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新一批“空巢”父母与“离巢”子女怎么过？

一、引言

“月到中秋偏皎洁”，中秋佳节，总与温馨的团聚、家的归属感相伴。每逢皓月当空，人们阖家团聚，品月饼，赏秋光，天涯虽远，心却紧连。对于刚迈入大学校园的新生而言，这个中秋却有些不同。以往的家庭团圆，如今只能化作屏幕前的遥远问候；眼前的月依旧皎洁，心中却多了几分思念与牵挂。这种离别不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标志着家庭关系的一次重要转折。

孩子离家上大学，正如“月有阴晴圆缺”，分离是人生常态，也预示着家庭生命周期进入新阶段。所谓“家庭生命周期”，描绘的是家庭从形成、发展到成熟、衰退的自然循环过程。大学新生的离家，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从稳定期逐步过渡到收缩乃至“空巢期”，恰如满月转向缺月。

那么，子女成年离家对家庭意味着什么？为何这一阶段被视为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要节点？对子女和父母而言，分别需要面对哪些变化？接下来，我们将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家庭生活变迁及其社会意义。

二、子女离家：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

在家庭研究中，家庭生命周期理论（Family Life Cycle Theory）作为一种发展理论，从时间角度将家庭的生命历程分解为不同阶段，揭示了家庭的生命历程变化和运动规律。自20世纪30年代相关概念及阶段划分被提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家庭人口学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领域和独特的分析方法，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Glick在1947年首次提出清晰且相对完整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这也是最基础和传播最广泛的经典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该理论模型按照核心家庭的历史，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成、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六个阶段：

后续一些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家庭生命周期做出不同的阶段划分，包括Duvall的8阶段模型、Wells和Gubar的9阶段模型、Rodgers的10阶段模型等。无论阶段如何划分，上述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都具有过程性和可分割性这两个基本假设，即：每个家庭都需要经历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每个家庭的生命历程都可以划分为特征清晰且可以识别的不同阶段（田丰，2011）。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提供了分析家庭结构和功能变化的框架。在“满巢”时期，家庭的中心任务是照料和抚养子女，而子女离家独立被视作一个家庭从稳定走向收缩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历史上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前我国的大学新生多为独生子女，一旦其离家，便意味着家庭迅速由“满巢”走向“空巢”，家中的喧嚣瞬间按下了静音键。父母不得不开始新的生活规划，有的父母学起广场舞，有的投身健身房，还有的在思考是不是该去追求一些“诗与远方”。

随着子女的独立，父母不得不面对漫长的“空巢期”。有研究显示，中国老年人在60岁时的空巢预期寿命达到13.8年，占余寿的60.95%（陈卫、段媛媛，2019）。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子女离家的时间也在不断提前，特别是本科（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孩子，离家上大学之后，往往难以再回来和父母同住，超过40%的年轻人与父母的居住距离相距1小时以上车程（杨舸，2017）。可以想象，这种家庭的变化就像是打翻了日常生活的“剧本”，父母和子女都得重新编排新角色。

这种变化并不仅限于中国，全球都在上演“离巢剧”。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在北欧国家，孩子们更早就飞离家庭，例如瑞典年轻人离家的平均年龄是17.8岁。而南欧和东欧国家的年轻人却更“恋巢”，平均离家年龄接近30岁。美国则处于中间状态，年轻人独立的平均年龄约为23岁。这种差异背后有经济、文化和福利制度的复杂影响，也揭示了不同社会中家庭结构的独特性。

资料来源：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eurostat-news/-/EDN-20200812-1

总之，子女离家上大学不仅标志着家庭生命周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预示着父母与子女的生活重心发生变化，家庭的角色和互动模式逐步调整。父母从曾经的“护航员”逐渐变为“空巢飞行员”，开始拥有更多的自由与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与梦想；而子女则正式踏上独立探索的旅程，开启自我成长的新阶段。这种角色转换不仅是家庭自我更新的标志，更是代际关系的一次频率调整。就像一场持久的舞蹈，家庭在不同的节奏中不断调整舞步，既灵活应对新变化，又始终保持彼此之间的连结与支持。

三、“离巢”新生：迈向成人

当子女离家进入大学，这一过渡阶段不仅标志着他们从家庭依赖逐步迈向成人独立，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心理、文化和社会适应的挑战。该阶段对他们的自我认同、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都会带来显著变化。

1. 心理适应

对于子女而言，离开家庭进入大学校园是迈向成人期的重要过渡。像是人生中第一次被扔到大海里学游泳，却发现水里还有鲨鱼。这个阶段不仅是身份认同的重塑期，也是心理和情感上的巨大调整期。如何适应独立生活、融入大学校园文化，成为新生们必须面对的生存游戏。他们常常会体验到大学“新生综合症”的各种症状：对环境的适应障碍、心理焦虑、与他人隔绝的孤独感、对学业的迷茫等，简直是一套组合拳，令人措手不及。

