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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原文标题:《中年破产的失业程序员,转行华强北手机维修工之后》,题图来源:AI生成
今年7月初,我与吕青弘碰面时,他已经辞去手机维修工的工作。辞职后的半个月,他面试了几个程序员职位,岗位薪资在一两万之间徘徊。程序员,是吕青弘的老本行。
辞职前,吕青弘刚领到过去大半年的第一份工资——不到2300元,此前的几个月,作为华强北一家手机维修店的学徒工,吕青弘没有收入。
这份微薄的收入,断了吕青弘在这行“熬一熬”的念想。至少眼下,他没有时间继续打磨维修手艺。
相比程序员,手机维修工的性价比太低了,“我修好一个手机听筒,才挣15块钱”,即便是店里维修技术最好的师傅,全月无休也只能赚一万出头。况且,吕青弘迫切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来应付身上二十万的负债。
当互联网红利退潮
37岁的吕青弘,经历过互联网行业烈火烹油的好年景。到华强北学习手机维修之前,他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八九年。2015年到2019年,是他眼中最好的时光,那四五年的功夫,他跳槽五六次,月薪从两千多、四千多,涨到一万多,两万多,再到接近3万。“也能看出来当时互联网的泡沫有多大”,他不无自嘲地评价这条扶摇直上的曲线。
互联网创业风头正劲的那几年,吕青弘想过创业,也收到过合伙创业的邀请,“那时候有句话,公司已经建好了,就差一个前端了”。吕青弘当时的岗位就是前端,“当时前端的需求特别旺盛,你简历挂上去,找你的人非常多,薪资也好谈”。
2022年10月之前,吕青弘的收入还处于职业生涯的最高点,2.9万月薪。他当时在一家业务与防疫相关的医疗企业工作,公司的主营业务当时已陷入颓势,“一轮一轮裁员,留下我们这部分人,开发药妆的线上平台”,2022年10月份,裁员的轮子还是轧到吕青弘身上。
离开这家公司,吕青弘并不着急,“当时太乐观了,想着先休息一阵子,过完春节再找工作”。等春节后,他发现投递出去的简历“没人理”,招聘软件上的反馈“跟前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他心里没底,跟老同事打听对方的现状,其他人的状况也不好,“有些去了外包公司,有些降薪找的工作”。吕青弘打开招聘软件,把期望薪资的数字往下调低,一天天在刷岗位、投简历中度过,转眼到了五一,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先出去散散心吧,他定了张飞往新疆的机票,到新疆后又去巴基斯坦玩了几天。
之前最后一份程序员工作——京东外包岗,是旅游回来后找到的。当时已经到了6月份,他入职时恰逢618电商节,“天天加班,每天下班都夜里11点多,赶不上末班地铁,我们外包员工又没有打车报销,我心里觉得不平衡,辞职了。”这份工作他干了10天。
再次打开招聘软件,吕青弘愈发心灰意冷。他想起个把月前在巴基斯坦的一段经历,他坐大巴去伊斯兰堡的路上,一段山路被泥石流冲毁,他和大巴车里的其他乘客,大半夜被困在山路上。等待修路的间隙,乘客中一个巴基斯坦人用中国话跟他搭讪,对方在中国留学生活过几年,做过一段二手手机外贸生意,他从中国二手手机市场进货,再运到巴基斯坦卖掉。因疫情影响,巴基斯坦人的生意断断续续。两人在漆黑的夜色里聊得畅快,“哥们儿很热情”,甚至提议两人一起做二手手机外贸生意。
再次失业后,吕青弘认真琢磨起巴基斯坦哥们儿的提议。二手手机这门生意,其间一个关键环节是维修。回收商收来的大量二手机,多少都有一定的损毁,要维修后达到正常使用水平,才能再次卖到顾客手里。
“就算二手手机的生意一时半会做不起来,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换手机的频率肯定不高,手机维修这门手艺,起码可以维持生活吧”,吕青弘想。
华强北的二手手机生意
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市场,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惊人的市场规模。以华强南的飞扬时代大厦为中心,汇聚了一条成熟的二手手机产业链。
在华强北待了大半年的吕青弘,了解过这一片市场,“飞扬时代大厦三楼、四楼卖二手机,一楼卖配件。周边都是二手手机相关产业,分工极细,屏幕、摄像头、电容维修……以及专门做翻新的店铺”。
吕青弘从同行口中听说,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家,一般去香港进货。“香港有一栋大厦,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淘汰手机,相当于国外的电子垃圾”,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家们从香港进货,再做翻新出售。经过翻新的二手机,很大一部分出口到非洲、东南亚、中亚地区。吕青弘工作过的手机维修店,多数业务就来自二手手机商家。
2023年7月,吕青弘搬离北京,来到华强北一家手机维修学校就读,学费8000块,学期2个月。
