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76天，我在武汉

策划｜虎嗅编辑部

采访｜常芳菲、曾欢、房煜、宇多田、李玲、格根坦娜

支持｜周超臣、孙琪

头图｜IC photo，武汉长江二桥打出“武汉重启”等字样

4月8日零点起，被按下暂停键的武汉终于重启，沉寂了70多天的街道将重新迎来人流、车水、马龙；街道两侧的店铺，会逐渐为这座城市带来它久违的烟火气。

在这个解封首日，75个离汉卡点统一撤除，预计有5.5万余名旅客乘坐火车离汉，计划有271架次航班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进出港（进港航班140架次，出港131架次）。（据《新京报》）

从2020.01.23. 10:00，到2020.04.08. 00:00——76天，江汉关大楼顶部钟楼的分针旋转了1814圈。

这1814个小时，注定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画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1000多万居民足不出户，用巨大的牺牲，为中国、为全世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争取来了宝贵的两个多月时间——湖北省的其它城市和人民做出了同样巨大的牺牲，已先于3月25日零时解封。

解封不意味着最终胜利，只说明最艰难的时刻已过去。

过去这76天，武汉成了全国包括医疗在内的特殊资源投放最集中的城市，它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逆行者，340多支医疗队、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湖北，来自全球各地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汇聚到这里。

有多少悲愤和惋惜，就有多少感人和感动。

有李文亮医生、刘智明院长这样的烈士，也有身患渐冻症仍坚持在岗位上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这样的英雄，更有连夜坐火车赶赴武汉的83岁钟南山这样的国士……

还有更多大把的、那些自武汉封城以来，尽最大努力保障武汉这座城市心跳、呼吸、血液循环的个体，平凡亦无名。他们可能是清洁工、快递员、送餐员，也可能是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记者、警察、社区服务人员……

在武汉解封前夕，虎嗅采访了10位封城期间奋战在工作一线的工作者，他们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一样，是参与这场“战疫”的战士和英雄，他们的经历与记忆应被拾取，汇入历史的进述——

有奋战在战役最前线、抱着赴死之心、在医院每天见证生死的护士；

有封城一个礼拜后单枪匹马前往武汉、采访素材100多个小时、出稿十几篇的媒体记者；

有留守站点、起初怕影响家人不敢回家住、十几个人一天派送2000单的快递员；

有担心农户的香菇坏了影响收成、急于下乡收香菇、还担心湖北的农产品遭到歧视的商人；

也有加入社区保障车队、每天接送病人去医院、也负责送菜送药给社区、连轴转了73天的滴滴专车司机；

……

他们是散布在这座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星星之火，当灾难降临，他们没有躺平、更没有躲闪，他们的工作需要让他们出列，做城市基本运转坚定的支撑者。

我们的触达与采访，挂一漏万，但谨以此文向那些平凡英雄致敬，向武汉送去祝福。

下面是10位受访者这76天的武汉故事，采用自述的形式：

（应采访者要求，采用了匿名）

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最早接收到不明原因发热的肺炎患者，是在12月底的时候。

那天我去上班，突然发现急诊封科了，就是收治的病人全部不允许出来。这个（封科）决定，对病人和医护人员都没有做任何解释。我有特别好的朋友在急诊科，他说最近已经连续收治了好几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后来曝出来有可能是SARS。他告诉我这个报告真实存在，但被别人当做谣言处理。

急诊科的护士长是医院最早的一批呼吸科护士长，对传染病是有一定的警惕性的。所以他们从刚开始收治这样的病人，就已经穿上了符合医用标准的防护服和N95口罩。

我也立刻警觉，在网上买了N95的口罩，给自己买了一盒，给家里买了两盒。家里人当时还觉得我浪费钱。

后来（医院）就放松警惕，把病人分流出去，就有一部分流到我们科室来。我记得我们科室高度疑似的病人有两个，当时还不能够说确诊，因为不能做核酸。病人办入院，其实是不用查肺部CT的，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明确的症状，再去查，就会发现病人有新冠的问题。

医护的个人防护装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个时候，全院的口罩和防护服就非常紧张了。我们科室的护士长领不到物资，医院没法给。我们还是戴着自己买的N95口罩上班，没有防护服，只有一个蓝色隔离衣，需要穿在白大褂外面。护目镜最早也没有，用的是一次性塑料面屏，因为消耗大，物资也紧缺，后期，一次性的面屏发下来以后不能扔，需要消毒接着用。

