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创投之都，成都如何悄悄崛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杨博宇，题图来自：AI生成

是否存在一门学问叫做“风险投资地理学”？大抵是有的，不然关于“硅谷”的研究不会汗牛充栋。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就有投资人发起了相关“调查”：投资机构们最喜欢下注哪个地方的创业者？评论区从不吝啬对江浙企业家的赞美：务实灵活、精益求精。

而我所在的成都，上榜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一位投资人就向我说道，“十年前，同行来成都投项目，晚上听到的都是麻将声。但是现在偏安一隅、小富即安的心态已经变了。”

去年，达晨财智在成都开设了“蜀晨会”，董事长刘昼也向投中网分享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达晨在2010年就在成都布局，当时投资了天味食品、迅游科技等项目，都获得丰厚的回报。而现在“成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已成规模，早已成为中国芯片版图中不可缺失的一隅。”

可见，要改变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非得以“沧海桑田”来形容不可；但要改变一个地域的商业文化和投资环境，10余年时间就翻天覆地。在我看来，这种改头换面、不断变化的过程，正是“地域”与“投资”这对母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成都之变：三个阶段

毫无疑问，来成都的投资人越来越多了。去年，不少北京和上海的投资人向我说，公司正准备在成都落地一支基金，并且招募团队。希望我能够引荐当地的LP或者创业者。

而在最近，一家成都的半导体刻蚀器件公司，又把域外机构在成都的动作推到了前台。这家名为“成都超纯”的公司，在今年获得了3轮融资，前有比亚迪独家投资，后有基石资本、尚颀资本等9家机构联合注资。背后的投资方均是省外的重量级机构。成都康桥创投创始人杨康还向我说道，“下半年（成都）应该还会爆发一波。”

而成都机构也开始走出四川。上周，四川产业基金就联手德阳什邡国资，“重仓”了北京商业航天独角兽星际荣耀。市场化机构鼎兴量子等，也将触角伸向了长三角一带。

这说明在产业端，成都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产业生态，特别是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拥有多层次的投资机会；而在资本端，四川LP和VC正在辐射全国。

产业端和资本端的改变，是成都过去10余年间创投生态变化的结果：成都市场从最开始的“套利驱动”正逐步发展到“创新驱动”。

成都创投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8年至2014年；第二阶段是2015至2020年，第三阶段是2021年至今。

成都级市场自有记载以来共有3683笔投资（不包括并购），数据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

以上三分法，是有数据可依的：2014年之前，成都的投资数量（不包括并购）逐渐从每年10余笔，增加至少数十笔，到2014年更是增加至166笔，是成都市场第一个成长期。

2015年，成都投资案例跃升至386起，并且在随后的4年中均保持300笔以上的投资。虽然2019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投资数量回落，但是依然保持在200笔/每年以上。

2021年国内经济恢复，成都投资案例重新回到300笔以上，达到353笔，开启了第三个阶段。随后两年也保持在300笔投资以上。今年成都已经有194笔投资，到年底保持300笔以上的交易应该不是难事。

三组的数据背后，是三种不同的驱动力。

时间拨回2008年前后，创业板的横空出世，成都市场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

其中最浓墨重彩的几笔，是九鼎这样的PE机构书写的。成立于2007年的九鼎投资是最早进军成都的全国机构之一，其创始人吴刚、黄晓捷等均是四川人，他们押注的两家四川企业吉峰农机、金亚科技，很快成为创业板开板首批上市的公司。

随后九鼎不断在成都下注，红旗连锁、富森美、四川桥园气体等背后都有它的身影，“在九鼎全部项目中，大约三分之一在成都。”前九鼎投资董事总经理，卓远资本创始人聂松向我回忆说。

另一家机构德同资本，在成都设立的第一期基金，是德同所有子基金里“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其中5000万参股的厚普股份，最终带来了超过16倍的回报。

