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启示录：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城市？

9年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 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城市的胜利》。

书中，他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加集约，更有创新活力，也让社会保持流动性。

不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疫情在城市爆发。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大城市是疫情的“易感区”

有数据显示，过去33年里，全球爆发疫情1.2万多次，疾病种类多达超过200种。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恐怕从来都没有这样频繁、密集地出现过疫情。而其中，大城市又是传播性疾病的“易感区”。

拿我们都熟悉的2003年非典，首先就在高度城市化的珠三角出现。疫情中的三个重灾区：北京、广州、香港，都是超级大城市。这三个城市的感染人数加起来超5400，占全中国（包括港澳台）的近70%。其中，香港的死亡人数为300人，占到了全球死亡人数的近1/3。

今年新冠肺炎的爆发，大城市脆弱的一面也全部暴露出来。

到3月16日，海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累计确诊24747人。其中，伦巴第大区为13272例，占比超53%。而意大利20个大区中，伦巴第最为发达，其GDP常年占意大利的20%，欧盟的3%，进出口总额分别为意大利的40%、30%。

海外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伊朗，同样无法摆脱这个魔咒。到3月16日，伊朗累计确诊13938人，其中德黑兰省为3574人，占比超25%。德黑兰省名头也不小。伊朗首都、世界第19大城市德黑兰市，就在其境内。除此之外，它还是伊朗31个省份中，人口最多、GDP占比最高的地区。

相反的是，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出现，位于刚果河流域。而这片地区，则是非洲的村落集聚地。所以，虽然埃博拉来势汹汹，但主要只有几个村庄遭殃。

（刚果河流域多为落后国家和地区）

加速疫情的爆发、传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大城市病”。

但在大城市，活命的几率也更大

城市的确给疫情传播提供了环境。比如，人口密集，美国有超过2.4亿人口生活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东京及其周围的人口更是高达3600万。

城市地下商业、写字楼的中央空调系统及地铁等公共交通，也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1月31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预测，在上海有来自湖北输入性病例98例的情况下，假设R0值（疾病传播的一个指标）为2.68，到2月18日，上海患病人数就将达到8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城市里疾病传播速度之可怕。

（地铁是疾病传播的危险场所之一）

但实际上，上海到现在累计确诊也不过360来例，不到预测的0.5%。这也说明，人类社会进化到如今，大城市疫情控制能力已经很强大。

就拿伦巴第大区来说，感染人数占全国53%，但治愈比例，占到全国的86%。

国内也一样，江浙沪地区城市化程度更高，这次疫情中，感染人数不少。但它们无论是在治愈率、治愈速度还是主动控制能力方面，都甩其他省份几条街。比如，这次疫情中，江苏无锡出现危重型病例：一名59岁男性，经过插管+ECMO等治疗，但双肺功能已严重受损不可逆。为了抢救这名病人，当地最终选择了肺移植。

这场手术，是在负压手术室内进行的。肺源是外地脑死亡患者爱心捐献的，通过高铁转运，7小时送到无锡。如果不是城市，很难想象这个患者肺部已经开始纤维化，还能有活下去的可能。

另外，像对症药物研发、病毒株分离、疫苗研制，哪些离得开大城市的实验室？

大型城市并不是天生的传染病帮凶

这一点，我们回顾几百年前，似乎看得更清楚。

1664年11月，伦敦上空出现了一颗彗星，不少人将其视为凶兆。几个月后，鼠疫爆发。那时的伦敦，早已经是繁华的大都会。1550年，伦敦的常住人口只有7.5万，1650年涨到了40万，在欧洲仅次于巴黎。百年时间，相当于再造4个伦敦。

（1550年至1700年欧洲主要城市人口）

但这也带来了种种问题。

1660年，英国贫困区的人口是富裕区的8倍。大量贫民连饭都吃不上，生病了只能硬扛。常年的饥饿和劳作，导致了他们的免疫力很低，成为传染病扩散的基础人群。

再则，当时的伦敦环境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伦敦街道常常流淌着一道道黑色的污水，旁边稀稀拉拉分布着随意抛弃的垃圾和动物粪便，就连泰晤士河也是屠宰场、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水的聚集地。

密集的人口、易感的人群、超负荷运行的城市环境，最终点燃了这场瘟疫。鼠疫高峰时期，伦敦每周的死亡人数竟达到了7000人左右。

（画家笔下鼠疫中的伦敦）

幸运的是，这场疫情1年就结束了，而且这也是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广泛蔓延的鼠疫。这背后同样也得益于伦敦是座大城市。

首先，伦敦的医疗作用不可忽视。那时，伦敦虽然没有建立完整的医学体系，但也非其他城市可比拟。剑桥大学学生、查理一世的侍医哈维，就在伦敦发现了血液循环，而这被称为17世纪医学上最重要的发现。

（哈维在讲解血液循环理论）

传染病学，也有了建树，最简单的例子是传染病隔离得到重视。在检查病人时，医生都穿着隔离服，带着手套。

1603年，英国建立的第一所隔离医院，就位于伦敦。虽然直到1665年，伦敦一共只有600个隔离床位，但这在当时的先进不言而喻。

其次，伦敦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同样起到了作用。伦敦市长、市府参事等主要官员，并未随着国王逃离伦敦。他们聘用公立医生为大众服务，组织埋葬尸体，雇佣看守人和搜查员，强制患病人群及时隔离等措施，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鼠疫的亲历者，《鲁滨逊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在书中写道：“我会经常有机会讲到那些行政长官，他们的智虑明达，他们的仁慈博爱，为穷人，也为维持良好秩序所做的那种警戒。”

（1680年代的伦敦）

最重要的是，伦敦遏制鼠疫的经验，以及鼠疫之后的反思，借助于伦敦的区位优势，最终传播到全世界，促进了近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到18世纪左右，在欧洲已经很少有鼠疫出现了。如今，英国部分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也是来源于对伦敦鼠疫的反思。

大城市何去何从？

根据联合国数据，在2008年，人类历史上住在城市里的人第一次多过生活在农村的人。到2050年，全球70%以上的人将生活在城市里。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城市，更拥挤的人群。

面对突发的传染性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建设我们的城市？比如说，武汉这次疫情，就暴露出其在城市规划上的欠缺。作为高风险传染区域的华南海鲜市场，距汉口火车站不到1公里，步行只需要9分钟，驾车更是只需4分钟。而华南海鲜市场方圆一公里左右，还包括了武汉市第一中学、武汉博物馆、万达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

其次，医疗资源投入的多寡和调配，也决定了大城市在面对疫情时的底气。

这次疫情中，武汉就曾经发生过比较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1月27日当天，武汉有1万多人涌进发热门诊，而真正需要留院观察的只有377人。一天后，武汉决定24小时开放发热门诊。大量人员进入发热门诊，不仅导致真正的患者不能及时被发现，还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医护人员也疲于应对，医疗秩序被打乱。

实际上，医疗资源挤兑是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普遍面临的难题。连德国卫生部也在努力让疫情传播更加平缓些，好有序应对。

卢梭曾说：“城市是人类的深渊。”但实际上，大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只是在经济一路狂奔后，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更加科学、合理规划和建设城市，把更多资金投入在医疗等公共保障设施建设上。

毕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福祉。我们不能搞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