直到国家医疗救援队到达武汉之前，我们穿工业防护服穿了20多天的时间。符合医疗标准的防护服是有胶带贴住所有空隙、密不透风，但工业防护服缝线的地方，稍稍用力就会扯破。

直到钟南山院士说人传人的时候，我家里人都不觉得严重，他们真正觉得严重就是武汉决定封城。

1月23日前一天我睡得早，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才看到武汉宣布封城，但关卡还没有设置。10点钟之前，高速还能走。而且我们家在汉川，开车也就一个小时。当时家里还是问了我，要不要开车接我走，我说我肯定不回去。

原因有很多。第一，我害怕自己接触感染患者，然后造成家人的感染；第二，是肯定要服从医院的调配。当时已经有很多同事支援急诊科、支援发热门诊、支援金银潭去了。

过年那天，我主动跟护士长请缨要上一线。我跟护士长拜年，我就说如果再需要增援，可以优先考虑我。一方面是我想做点什么，另外，也是我知道，护士长很不好安排人。她安排哪个，人家就会说“凭什么要安排我”。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做那个被护士长选上出去支援的人。我说完这个话，护士长就哭了起来。

我想得很简单。

除了我这种年纪小一点，剩下的同事基本都成家了，有两边的老人要养，又有自己的孩子，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怎么办呢。肯定不如我这种不会拖家带口的。而且我爸爸妈妈不是只生我一个，我还有个妹妹。我当时就是这种赴死的心情，想的是，要真出点什么事情，我家能够抵抗住。

那天夜里，我爸妈都给我打了电话，还发红包。我就躺在被子里，看着信息流眼泪。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忆那时候。

其实我后悔过这个决定。1月底到2月初，我几乎是每天哭，只要闲着就在哭，晚上哭着睡着，第二天早上哭着醒过来。

连续几个事情都对我的打击很大。

2月初，那天我在值夜班，有一个爷爷住进来的时候肺已经全白了。因为呼吸困难，一直坐在床上不停按铃，他还跟我说找医生，我说好。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跟医生沟通过了，医生唯一给出的建议就是把他的氧气流量再调大，或者给他重新接一个氧气通道，让他吸更多的氧气。听到医生这么说，我就知道肯定没有意义了。

我们病区不是负压病房，所以有规定，不允许医护人员在治疗结束后长时间在病房里。我出于不忍心，在那里陪他待了30分钟。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天隔壁床一个叔叔，不想跟那个爷爷住一起。他当着面就说，你们让我跟一个快死的人住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噻？然后他一夜没睡，就拿个凳子坐在走廊里一直吵。我试图安抚他，告诉他整个病房都已经住满了，但我越安抚，他越激动。另一边，那个爷爷就在房间里面咳嗽、大喘气。

第二天早上，我又在群里听说这个病人已经去世的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这件事好像也不是凭我们的努力就能够解决。

我在病区，重症的病人会突然问一句：“姑娘，你说我们治不治得好？”我常说：“马上就会好了，你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其实就是打个马虎眼。有的病人做很多次CT，在用药的情况下，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急诊里面的那些病人，都是那种大号、可以拖好多具尸体的殡仪车来拖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

到了2月中上旬，我真的看不到什么希望了。而且我因为在医院工作这件事情跟朋友吵起来。当时他在群里说朋友买了天价药、医生不给他打针，其实就是造谣。我看不下去，跟他理论。

他说了我一句：你现在说这么多，还不是因为我们在家里玩，你要上班心里不舒服，你还不就是为了医院发的那几个钱。

最后一件事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当时我轮转的时候在耳鼻喉科，他在眼科。我们就在他办公室隔壁。有时候开晨会，两个科医生串门，我就见过他。

他的去世，对我们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除了难过，还有对这个未知病毒的恐惧。当时都说年纪大、有基础疾病的人死亡率会比较高，但是李文亮很年轻，也没有合并的基础疾病，他怎么会去世呢？

医院大楼外缅怀李文亮医生的鲜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所以，我后悔过这个决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另一方面我经历的事情，让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好像不值得。

现在回头看，我们熬过来了。现在，我不后悔这个决定。就那么一两天，只有那么一下子是后悔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后悔了。

