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卖惨只卖书，一家书店闷声活下去

在实体书店越来越受到线上冲击的当下，一对小夫妻的书店，不卖咖啡，不卖文创，也不设置自习座位，仅仅依靠卖书顺利运营了四年。然而，这并不是一份经营书店的成功指南，只是一对年轻人对有尊严生活的选择和回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刘车仔，编辑：陆一鸣，题图来自：新周刊（受访者提供，江涛在前台看书）

这几年，实体书店生存困难已经不算新闻了，2024年年初，出版人杂志推出“2023年度书店生死录”，记录下几十家书店的消失。媒体对书店越是关注，越是印证了书店连同它所承载的阅读精神已经日渐边缘的事实。

在电子书的普及，以及电商折扣和直播间低价售书的夹击下，独立书店如何活下去成了一个问题。此外，书店似乎面临着自己的存在主义之问。在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高度栖居于网络的今天，书店存在的意义，除了“情怀”，还有什么？

位于长沙岳麓山脚下不远的阿克梅书店，似乎是一个很好地观察以上问题的地方。他们不卖咖啡甜品，不卖文创，不允许人像摆拍，不准备舒适的自习、洽谈座位——真的只靠卖书活了下去，并且还活得很好。

阿克梅书店的朋友们。

店主小七和江涛是一对夫妻，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如果卖书可以靠情怀就最好了，毕竟情怀不用成本。相比于因为同情书店运营艰难所以掏钱买书的，他们更希望找到真正的读者。从市场规律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需求，一家书店的确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

阿克梅书店在大学城扎根生长，至今已经四年半。他们说书店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坚持不做什么”。但读者请注意，这并不是一份经营书店的成功指南，只是一对年轻人对有尊严生活的选择和回应。

在大学城开什么书店？

阿克梅书店开在岳麓山脚下的一栋临街楼房的二楼，白色招牌上的logo，是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江涛和小七最喜欢的诗人之一。诗人的一句“你晚来了很多年啊，我依然为你而神往”被写在进门的墙上。原本这句话是写给书店一位老友的，后来干脆变成了阿克梅的欢迎语。

阿克梅书店二楼的窗户。

从书店旁边的小坡上去，八九百米的路，开满了民宿、餐馆、便利店，挂满时尚霓虹的情侣主题酒店和情趣用品店，几乎满足了大学城里年轻人的日常所需。不久前，书店一楼的情趣用品店刚闭店离开。小七开玩笑说，把情趣用品店熬走了。去年，书店还办了一场关于法国学者伊娃·易洛思新书《冷亲密》的分享会。

2020年年初，江涛和小七在这附近寻觅合适的店面，出租的老板一听他们是开书店的，便嘀咕“大学城开什么书店咯”，学生消费能力不高，还不如开个麻辣烫店来得实在。

从书店小小门面的楼梯走上去，大约5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三个小房间。进门两面书架上是一些美学和文论以及社科书籍，吧台对面是艺术类书籍，小房间里是西方哲学、社科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海外汉学，最大的房间里是世界文学。夫妻俩的选书主要是外国文学和诗歌，在显眼位置，还有一些国内新人作者的书。

书丛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儿童文学和博物学，这是江涛和小七女儿出生后，书店里随之生长出来的书籍。

周六的下午，书店里有几茬客人来到。最里面的房间里，几个学生在聊诗歌，聊着聊着走到吧台结账的当口，又依依不舍地继续聊开。一个从外地来的游客，边查看书架，边和老公开着视频，惊叹书店里的绘本，“这家书店的选书太好了”，一会儿又问小七推荐书。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她挑了一摞书结账，还办了会员。

江涛埋头在吧台上看书，不时有客人过来问他找一些书，他笑眯眯地回应。和人说话的时候，江涛往往微微弓一点头，笑起来单眼皮几乎就眯成一条缝，是谦恭的友好，友好中有着不擅长社交的笨拙。

小七热络活泼，留着长卷发，招呼人的时候热剌剌的，像上学时会替人打抱不平的女孩。她说江涛是店里负责进货打理书兼顾打扫卫生的，她则负责看书、销售。

下午五六点钟，小七和江涛准备带着女儿去附近吃粉。小七见我还在书店流连，问我要不要在书店继续待着。说完她加了我的微信，我就这样成了书店的临时店员。

我一头扎进大房间的世界文学书架里，在这个夏天之前，我已经好久没读文学书了。生活逼仄，我和周围的朋友们一起陷入焦躁和困惑，急需一些更贴近当下生活的社科书籍和非虚构文学来解释当下，文学一度被我认为是奢侈品。