他所在班里有十几名学员,最小的20岁出头,初中都没读完,已经在社会上摔打了好几年。班里跟吕青弘年龄差不多的,还有几个学员,他们算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一部分同学来学习手机维修,是手头有相关业务需求。有个学员原本在老家做电脑维修,想在店里增加一个手机维修业。还有个小年轻,父亲在老家做手机维修,他计划学成后跟着爸爸干,“说明他们在老家是能挣到钱的”。
其中还有一名学员,原本在航空公司做飞机维修工作,吕青弘与对方交流不多,仅仅了解到,对方学习手机维修,是因为“最近几年的收入不太好”。
还有两个同学专门从国外回来,都是华人,其中一个是在欧洲做电脑、手机维修业务,另外一个在美国开了个手机维修店,但他只会换配件,不会维修主板,因此来华强北学习主板维修。
从国外赶来上课的两名同学,他们的从业状态让吕青弘很是羡慕,欧洲的手机维修收费很高,那位同学做这行收入势必不错。来自美国的同学,虽然维修手艺一般,但整个镇上只有他一家手机维修店,所以生意一直不错。
2023年国庆前,吕青弘学完了课程,两个月的学习结果差强人意。培训班的老师,以前的工作是在电子厂做焊接,“培训的就是一些死板的理论,而且没有真正的实践机会给你”,美国同学的印象差不多,“他也感觉两个月没学到东西,抱怨说,有些手机故障,(学习后)拿起来还是不知道怎么修”。
靠两个月学来的技术,吕青弘想在华强北找份手机维修的工作,几乎不可能。他打算先找家店做学徒工,他问了几家,最终一家手机维修店愿意接收他,但学徒期没有工资,还需要给店里交5000块押金。
当时,吕青弘还没有债务压力,他决定先潜心打磨手艺。
屡败屡战的“搏一搏”
要追溯吕青弘今天这些债务的源头,要从7、8年前说起。他最早的一笔大额投资是P2P,从信用卡套现,再投资P2P,“我算过利息差,利润很可观”。后来,P2P跑路,他亏损10多万。
当时在吕青弘身边,从信用卡中获取利差的大有人在。信用卡为了吸引新用户,眼花缭乱的优惠活动层出不穷,“积分可以兑换酒店,航空里程,很多人还利用信用卡炒茅台,去茅台大酒店住一晚,刷信用卡,就可以原价买茅台,再拿到市面上高价卖出去,一进一出就能挣四五百”。
P2P投资这场风波,对吕青弘来说,就像湖面投下一枚小石子,很快一切又恢复如初,2017年,他再次信用卡套现,雄心勃勃踏入美股,疫情后美股持续下跌,他的股票账户爆仓,他转炒比特币,搞合约交易,再次爆仓。“美股和比特币都爆仓,亏惨了”。
“相比程序员天天熬夜通宵上班,我也想躺着赚钱嘛。”坐在我对面,吕青弘将自己的盲目投资,形容为“骚操作”。我们坐在布吉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咖啡厅里,他容身于附近一间青年旅社,床铺按天收费。
再次聊起这些“骚操作”,吕青弘把自己的投机心态,归结于乐观与焦虑。
“那会儿太乐观了,收入高,对自己的能力和职场发展比较自信,经济大环境也不错”。他还有另一重自信,刚毕业那会儿他在证券公司做过开户员,“感觉自己懂(股票),比别人聪明,自己炒股肯定能赚”。
不过,一种隐形的焦虑始终缠绕着他,“大环境这么卷,我一直有职业危机感。哪怕有二三百万资金,你没有其他收入,单纯靠打工还是不行”。
“我要解决掉危机感,那我就要有自己的生意,那就得尽快把第一桶金赚出来,我不想一辈子困在打工挣钱的死循环里”。吕青弘在这第一桶金上,还有另一层寄托——润出去,“不管是通过留学还是投资移民,都需要钱”。
信用卡连环套现,美元、比特币接连爆仓,再加上失业,吕青弘到华强北学习手机维修时,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其后,两个月的学习期,大半年的学徒期,失去收入来源的吕青弘,决定去A股“再搏一搏”。不消多少时间,A股便回敬他一记重拳,“20来万杠杆到50来万,亏了十几万后,我看不行,赶紧出来了。”
在A股“搏一把”期间,他又支出十余万,装修了河北老家县城的房子,这是父母催促他买的房子,装修也是迫于父母压力,“家里人觉得你连个房子都没有,怎么找对象”。
原有的负债,加上A股亏损,装修支出,垒成了吕青弘肩头大约20万的债务。
手机维修工的性价比
“我得赶紧找份正经工作,把债务还清”。在华强北的这几个月,他一直靠信用卡维持生活运转,“好在信用卡还能流动”。
7月上旬,除了面试程序员岗位,吕青弘还面试过维修岗位,其中一个是无人机维修岗位,底薪6000元,提成另算,提供员工宿舍。他很满意这份工作,“工作环境和要做的事情都很喜欢”,不过最终他还是拒绝了这个机会,“我接到另外一个offer,薪资更高,我目前只能选工资高的工作”。
面试无人机维修岗这段经历,是我从他的社交账号上看到的。几天后,他告诉我,他入职了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一周上六天班。他没有告诉我这份工作的月薪。不过,我们面聊时,他跟我分享过他面过的两家大公司岗位,一个月薪2万,一个月薪1.6万,他当时觉得,1.6万月薪的这个岗位,拿到offer的希望更大。
离开手机维修店前的最后两个月,吕青弘才开始被债务压得透不过气。学徒期满之前,他对这份工作还抱有期望,“一个月哪怕挣五千块,就能把基本开销覆盖了,剩下的债务至少不会放大”,他在深圳这一年,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住宿吃饭每月花2000多元,老家房子的按揭每月一千多元,5000块足够了”。