我上一次回家已经是去年12月了，等武汉开城了，我想回家看看爸妈。经过这件事，除了珍惜当下之外，我还想更努力一点，去成为一个更有能力应对灾难的人。

大年初三，我跟我的编辑说，我不要呆在后方了，我要去武汉。

我所在的医疗垂直机构是关注医疗行业报道的，1月20号左右，我们团队组织起一个突发报道小组，决定过年期间要坚守住临时报道阵线，把关注重点从行业全面转移到武汉疫情的报道中去。报道组里，有的同事在跟进前线的疫情进展，有的关注患者动态，我负责的条线主要是写治疗。

但很快，我在后方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无力感，要写治疗，可你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治的，你很困惑当时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网上到处都是零散的报道和零碎的文字，信息太多，无效信息也就更多。

我想找医生，可那时候去前线支援的医生很少，在前线的医生也都非常非常忙，几乎一整天都在病房里，非常辛苦，没有时间做电话采访，我也不忍心打扰他们。

我觉得我应该去现场看看，直接找医生，了解他们前线正在治疗的情况，这是我一直以来做新闻的原则——尽快地抵达新闻现场。所以大年初三我就主动跟编辑说，我不要待在后方了。    

决定做完，我其实挺害怕的。当时我在老家，天气特别冷，出发的前三天我躺在床上不想下床，我脑海里一直在想三件事：我去的风险，我去了出行该怎么办？我如果被感染了怎么办？同时，家人也很不放心，面色非常凝重，所有的亲戚都打电话劝我不要去。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哭，差点都不想去了。

当时我手上是没有物资的，老家那边的口罩、酒精、消毒液全都卖完了，我去所有的超市都买不到。我妈妈一边帮我全城搜罗防护物品，一边劝我，你看买不到，你怎么能徒手去呢？我知道，她一边想尽力展现一个好母亲的状态，尽力地帮我准备，另一方面她告诉我这个物资缺乏的残酷现实，想让我退缩。

后来我把家里仅有的、我妈买的三瓶酒精、洗手液和几个口罩带走了，防护服是同事找人帮我从上海寄了最后的三套过来，防止我到了武汉什么都没有。

这中间几天的时间我也不停地跟很多在前线的记者和我之前的一些同行好友聊，聊我去武汉的价值和风险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是一个人去，不是团队作战，而且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粗心大意的人，所以他们特别担心我在防护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容易被感染。

后来跟我们一个编辑聊，他找有医学背景的人士帮我从专业上做了一个风险判断，说年轻人其实做好防护，被感染的机率不高，即便被感染了，能治好的机率也是很大的。他跟我说他其实也很想去前线，但是由于某种状况，他没办法亲自去，但他的判断给了我一颗定心丸。

就这样，在准备物资，和在克服心理障碍上面花了好几天时间，一直到1月30号，我出发了。

自己之前预设太多的问题，但到了现场我发现一切都还好，我带了很多东西，进站上高铁，目的地是武汉的下一站岳阳，这也是跟其他媒体咨询来的经验，那时候买不到到武汉的票，但买下一站，高铁在武汉会停。在高铁上，我跟列车长说我是来武汉采访的，很顺利地下车了。整个高铁站空空荡荡，就一个在出口检票的女孩，我拎着个行李箱直接出了高铁大门。出去之后，我提前联系的一位当地志愿者来载我，把我送到了酒店。

我订的这个酒店也很好，后来我听说一些在武汉的媒体同行因为征用问题被入住酒店要求搬离过三四次，或者有酒店停止提供服务的情况，我的酒店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而且它离同济、协和、红十字会医院，包括华南海鲜市场都不远，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一点。

武汉逐步恢复活力，一家鱼铺的老板刚刚结束营业，在清理鱼缸，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算来武汉来得比较迟的，有一些记者在封城之前就已经来了，那时候来，能得到的采访资源更多。我到了之后陆续做了社区和隔离点政策的稿子，到2月10号，我上报关于医院相关的选题时，发现这时候接触到医生已经非常困难了。一方面需要在前期和医生建立比较好的关系，而这时候一些医院医生发声的诉求已经不大了；另一方面，此时医院、隔离病房的安保措施更加严格了，有一次我路过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看见整个医院都被围栏围起来，门诊门口很多保安，让患者一个个进去，想进去找医生，根本不可能。