书店大房间里的世界文学书架。

在这个书架里，我凭借着惯性，寻找到了那些我熟悉的书，比如朱迪斯·巴特勒、苏珊·桑塔格的书，还有柏琳的新书《边界的诱惑》。一本在展示位摆放的《周启早诗歌精选》把我吸引了过去，其中有一首诗叫做《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是生命在机器里揉碎又重造的写作，我在内心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随后，我又决定投奔我熟悉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在一面复杂而多半是陌生面孔的书架面前，一个读者可能会经历类似孤陋寡闻的感慨，时而又会产生“不看也罢”的傲慢。然后，幸运的话，这种傲慢会转化为好奇和惊叹。紧接着，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寂静连绵的山脉》，作者是彭剑斌。

彭剑斌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铸刻文化/单读，2023-03

也许因为这个名字太过于普通以至于激不起任何想象，我随意翻了几下就放下了。从书店离开很久后，因为好奇，我又找来彭剑斌的小说《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我后知后觉地被他语言的陌生吸引，它们简洁、沉重。一些也许枯燥乏味的日常，经由他的语言，露出了令人吃惊的荒谬。

关于彭剑斌，有一个小七和江涛说了很多遍以至于不愿再啰嗦的故事。2020年，书店刚开不久，刚好失业的彭剑斌在书店转悠买书。登记会员信息的时候，江涛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便问他是做什么的，彭剑斌随口一说“写小说的”，对话就到这里结束了。小七说，“当时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走了之后我就去找他的小说来读，一下子觉得很喜欢。”

小七决定卖他的书。结果彭剑斌让小七去网上买。他说，那本书现在很便宜，只要5元一本。

小七气不过，“写得这么好，凭什么这么便宜”。当时彭剑斌经济状况也不太好。她从京东上把所有的书都买来，在书店办了一场签售会。当时《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还只有2012年的版本。书摆满了柜台，结果读者反馈很好，彭剑斌在书店签了一下午。

在那之后的11月，彭剑斌旧作《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与《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一同再版，两个月内，光在阿克梅书店里就卖出去150本。《不检点与倍缠绵书》是彭剑斌最早的作品，写于2004年到2006年在贵州做业务员期间。这本是被彭剑斌抛弃的书稿，他认为一些篇章不成熟、不克制。后来因为这个契机，有更多读者看见了它们，这些书稿也因此有了新的生命历程。

小七反思起自己原先“势利”的阅读。此后，阿克梅对国内青年作家产生了更大的阅读兴趣和推介的使命感。那一年，她又在店里推介了青年作者童末的短篇小说集《新大陆》。直到今年，童末又出了新书《大地中心的人》。

阿克梅之夜分享《大地中心的人》。

小七说，“在我们店里，你会发现很多不在你原本视线范围的书。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书很畅销，但我们没有进它的原因，不是说有多清高，而是希望书店能成为一个拓宽我们和读者视界的东西。我们希望读者来到店里，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书出版，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而这后来也成为书店吸引读者的最大特质之一。

凭什么让人愿意在你的书店买书？

阿克梅书店诞生于疫情之始。那个时间点，也许所有人都有些共通的情感经验。

当时小七和江涛已经辞职半年，到处旅游了一段时间，正在考虑过一种新的生活。当时的境况里，他们突然感到死亡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种心态反而促使他们把开书店的想法付诸行动。

长沙是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地方。两人同在这里上大学，并相识于长沙一家小小的独立书店。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书店已经倒闭了，附近也只剩下一家卖教辅的书店。

疫情期间开店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他们只是觉得一定要试试，“最差的情况是把钱亏完了再去打工”。

阿克梅书店一角。

在当下，贫穷不仅可能是一个独立书店面临的现实，还可能是重要的“生存要素”——因为它多少能唤起客人在书店买书的责任心。但江涛和小七多次在公众号告知客人：“不要同情书店的运营维艰，每个书店的老板都亏得起，不然不会开店”。

