’ Home Journal）。

这本名字听起来很挫的杂志其实很牛，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订户过百万的杂志。

工程师Watkins之所以有机会在家庭杂志开腔是因为这本杂志征集社会各界对100年后人们如何生活作预测。在Watkins标题为《下一个百年将会发生什么》的文章中，他预言：

• 我们将通过“从管道里喷出的暖气和冷气调节室温”；

• 船只航行速度将快到“只要两天就能到达英国”；

• 将出现主要用于军事的飞行器，但也可以用于搭载旅客和货物；

• 可以在家中欣赏歌剧表演，真实得就像在歌剧院的包间里听……

他甚至描述了能够从南半球将水果运送到北半球的冷藏车，可以让北半球国家的人们能够在全年吃上水果。

现在，我们清晰地看到，在Watkins预言几十年后，空调、邮轮、飞机、音响陆续地实现了他所有的梦想。

对于结结实实地过上Watkins预言的生活的我们，这一切的实现着实平平无奇，正如我们平静地接受生活中每一件用品一般。所以我们完全无法想象预言未来是多么难的事，以至于很可能小看它以及做到的Watkins。

可惜我们抹杀不了一个事实，二十世纪以来，极少极少有人能像Watkins那样成功洞见未来。洞穿百年的视野再怎么吹嘘也不为过，不信你就试着自己想一下2124年会发生些什么。一个极大的可能性是你呆坐一整个下午都写不下两行关于未来的预言。

而作为反例，你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在预言后被啪啪打脸颜面无存：

• 英国邮政局首席工程师William Preece爵士在1878年说：“美国人可能觉得他们需要电话，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信差。”

• Dionysius Lardner博士于1830年称： “高速火车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火车里面的乘客一定会窒息而死。” 

• IBM董事长Thomas John Watson 1943年评价电脑说： “全世界的电脑市场会只有5台。”

……

这些他们丢掉的脸面，都彰显了Watkins的伟岸。然而比Watkins预言伟大得多的是，所有历史上的预言，无论成功或失败，统统都是经由商业文明悄悄地实现或阻隔。或者，换句话说，商业文明就像绝顶的“幕后黑手”摆弄着所有的一切，并且布置了太多明里暗里的脉络，才使得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看穿。

这一点有多么了不起，试着想象一下如下的场景：

• 任何一位几十年前挂掉的祖先回到当前，必然因为我们自认为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手足无措；

• 一家普通的沃尔玛超市里就有10万多种各不相同的商品；

• 不同大小、样式的鞋子、衬衫、袜子和不同品牌、口味、规格的果酱、酱汁以及数百万的各类折扣图书、DVD、付费下载音乐；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复杂性的专家Eric Beinhocker指出：纽约、伦敦这样的重要经济中心能提供100多亿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如果有人耐心去细数，才会惊讶地发现其中近百亿种都是几十年前还不曾出现的……

古早移动终端

“幕后黑手”之所以是幕后黑手，恰恰是因为其与无名英雄有相似之处：二者都不惮于奔赴伟大，但多少有些避开声望与绚烂的倾向。正是因此，短暂的光芒四射常被铭记，反而长久的光明却易被忽略。

只有绕开这种倾向的扰动，才容易发现一个基本的点（如果你死不承认也可暂描述为“假定”）：商业文明是人类推陈出新最早、最持久也是最有力的动力源。

正是因为商业文明以利益为准绳，成功地牵引了情感与欲望，才使得人类历史呈现为今天的样貌。它小可以小到决定了柴米油盐怎么花，大可以大到左右国与国之间的隐形战争如何展开。

不客气地说，商业文明是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反对者可以舌灿莲花，以人类内心的精神追求、艺术家的浪漫、科学家的疯狂等选项作为替代。即使文明的专业研究者有不少没把商业文明当作重要的课题。但有些事实不容回避。

比如最早的文字书写为什么不用于诗歌创作或其他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是尽早用文字吸引喜欢的异性不香，还是以之彰显聪敏招徕拥趸不美？事实上最早的文字是出于会计工作的需要，记录动植物产品和手工艺品从生产到交易的各个环节而已，看起来“庸俗”而又琐碎的用途。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商业文明就是这么展开的——以细微而潜移默化，用利益诉求让人沉溺其中。创新由此而绵绵不绝，大都市百亿商品汇聚的奇迹因而产生。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奇迹的诞生，要从已知最古老的、被有意识制造的工具，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爆款说起。

它们出现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山谷（Omo Valley），时间可追溯到250万年前。砍砸器（Chopper）取材于河卵石，一片片地被打造成粗糙的、具有锋利边缘的切割器。人类祖先因而能削木头或打破动物骨头取骨髓、乃至于将兽皮和肉分离。南方猿类在450万年到250万年前居住于非洲的南部和东部，他们的脑和黑猩猩的脑一样大，相当于今天人脑的三分之一。但仅凭这小得多的脑，他们就在某种不好确定的意图下，以河边的卵石为材质（还有一些使用燧石的）加工出砍砸器。

今天，我们管每天放不开手机的人叫“低头一族”，仿佛人群中存在着喜欢移动终端和不喜欢移动终端两种划分。其实手机痴迷者和反对者都是源于共同的祖先，以他们都喜欢用砍砸器的偏好来说，称“砍石一族”并不为过。而今天的地球人都算得上“砍石后裔”，毕竟谁的祖宗没有长期携带着自己的“移动终端”的话，很可能早就丧生了，更别说留下后代了。