再加上如今“内卷”文化和优绩主义大行其道，许多学生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想卷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尴尬状态。“大二低潮”（Sophomore Slump）现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学生在大一的激情褪去后陷入对未来的迷茫（吕素香，2015）。数字时代所重构的全新世界，也使得“离巢”的大学生们更易陷入某种情感异化状态，产生普遍的情感焦虑与集体困扰（夏当英、李静，2024）。

Erikson（1950）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指出，成年早期的关键任务是找到“亲密关系”和“孤独感”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一阶段，大学生们努力在陌生的校园中寻找归属感——无论是通过建立新的社交圈子，还是通过探索独立的自我认同，大家同处于一场找寻自我的迷宫游戏。最终，学会爱与分享，建立亲密关系，才是顺利穿越心理风暴的最佳途径。

2. 身份融入

当学生们背起行囊，跨越区域，翻越城乡，走进象牙塔的大门时，他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圈层文化”丛林。根据圈层文化理论，社会文化分为不同的圈层，每个圈层有着独特的价值观、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亚文化产物，圈层文化在为大学生的交往实践提供意义背景与话题资本的同时，其区隔化、同质化、娱乐化特征也给大学生带来精神生活危机（宋岛馨、毕红梅，2022）。这就像从熟悉的乡间小路，一下子闯进了高尔夫球场，难免会让人产生身份认同的错位感。

对于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而言，这一过程尤为明显。他们往往会遭遇“文化脱嵌”的尴尬时刻：别人熟练操作在线选课系统、谈论话剧抢票，而他们却还在琢磨如何查收大学公邮和抢火车票。这种“智商在线、生活不在线”的迷茫感无时无刻不提醒他们与周围环境的脱节。不过，时间是最好的适应剂，随着在校园里的日子渐长，这些学生也逐渐摸清了大学生活的套路。

然而，另一种更为棘手的挑战是“文化迷失”，让人频繁自问“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自我认同的失衡与目标的迷茫可能长期影响这类学生的行动力与发展方向。许多寒门学子在大学阶段往往处于观望状态，难以有效调动自身的能动性，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这种内在的困惑和迷茫。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这些学子像走在一条浓雾笼罩的道路，前途虽光明但脚下坎坷，常常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指南。

3. 背景分化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的学业表现、适应能力以及社会融入的影响，就像开着不同配置的车在同一赛道上比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郑雅君形象地展示了这种不平等的“起跑线效应”。

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通常以“目标掌控模式”驰骋，这种模式强调自主性、目标导向和自我管理。对他们来说，高中生活就是大学的预演——无论是自主学习、培养兴趣，还是搞定社交、多元发展，这类学生早已驾轻就熟。因此，进入大学后，他们就像开着导航全开的豪车，稳稳驶向各种学术与社交目标。

而来自经济欠发达家庭的学生则多以“直觉依赖模式”前行，像骑着一辆没导航的自行车，依赖的是父母、老师的引导。很多“小镇做题家”在步入大学时，面对陌生的学术标准、复杂的校园社交，甚至是如何使用在线系统时，都感到像闯入了一个全新“丛林”。

结果呢？他们开始感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社会文化资本的匮乏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束缚着他们的适应能力。跟那些“目标掌控型”选手比起来，这些学生往往显得无所适从。简而言之，家庭背景就像为人生配备的不同工具箱，有些学生带着全套高端装备，而另一些则只能依赖双脚奋力攀登。

无论是在心理适应、身份融入，还是家庭背景上，大学新生们都不得不面对多重考验。对于这些初入象牙塔的年轻人来说，适应大学生活不仅是一次外部环境的探索，更是一次自我认同的重塑之旅。家庭背景所提供的资源与支持，往往是决定他们能否平稳着陆的关键助力。有些人仿佛开着全景导航的豪车稳步前行，而另一些则好比骑自行车找方向。尽管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通过不断地摸索和自我调整，所有新生最终都会在这条路上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四、“空巢”父母：重塑自我

当“离巢”的大学新生在远方校园乘风破浪时，“空巢”父母也开始了一段属于他们的人生旅程。中年父母将注意力从子女转移到彼此，恢复二人世界；而老年父母则面对衰老和家庭解体的挑战，开始整合资源，以应对新的生活需求。这不仅是对自我的“重塑”，也是家庭在新阶段的一场华丽蜕变。