这看起来略显傲慢的发言，实则揭开当下图书行业的荒诞处境的一角。就像每个成功人士办公室里都有落灰的一大面书墙，近看会发现可能连书的塑封都未曾拆开，书籍一面被捧上神坛，一面被束之高阁。而书店存在的价值也早已超越卖书本身，不少城市将书店当成一个文化品牌引进，书店成了一个城市招商引资的项目或引流手段，起到文化背书的作用。换言之，书店是城市的景观。作为补偿，城市也会给书店一定程度的房租减免或补贴的优惠政策。

开书店能够申请一些补贴，但为了保持独立性，江涛和小七并没有去做这样的申请。维持书店的尊严，来自于自负盈亏。他们试图让书店按照自己的心意回归到它古典的形态中——找到志同道合的读者，愿意在书店买书，而不是因为同情而买书，或者只是把书店当成图书馆甚至是摆拍的背景。

阿克梅书店里，读者聚到吧台前聊天。

“喜欢的书可以拆开看看。”在阿克梅书店，客人如果对一本书感兴趣，可以拆开塑封看看内容，不喜欢不用买。但他们明确书店和客人的关系：请带着购买书的意愿进入书店。书店不提供图书馆等免费看书的公共服务。

开书店，他们有很多“不”的坚持。

书店到处都堆满了书，没有地方落座；书店不卖咖啡，不卖文创。他们拒绝书店成为自习室、洽谈室，相反，在书店可以大声交流读书心得、荐书甚至读诗。有一次，江涛和客人聊书的时候，有客人说：“你们能小声点吗？”江涛当即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是可以有声音的”。

起初，他们花心思寻找更多客人，后来却又花更多精力劝退某些不合适的客人。江涛不擅长当面表达，便在公众号文章里写《书店客人应有的礼仪》。

《书店客人应有的礼仪》。

他们认为，如果不这么做，书店的书就会沦为背景。这是对书最大的不尊重。

对于习惯了顾客是上帝式服务的人们来说，阿克梅书店俨然有一副严肃的面孔。江涛说话直接，遇到不礼貌的客人，他会上前提醒，丝毫不怕得罪客人。有人在网上气冲冲地发表恶评，认为书店傲慢清高。

有一位书店客人在去完书店后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她写道：“传闻中这个书店不太好接近”，但后来她写道：“和小七聊了一会儿，觉得它不好接近大概是我的偏见，来源我不自觉对不真诚的认同”。再后来，她大概成了阿克梅的读者，参与过一些阿克梅的分享会。她说：“这一切很打动我，有一种老派的真诚和浪漫。”

更多客人在网上自发推荐阿克梅。有人写道：“每次去阿克梅都能买到想看的。买过《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荒原》以及《坐在你身边看云》。很奇怪，大部分时候逛完书店也找不到一本想买的，但每次去阿克梅都能买到。”

有客人带着小推车来买书。

小七说，一开始开书店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自己感兴趣什么书，就卖什么。我们自己就是喜欢买书的读者。我们不可能做所有人的生意，只能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做生意。”恰恰是这样，阿克梅靠着书品和这种性格吸引来了第一批客人。

但“凭什么让客人在书店买书”始终是一个悬在心中需要开店者反复思考的问题。

当双十一、618五折购书，电商买100减50元成为常态，近些年兴起的直播电商里，书更是白菜价，在行业内，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是，电商平台的书是用来引流的。因此，在价格方面，实体书店几乎没有任何与之对抗的能力。

阿克梅开店的时候，便设置了一个相当友好的会员折扣：买1000元的书是7.5折，500元是8折；对于学生来说，买100元的书就能有8.5折的会员卡。另外，相比起其他书店通过兜售门票或者饮料费参与活动，阿克梅书店的分享会只有两种参与方式：一是买书成为会员，二是通过买分享的那本书参与。

他们希望阿克梅围绕书，成为一个可以交流的空间。开业到现在，书店衍生出了大大小小的分享会，有扎根于现实的阅读交流“阿克梅之夜”，有分享诗歌的读诗会，有分析文学文本和文论的“马拉美客厅”……