最初的这款工具产品，基本沿用了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没改变。在那个产品更新周期动辄以万年计（甚至长达数十万年乃至百万年的），别说做百年预言，千年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至迟在180万年前，这批最早的创新受益者，脑容量从相当于现代人脑的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粗略地称他们聪明了一倍肯定不合适，但这款移动终端让人类祖先从中受益是不可磨灭的。更为聪明的大脑也使更多新发明成为可能。

从这个角度说，那个石质移动终端可以被视为商业文明开端的符号。

一贯的两难

越来越聪明的人类祖先究竟产生过哪些新思考？又为何在砍砸器的出现之后，创新与创新之间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人能代入到古早人类的视野和思维模式里，我们只能以演员解读剧本的方式去代入去了解其心态。但这也很难，毕竟我们连他们过得如何都不知道。在很多人认为原始人类过得惨兮兮时，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把石器时代的世界描绘成“最早的丰裕社会”。在一篇发表于1972年的有意挑起争议的文章中，他论证道：一个丰裕的社会是“其间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

他认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石器时代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加符合这一标准。甚至更为惊人的是，人类学家曾试图评估现代食物采集族群为谋生而用于“工作”的时间。结果表明，他们非但无须拼命苦干才能维持生计，其工作量甚至还远远少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工薪阶层或家政劳动者。

持相似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作为人类最大转折之一的农业时代开启了人类的苦日子，尽管农业使得食物总量变得充裕且稳定。与此论断相符的是对安亨（Arnhem）传统共同体的研究。“人们无须努力工作。每个人每天花在获取和烹调食物上的平均时间为4—5小时。而且，他们无须连续工作。”该研究表明，“对生活的需求是断断续续的。当人们获得足以维系一段时间的食物以后，他们就停止工作，因此他们有大量余暇。”

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从古到今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很有可能都难以同时达到。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甚至正式讨论“为什么越是有能力悠闲生活的人，越是选择忙？”哈佛大学商学院对职场精英人士的调查显示，有94%的人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一半的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65小时。而作为此类调研最反直觉的结果是，在休闲时间上的不平等，是和经济基础、教育水平成反比的。从地区上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的地区，人们越是忙碌；贫穷的、或者经济增速缓慢的地区则节奏更慢（比如欧洲）。从人群上来说，学历低的人群会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而学历高的人则非常忙碌。

这使得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贯性：物质贫乏精神无碍，物质富裕则精神反而容易陷入苦苦追索的状态。这一点完美地对应了将人的烦恼总结为“八苦”的先贤释迦摩尼——这位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而非其他人。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这些对人生苦痛的总结偏偏不是来自穷困潦倒的人。

而另外一个意外是，越是深入追索精神的难题，结果未必是在思考上解决它，反而很可能激发物质的创造。单单根植于生老病死，近现代就诞生了数个万亿级的产业。

这么看来，八苦难道称不上是市场和财富的指引？

“不入巨海，不得无上宝珠；不下淤泥，不生净洁莲花。”佛教经典《维摩诘经》里的这个精彩比喻，如果解读成商业指南，除了折损了些神圣的意味，似乎也并无不准确。就像医术与疾病之间“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关系，宗教与哲学上的磋磨与精神苦痛有同样的对应关系也就不奇怪了。

这才是精神上的追索反而最大程度激发了物质创造最坚实的基础。这种歪打正着也许才是物质发明日益加速的成因之一。

眼泪之谷

包装发展史中一个令人称奇的事实：用于包装食物的金属罐发明于1813年，而第一个开罐器却发明于1858年。

整整45年的时间里，人们不得不很费劲地开罐头。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这个事很离谱，好像无形中站着一堆官僚在拼命阻挠好事的发生。但考虑到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岁月里，人们并不频繁交流，一个看上去就特别有用的创新超过两代人才被接受，很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毕竟砍砸器可是曾经几十万年都不换大版本。

Alvin Toffler整理的一张时间表则显示，物质创造的加速以及短期内就被接受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

• 1714年发明的打字机用了150年才被普遍运用；

• 1836年发明收割机用了100年时间才得以推广；

• 1920年左右发明的吸尘器、冰箱只用了34年时间就在全球普及了；

• 1939年以后发明的电视机等电器只用了8年时间就行销全球了……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乐观的一面——顾客接受变化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悲观的一面是，不再被爱的一方被抛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Fast Company的创始人Alan Webber和William Taylor正是在这种不可逆的变化中解读出了“世界的变革正在改变商业，商业正在改变世界”，才在1995年创办了Fast Company杂志。

如果说他们是从这种势不可挡中找到信心，那么一些思考者更揪心于这种必然汇总的逻辑。知名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E. F. Schumacher在他成名作《小是美好的》中写道：“当一个问题正‘得到解决’，却因这第一个‘解决方案’引来了十个新问题。”亦如Barry Commoner教授所强调的，“新问题不是偶然失败的结果，而是技术成功的后果。”

“他们希望只生产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忘了生产太多有用东西的结果，却是制造出太多无用的人。” Schumacher因此反对大型企业组织和它们的大部分惯常倾向。他说：“我们正责成后代对付一个我们自身不知如何应付的问题。” 

如果说Schumacher更倾向于把商业文明中的不良部分归结为贪婪，那Ian Morris则偏向于它是由无知、贪婪、意外交织而成的。“导致变化的原因是懒惰、贪婪、恐惧的人们寻求更为简便易行、获利丰厚、安全可靠的做事方法。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施加压力，就会产生变化。”Morris说，“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中，也潜藏着阻止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我把这称为‘发展的悖论’。”

成功带来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更多新问题又会产生，Morris更愿意平静地看待它，“正如人们说的那样，生活是个眼泪之谷。”

谷底生水草，商业文明在犬齿交错里不停前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C中文版 （ID：FastCompanyChina），作者：柯志雄（Fast Company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