我所在的媒体是日更，我得满足出稿的需求，每周都得贡献一到两篇稿子，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耗在上报机制的问题上，我还得拿出精力去写一些重症治疗跟呼吸治疗之间的矛盾、当时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等等选题上。

我没有官媒记者的身份，没有采访记者证，到了2月中旬后期，每一个记者采访都需要通过宣传部或者医院，不然别人不会理你的，所以这些选题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采访对象是很困难的。

我就不停地打电话、发微信，我还比较幸运，去年年底我参与报道了《杀人者孙文斌是谁？》， 没有想到那篇稿子成了我的一块敲门砖，帮我打开了很多采访对象的心门。有采访对象直接跟我说，他非常不喜欢记者，但就是因为看过你的那篇稿子，我才愿意跟你聊的。

一家医院门诊前，一位医生搀扶得了新冠的老太太去病房住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政策、社区、社区卫生院，采访、资料整理、联系采访对象，我每天的任务太多了，一个人很难完成，精力其实是不够的。我真正报道关注武汉的情况大概是在1月30号到3月20号之间，出了十几篇稿子，录音素材起码有一百多个小时。我写呼吸科跟重症治疗之困那篇稿子的时候，有6个采访对象，平均每一个人起码都采访了一到两个小时。

期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交通，其他记者和团队有车，他们可以开车，随时想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不会开车，采访我大部分时间是骑车或者步行，因为出行问题，我错过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新闻现场，留下了一些遗憾。

比如那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有些记者直接开车去现场了，那天我还在赶另一篇稿子，等我看到消息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离那个地方有6公里，其实骑车去也可以，但我想到一个人骑车去，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栋楼，不太可能找到人，挺恐慌的，最后就错过了。

我酒店楼下是武汉一个比较大的环绕的那种立交桥，刚到武汉的时候，我就看着桥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声音，明明已经是中午12点了，我觉得时间好像还停留在早上6点。

虽然有很多同行偶尔会聊一聊或者见面或者吃个饭之类的，但是其实大部分时候你都是要一个人去过完整个在武汉的日子的，大部分时候没有人跟你说话，太孤独了，每天都觉得很恐慌。

有的时候我采访一天可能会骑车20公里，确实挺累的，有的时候就会停一停，看一看，骑不动的时候就走在路边，马路上是没有任何声音的，一个人采访走回来的时候瑟瑟发抖。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喜欢听窗外的车流声，我喜欢看车，我喜欢看底下的人走动，我就是喜欢看这种流动的状态，我不喜欢一切都是固定的。

有一段时间我状态不是特别好，因为可能太累了，然后突然有那么几天松懈下来了，当时朋友来找我说要不要一起去东湖走一走，所以在前不久的某个晚上，我们在东湖吹风吹了很久，当时几个记者，有一个是因为写了一个稿子，遇到各种压力了吧，可能要回京，有一个记者要在武汉待很久，我也因为各方面的禁令，感到呆在武汉有心无力。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我们就在湖边吹风聊天，聊一些有的没的，就那个时候，觉得在武汉，终于有那么一刻自己可以歇下来了，这么多人陪着你，那时候的孤独感是最不强烈的。

现在好多了，现在武汉整个都好太多了，无论多晚，街上都有很多人。

前几天我偷偷地找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进了当地最大的殡仪馆和最大的墓地，跟完了两个家属从家到殡仪馆再到墓地，整个取骨灰的流程。其实情况不是网上大家讲的说不让哭不让叫或者不让哀嚎不让送别，真实情况真的就是大家前期的泪都流干了，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路陪着家属，早上五点就出发了，陪家属领取骨灰，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人了。家属那边排队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安静，大家都已经把泪流干了，已经没有想要再哭的冲动了，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特别特别疲惫，眼睛里都是绝望。

而且我跟的那两个家属还不是新冠的家属，他们是非新冠的家属，在这个疫情期间非新冠的死亡人数真的挺高的。因为医疗挤兑的问题，很多人其实不是因为新冠去世的，因为肿瘤、癌症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过早地去世了。