2010年达晨财智在成都也设立了代表处。2012年又设立了西南分公司。其投资的迅游科技、天味食品，也都是当时的明星企业。此外，软银中国、英飞尼迪、凯雷资本、深创投、美国黄石基金等机构都先后进入成都。2011年《上海证券报》报道，仅成都高新区就先后吸引了20余家机构入驻，在高新区就投资了约30亿元。

创业板行情，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巨大投入，再加上独特的消费文化。三者共同刺激了成都市场活跃度。市场上不断传出基金设立、项目融资、企业上市的消息，热闹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

当然这一阶段的成都市场始终围绕着“套利”而存在。正如一位投资人所说的，“当时什么赚钱我们就做什么，都是为了活下去。”

很快，成都热闹随着2012年底IPO的暂停而终结，“套利”阶段也走向了结束。不过风险投资的火种留在了成都。

押注制造业，本土机构逆袭

“套利”阶段留下的最大火种，就是催生了一批成都本土VC。

2008年刘曜离开投行，在成都创办博源资本；2013年鼎兴量子的前身，国金证券旗下一级投资部门成立；2014年四川德胜集团筹建了家办鼎祥资本……这些本土机构在第一阶段跟随外来机构，亦步亦趋。用刘曜的话说，“第一个7年（2008年—2014年）我们都是昏的”——用晕头转向来形容本土VC并不为过。

不过在第二阶段，成都机构终于立住了脚跟。

2015年前后，当美元机构都进驻成都试图复制互联网的投资机遇的时候，本土机构却迎来了“集体反思”。鼎兴量子合伙人陈大志就对我回忆说，“我们判断互联网的投资已经接近尾声。就觉得一家新机构，去捡别人尾巴上的东西，注定跑不出来。”

于是他们开始瞄准军工、半导体、航空航天等成都具有优势的产业，再加上当时《中国制造2025》与“工业4.0”等顶层规划的出台，押注制造业，就成为部分成都本土机构的选择。

2018年前后，成都市场互联网泡沫破灭，但成都VC提前布局的半导体、军工赛道的项目，随着2019年科创板开板迎来收获期。

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航空航天产业，博源资本早期投资的飞机地面保障设备开发商立航科技，在2022年IPO；鼎兴量子此前投资的成都电磁功能材料研发商佳驰科技已经过会，今年下半年就会在科创板上市；鼎祥资本与盈创资本一起投资的海创药业，是2020年成都生物医药领域的明星案例，也为两家机构带来了数十倍的回报……

与此同时，成都国资机构也开始频频出手集成电路等领域的公司。

最典型的案例是，成都国资自2016年开始，参与了中科曙光旗下的CPU公司海光信息的多轮投资。其中2016年成都高投集团作为初始投资人，向海光信息投资4亿元成为战略股东。此后成都国资不断加仓，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据我们测算，如果按照海光信息的IPO发行价36元计算，成都国资账面收益已高达49.54亿元。如果按照9月11日海光信息的股价79.2元计算，浮盈超过百亿。

而且投资海光信息后，海光的两家核心子公司——成都海光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很快便落地成都，成为成都集成电路赛道的“链主”企业。

成都国资的动作可以看做是这一阶段产业投资的代表案例。具体而言，早在2003年，成都就引进英特尔，随后京东方、德州仪器等公司相继落地成都。到2015年前后，成都拥有芯原微电子、虹微、华微、国科微等50余家设计公司。还拥有生产芯片封装胶产品的硅宝公司、生产抛光材料的时代立夫，气体配套企业梅塞尔、林德等。

前文所述刻蚀器件公司成都超纯，也是根植于这条完善的产业链。所以成都国资的任务，是依据产业链上的薄弱和缺失环节进行“查漏补缺”。

这套重仓制造业的打法，和国资产业链投资相互配合，一直延续到了2021年之后。随着全国创投向“小、早、硬”转向，也让成都在2021年之后延续了创投热度。

所以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成都创投生态的差距正在缩小，并且具有了一定的独特优势。曾在成都某机构任职的IR孙爽就向我说过，互联网时代是“东部（机构）组局，西部（机构）接盘”，但是现在是“西部也开始组局了”。