6月中旬领到第一份工资后,吕青弘才彻底死心,“债务一直在滚动,我没有时间在那儿积累维修经验了”。
去年十月份,吕青弘在华强北找到这份学徒工作,不包吃住,转正后才有收入。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这个选择过于仓促,“再找一找,应该能找到大方一点的老板,我们旁边专门换摄像头的维修店,学徒包吃住,每月还有2000块工资”。
吕青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5月份转正后的维修工作量和收入:涉及不同零部件维修的手机,共有45台,月薪2000多元。另外,他修坏了一部手机,老板没有扣工资,不过他从店里辞职时,老板也未退回他的5000元押金。
华强北手机维修行业,维修师傅的薪酬规则是“计件收费”,维修数量和每部手机的维修费提成,决定师傅的月收入。
吕青弘做学徒的手机维修店,订单大多来自做二手手机生意的商家,老板给师傅的提成偏少,在华强北,也有不少二手手机商家,自己招收一批维修师傅,“人家给师傅的分成高,不像我们老板,赚的就是中间商的钱”。
他离职时,店里好几个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也离开了。其中有个师傅,在朋友的维修店里租了个工位,自己做起了手机维修生意。
“维修手机这个行业,你只要有一些技术,有一些资本,在华强北开个档口,还是有利可图的。但给别人打工,只靠手艺吃饭,月收入最多就一万块钱。”
两重梦想:安稳与冒险
重新回到互联网行业,吕青弘对维修手机这门手艺,依然寄托着一层热望——“出国后,起码可以靠这个技术,先在那边生存下去”。
吕青弘计划还清债务,积攒一些积蓄,就着手出国事宜。“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出国,这个就是我的目标”。他也清楚,近几年来,在“出国热”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普通人要“润”到发达国家不太容易,他几年前曾申请过美国的旅游签,被拒签,所以对移民美国不抱期待。“不过,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出国)应该没问题”。
我好奇他在移民一事上倾注的热情和希望,吕青弘讲起他童年的经历。吕青弘的爷爷地主出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爷爷奶奶、父亲在村里备受欺凌。在吕青弘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谨小慎微,遇事不敢争抢,习惯以忍气吞声处理问题。长辈们经常告诫吕青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读大学时,吕青弘与奶奶闲聊,说自己想参加学校社团,奶奶立刻劝阻他,“不要搞那些东西,老老实实学习就好了”。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吕青弘觉得压抑,且缺乏安定感,“我有点懦弱,老实,遇事多数时候就是忍。”
“你看我都37岁了,一直没有结婚生子,也是因为这个。我万一失业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孩子老婆被欺负了,我能不能帮他们出头。我担心负不起责任,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安稳的心态去结婚生子”。
吕青弘渴望逃离,“我在熟悉的社会环境里,活得比较压抑,不太踏实”。出国是他眼中,解决内在困境的最佳方式,“很多国家环境比较宽松,不卷,像巴基斯坦,条件没有国内好,也没有国内安全稳定,但是我站在伊斯兰堡街头,心里是比较放松的。”
吕青弘又聊起他在手机维修学习班的广东同学,对方在巴西的亲戚,就在当地开手机维修店。同学就打算学成后去巴西投奔亲戚。
“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国家,也有很多华人在那里做手机维修。将来去那边开个手机维修店,我觉得也不错”,吕青弘跟我说。
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眼下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把南美作为新的淘金地。我不理解的是,对吕青弘来说,出国梦寄托的是他对安稳的向往。南美洲的社会环境,似乎与安稳二字差之甚远。
“可是,南美的那些国家,不是很安全吧”,我提醒吕青弘。
“你不能老看网上说的,你想做,就一定要去尝试。”他说。
在我们的聊天结束前,吕青弘跟我聊起对风险的看法,“风险也是机会,别人考虑风险,不敢进入(的领域),你才有机会。你只要把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那就不是风险,那是利润。”说这话时,他似乎又回到了“冒险家”的角色。
(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吕青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