武汉外卖员在黄色围栏外站在电动车上等居民取外卖，受访者提供

回想起来我在武汉经历了这么几个心理阶段：一开始是兴奋，刚来的时候有两天没睡觉，很多选题都想做，希望参加到每个新闻现场。后来觉得很无力，媒体性质决定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个体的故事当中，有很多患者，非新冠患者向我求助，但是我可能写不了这样的稿子去帮助到他们，会有种无力感。到了中期的时候，有一种满足感，因为我觉得我把我的一些类型的稿子都写完了，包括我有好几次采访都是意外的收获，比如说采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区卫生医院。 最后一个阶段还是无力感，就现在这个状态，一方面是很多稿子不能写了，另一个方面就是还困在武汉，我前几天真的是快抑郁了，但这两天好一点。

也有一些很温暖的画面，一个就是我刚来武汉那会儿，有位社区书记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跟她见了一面，第二天晚上我又去找她补采的时候，我吃到了武汉第一顿热乎乎的饭，社区的厨房里面做的粥和菜。要知道来武汉之前有记者跟我说他们已经没有热饭吃了，外卖是逐渐停掉的，我自己每天在外面采访，一旦错过了酒店的订饭时间，我就没有东西吃了。

还是这位社区书记，后来我不太需要采访她了，但是我们关系一直都比较好，经常会去找她聊天，那时候武汉还没有恢复商店的营业，我当时很想很想吃热干面，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武汉，我也不知道武汉的热干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有天去社区书记那边，她拿出了一包热干面，自己下厨做了热干炒面给我吃，我觉得那时候特别温暖。

我打算4月8号解封那天离开武汉，但是我现在买不到票，也很着急。现在所有的人也不知道离开武汉的流程到底是什么，4月8号这个文件才会下来，现在连新闻宣传部或者是社区的人都不知道4月8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离开武汉，一切都是未知的。

两个月在武汉，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低估了自己的勇气吧。直到后期很多人找我说吴靖你真的很勇敢，然后我才意识到我可能真的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我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现的。我现在回想一下，如果第二次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不会来了，当时可能是无知者无畏的一个状态，但第二次来之后我可能顾虑就会更多一点吧。

就是年轻吧，我觉得年轻这个东西能够带给你很多很多东西，尤其是勇气，可能再过几年我真的有家庭或者是我老了，或者是我上有老下有小了，我可能真的就不会来了。来之前其实我唯一的顾虑就是我爸妈。我担心我自己感染给爸妈、对整个家庭造成冲击，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担心过我自己。

我们这个站点满编是24个人，疫情爆发后站点留守的是12个人，正好是一半。平时站点的单量一般在2500~3000单之间。今年疫情期间发货滚动太大，系统从来没有清零过，具体的单日单量平均值目前还没有统计，我记得高峰时一天能有2000单，少的时候也有1200~1500单。这个货量，其实远比正常春节期间高了很多，一般春节期间是500~700单，因此排班也是按照正常春节假期安排的，京东是承诺春节不打烊。

刚开始宣布封城的时候 ，公司要求大家做好防护，按照每人一天一片的数量给站点配发了口罩，按人头配发了护目镜，还有12套防护服，给去敏感区域送货的快递员。其他还有喷壶消毒液、酒精消毒液等等，甚至还一度给大家按照一周的药量配发了中药，有用没用先喝了再说。

我们离金银潭医院很近。向东3公里，是金银潭医院，武汉最早的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之一；向西2公里，是常青花园社区，武汉当地常住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社区之一。

之前知道武汉有疫情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当单量开始上涨的时候，就立刻觉得不对，查资料发现金银潭医院就是重点收治新冠病人的医院。一开始有点措手不及，人手不够，而且也不可能让别地方的快递员支援，这里不是人家的区域，只能自己牵头。

我自小在武汉长大，封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时候也没有功夫多想，赶紧和车队打招呼，协调车辆到位，还要鼓舞士气，跟大家说，哎呀没什么的，做好防护。

我第一次去医院，穿了防护服，后来就再没穿过。一开始说不害怕是假的，内心有点毛，因为外部信息不足，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当你没有去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想象。

后来去了医院一看，也确实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接触不到重症中心区域。

从医院回来以后，先喷壶消毒，然后洗手。现在每天的防护还是不敢大意，早中晚三次温度检测，填表格上报公司，这一点公司要求很严格。

给包裹消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刚开始送金银潭医院的时候，在站点住了两三天。因为自己做这个事情，这是自己的工作职责，但是如果要把家人影响了就对不起家人。不过两三天后就回家住了，老婆怀孕，没有人照顾也不方便。