今年，周慧带着《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到阿克梅做分享。

在只有一二十平方的房间里，人们在放满书的长桌两边紧紧挨着。夏天，大家每人手持一把扇子，羞涩局促和炎热时而因为持续的交流而被遗忘。有一次，店里正在读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读起来很心碎。但小七无意间听到读者感叹了一句：“活着多好啊，看多幸福”。小七在开店日记写道：“也许能感知到这种悲伤也是幸福的”。

开店四年多，他们送走了许多毕业的学生，也与一些读者、作者以及出版人结下了难得的友谊。有时候人们爬完岳麓山，看到书店灯还亮着，就来看看有什么新书。人们也乐得书店与爱书的店老板的存在，来提醒自己别忘了把书看完。

前阵子，一位做公益的客人在书店里放了一本叫做《县镇中学生画像》的自制册子，被一位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当下觉得这个册子很好，于是约定要把它出版出来。

“PEER毅恒挚友”研究团队扎到县镇中学所做的项目。

人与书交流，人又经由书连接。小七说：“这不就是实体店不能被取代的原因之一吗？”

“打流”才是常态

在阿克梅的公众号，小七和江涛不定时更新着开店日记，对于每一本卖出去的书，他们几乎了如指掌。书店营业额有时一整天都挂零，他们会焦虑；书店冷清的时候，他们经常放五条人的歌，热闹开心一点。有时候，又看到他们庆祝一天卖出去几十本，欣喜于爱书人还是在的。

书店经营情况实际如何？售书利润很低，况且我对文学青年赚钱算账之事也存疑，小七却说她非常喜爱算账，“就像老鼠爬上自己的年夜饭餐桌”，但她也算不清楚这些年到底赚没赚钱，因为一家人的开支都在这家书店里，“手上是没存钱，但要说没赚，去年也把房子给装修了”。

小七和女儿小船儿。

这些年，书店里的书从4000册变成了1万多册，小七觉得这就是肉眼可见增长的财富。此外，他们还有2000个会员，大概每年能卖出去8000册的书。在这个基础上，书店得以存活，一家三口的生活也得以存续。

小七说，疫情后的一两年卖得很好，可能是那当口人们渴望这样的交流。后来这两年，他们明显感觉到了大环境的水温变化。她想到一位每个月都来买几百块钱书的客人。有一次，客人在书店正挑着书，接到一个电话说是降薪了，降了快一小半。

去年大学毕业季来的时候，他们听说学生工作不好找。当时他们正好读到黄灿然的诗：

《致一位失业者》

不是你没能力

而是经济如同人性

就像更多人保持工作

只会增加这种残酷

于是他们把这首诗抄在吧台的本子上，在原本的会员卡规则上加了一条：失业或者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买书可以享受无门槛的8.5折优惠。

书店手写的会员规则。

大环境变化下，他们也适度调整了生活方式，减少出去吃饭、喝咖啡的次数，生活变得更加简朴。书店原本会从早上开到晚上。今年7月，他们改变了营业时间，改成下午2点开到晚上9点。小七说，缩短营业时间，一方面降低期待，一方面好给他们腾出多点时间阅读和写作。

小七说，在长沙生活几年后，会慢慢养成一种相对放松的心态。长沙话里有一个词叫做“打流”，就是游荡、无所事事的一种状态。以前在苏州上班，她会觉得“要辞职了，这不得去死呀？”“但是在长沙，就感觉到打流才是常态”。

在小七的朋友圈，经常分享着夫妻带着女儿小船儿到附近探索自然的日常，另外就是与书打交道，与读者打交道。她写道：“住在大学城多么幸福。一公里以内，山、河、江、湖、音乐厅、美术馆、游泳馆、大草坪、酒吧、咖啡厅、便利店还有垃圾食品，应有尽有。”

晚上，一家三口在书店跳舞。

小七和江涛都出身于农村普通家庭，阅读把两个年轻人从平凡甚至逼仄的成长环境中拔出来，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个性。毕业后，他们也像所有普通年轻人一样选择务实的工作，在城市当白领，一切全靠自己。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普通人追求理想生活必须有足够的资本，起码攒够足够多的钱。但后来他们觉得“凭什么我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后来，他们真的马上行动。

小七说，这其实关乎人的“主动选择”。人可以牺牲一部分东西，比如财富或者主流的价值排序，但是获得一种自由、朴素、有智识的生活。而在所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中，读书是最便宜的一种。

（文中未特别标注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刘车仔，编辑：陆一鸣，校对：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