核心问题：创新来自于哪里？

不过2021年前后，成都市场也有自己的困扰。

在2015年—2019年，成都机构就如同在海边拾贝，赶海者寡、收益不菲。但现在这片“沙滩上”人头攒动，再想弯腰捡上好贝壳，已经困难重重。

“结果就是在2021年之后，不少外地机构来成都不停地看项目，但估值太高，下不去手。而成都本土的机构，却也面临无项目可看的境地。”这一忙一闲，最终殊途同归：“就像当年的美元机构在寻找下一代BAT一样，成都投资者也在寻找下一批能够复制此前成功的硬科技项目。”

归根到底，这一困扰的核心问题在于：创新究竟来自于哪里？

鼎兴量子创始人金宇航就对我说，自2021年开始，鼎兴量子开始向3.0阶段转型，其关键是与“创新策源地”结成联盟。“我们计划与全国数十个高校、科研院所结成同盟挖掘早期项目。”

比如今年上半年，鼎兴量子发起设立了华源荣芯集成电路研究院，就是期望联合学术界、产业界和投资界的力量，在半导体领域从事更多从0到1的探索。

当然，更大的改变来自于国资。2021年，成都国资体系迎来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市级层面，为了推动创新，成都政府决定借鉴“深创投”的模式，将成都国资体系的投资平台统一起来，成立市属的科创集团列为了“一号工程”。2021年3月，注册资本100亿元的成都科创投正式组建成立，成为成都市级层面推动科创创新和风险投资的主要抓手。

在区级层面，2021年天府新区设立天府科创投，计划通过多元化投资方式，推动四川天府新区的科技创新。成都高新区则推出总计3000亿元产业基金计划，提出将利用5年时间打造百亿天使母基金，构建“1+N”天使基金集群。

上述动作首先改变了资本端的格局，为成都的创新创业补充了源头活水。而在项目端，上述几家国资机构也开始联手四川或全国的科研机构，在“创新原点”上发力。

比如，成都科创投与中国核动力院、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等多家研究院、机构合作打造技术应用成果转化平台、研发中试基地。一位成都科创投的负责人，就向我讲述过与中国核动力院的合作缘由。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我国唯一集核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试验、运行和小批量生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基地。本身就拥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储备近100个项目。但是长期以来，研究院的科技成果要转化为服务客户、适用于市场的产品，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哪些技术“值得转”，值得转的技术又“如何转”，都是困扰研究院的难题。

于是2023年3月，成都科创投联合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组建了全省首个核技术科创平台暨核工业首个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平台——核力联科。借助成都科创投的力量，核力联科帮助项目寻找到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变。

而四川天府新区，则密集设立新的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天府永兴实验室、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四川天府新区厦大创新研究院、四川天府新区北理工创新装备研究院等等，都在近几年陆续落地。

前几周，天府新区又与西工大联合设立了西工大先进动力研究院。而且在合作项目中明确提到，要在未来合作设立科创基金，支持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

今年上半年，天府科创投投资了一家半导体产业链公司逍遥科技的天使轮。投资这家公司的基金，正是天府科创投与金百泽一同设立的“星创惠泽基金”——主要服务科技成果转化，面向“中试”项目进行投资。

就在刚刚，四川省国资委与清华大学又共同发起组建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母基金整体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30亿元，由川内16户国有企业共同出资设立。

未来母基金将以清华大学科技成果项目库为基础，支持清华大学进行原始性、前沿性创新研究。这意味着将有更多清华系的前沿硬科技项目来川落地，成为成都科创生态的一环。

除了在资本层面的动作频频，成都还为创新提供了一揽子政策、科技、人才等配套。正如我在文首给出的观察：成都花了10年的时间，从套利模式的创投生态，转变为创新驱动。换句话说，科技创新，已经成了成都在2021年之后的全新标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 （ID：China-Venture），作者：杨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