1. 心理适应

子女离家后，“空巢”父母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重置键。虽然他们获得了更多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心理上的“空巢综合征”（Empty-Nest Syndrome）却有可能如影随形，带来孤独感和失落感。尤其是那些习惯了长时间与子女共处的父母，容易陷入一种“空巢之后我是谁？”的迷茫之中。他们可能经历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反应，包括失眠、头痛、全身酸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胸闷等，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抑郁和自杀倾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里，父母与子女的心理联结尤为紧密，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亲子关系取代夫妻关系成为主轴。这种强烈的“亲子一体化心理”让父母在孩子离家后感到仿佛失去生活的重心。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空巢”父母会陷入反向依赖子女的困境——孩子一离家，他们的存在感似乎也被带走了（马志国，2020）。想象一下，整天围着孩子转的父母，突然被告知“你可以放假了”，反倒不知所措。

因此，如何在新的家庭阶段中保持情感联系、调整生活习惯，成为“空巢”父母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根据Bowen的家庭系统理论，家庭中的个体高度依赖相互关系，子女的离开会促使父母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父母可以通过扩大社交圈、培养新爱好等方式，积极应对这段“空巢期”的心理危机。

2. 重新定义夫妻关系

子女的离家给了夫妻更多的时间面对彼此——但这并不全是甜蜜的重逢，有时还伴随着对婚姻状况的冷静审视。你以为“空巢”后的夫妻生活是二人世界的浪漫重启，现实却可能是双方矛盾随之浮现。夫妻关系需要不断适应不同的婚姻阶段，而“空巢期”恰恰是一个重要节点（Spanier，1976）。如果夫妻不能顺利完成角色转型，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如同室友一般冷淡，缺乏激情和沟通。

并且，夫妻双方的情感需求往往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妻子由于长期承担育儿责任，职业发展受限，在孩子离家后，她们面临双重挑战——职业上的调整和身心的转变，尤其是在临近退休叠加更年期的重大转变时期，情感需求更加迫切。

这时，丈夫若不能临危受命关心妻子的身心健康，夫妻关系可能会陷入进一步的危机。研究表明，“空巢期”夫妻的离婚率有所上升，这一现象与经济压力和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朱芬郁，2012）。因此，夫妻需要在“空巢期”培养共同的兴趣，设定新的生活目标，并加强情感沟通，以重塑彼此之间的联结。

3. 拓展社交圈

“空巢”父母应对这一过渡期的另一有效方法是扩大社交圈。社交网络的扩展不仅能够缓解孤独感，还能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改善生活质量（井学敏，2024）。对于那些习惯了以子女为中心的父母来说，“空巢期”是一个重新找回自我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空余时间重新融入社会，参与社区活动、加入兴趣团体或从事志愿服务。这不仅让他们从家庭角色中暂时脱身，还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交联结，从而避免情绪上的孤立。

研究表明，活跃的社交生活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密切关联（郭浩，2024）。例如，经常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在心理健康上更为积极，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也显著降低。此外，保持社交活跃度还可以促进认知能力，帮助父母在“空巢”后继续保持精神活力（汤芮等，2022）。

子女离家的确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的重大转折，但这一阶段也为父母提供了重新定义自我、夫妻关系和社交圈的契机。通过心理上的调整、婚姻关系的重塑以及拓展社交圈，父母们可以从“空巢飞行员”晋升为生活的“探险家”，迎接家庭结构转变后的新篇章。“空巢期”不再是停滞和孤立的象征，而是通往自我重建、亲密关系深化的旅程。

五、月圆月缺，家有章法

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加速，婚姻推迟、低生育率和家庭结构多样化已成为全球趋势。这场人口变奏曲也在悄然影响着家庭生命周期。无论是“空巢期”父母的心灵转型，还是大学新生的独立成长，分离与重逢的节奏就像天上月——虽有盈亏，却永远牵动着我们的心。

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当下，中国家庭正经历子女离家、“空巢”家庭增加的考验，但这并非孤独和失落的标志，而是迈向自我重建和家庭关系升级的契机。中秋象征着团圆，而家庭的团圆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相聚，更是情感上的共鸣。无论月圆月缺，家始终在心头。

社会和家庭应当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离巢潮”做好充分准备。在政策支持与社区关怀的帮助下，父母们将逐渐意识到，“空巢期”不仅是子女展翅高飞的起点，更是夫妻携手迈向自我探索的“二次起飞”。同时，孩子们也会领悟到，离家并不意味着割舍，而是独立成长的契机，踏上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在明月的照耀下，家庭的故事将继续展开新的篇章。正如古语所云：“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团圆依旧，爱永不散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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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陈文琪，责编：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