疫情这段时间，送货的压力确实很大。有一段时间，大概是2月初，具体的时间记不太准确了。那段时间小区的人是可以出来的，超市还在卖货，后来规定小区封闭，人不能随便出来，物资就开始青黄不接。这时居民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网上下单购物，那时候货量出现猛增，明显感觉要扛不住了。你想我们十来个人一天最多送2000单。

而且送货的时候，我们不能进小区，只能等用户下来拿，这样效率比较低，有时候等得比较长。一方面是公司要求必须包裹送到客户手里，另外有些订单是生鲜的东西，如果从包装里拿出来就容易变质了，必须要等到人取走，才能妥投。那时候的紧张程度，跟电商大促时有一拼。在站点，有的人从年货节开始就没有休息了，京东年货节今年结束日期是1月22日，正好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人确实太疲劳了。3月初，其他小伙伴陆续返回，现在情况好多了。

疫情期间也会发生一些特殊的经历。有个老客户，家里有只加菲猫病了，如果不治疗就会死，主人出不来，打了很多电话找到一个宠物医院的医生，医生说只能把猫送上门治疗。这位客户因为认识我们的快递员，后来找到我们的快递员帮忙，因为要跑10多公里，他要给快递员300块钱红包，快递员没收。但是快递员抽空把猫送去了，因为我们也理解养宠物的人心情。

这样的事有很多，因为我们作为快递员，能够“自由行动”，居民的需求能够帮一些忙就帮一把，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是“特殊”的一群人。包括帮助老人买常备药，帮助年纪大的用户退换货，有些不是我们京东的货物，也帮助他们处理，因为他们认识我们、信任我们。

疫情让我对于医护人员的认知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会觉得医院收费比较贵，现在整座城市只能指望医护人员。我去金银潭医院送货，和一些医护人员也认识了，确实眼看到她们太辛苦了。有一段时间知道他们大量需要纸尿裤，因为穿上防护服要在里面呆8个小时。而且医护女同志居多。有时候我看到换班的人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的状态都非常差。这种体验，远比你们外界在电视里看到的几分钟更印象深刻。

开始的一段时间，防护服非常缺乏，每次送货去，她们都是很期待甚至急迫的眼神，第一句就问，有口罩吗？有防护服吗？如果你回答没有，她们的表情会非常失望，你自己都会觉得心里很难受。

4月8日，并不意味着武汉的小区可以解封，而是分级管理，因此我们还需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是最早申请复工的湖北加工工厂之一，1个月前就召集老工人上岗了。因为从1月到3月，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香菇种植农户打来的电话，问我们“香菇咋办啊，都收好存起来了”。

随州本来就是香菇种植大市，许多农户都靠种植香菇吃饭，我们也靠加工香菇然后出口到国外赚钱，产线的工人也眼巴巴瞅着早点复工，因为大家家里都有小孩，你得有收入才行。

所以3月份政府一批准我们复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火急火燎去收菇。

2月、3月份农贸交易市场肯定是开不了的，以往都是在那里付了现金，拉了货就直接回工厂入库，但现在都关了，你说咋整？而老百姓的香菇都还压在家里。

所以，复工当天我们就找了4辆车下乡去村子里收香菇，很多人在村头等我们，都急得不得了。因为香菇基本在采摘后2个月内就要入库，不然放在农户家里肯定存不好，因为香菇需要冷藏，不然就会变色，还会长虫，最后也就换不了好价钱了。

到村里收香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你说用什么App啊线上交易啥的，这对于四线以下城市，特别是农村的百姓来说太难了。大多农户都不会操作这个东西，（用App）是不现实的。所以还是需要我们亲自去跑。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到2020年下半年。如果国外疫情一直这样没法控制，同时下半年农户新一茬香菇又开始上市的话，去年存货还有一大批，存在那里销售不了，对种植农户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而对我们自己来说，最难的倒不是下乡采购，而是这段时间的物流不通。整个农产品上下游产业链全都被物流给难住了。比如说塑料袋厂、纸箱厂、包装厂，都还没完全复工，物流也受限，但我们这个食品得需要包装，所以又得坐下来等。

另外我们做外贸的要拉着加工好的香菇去港口，客户的订单得按时交付呀，但2月、3月份时物流基本全停掉了，我们找个车真是难于登天——找个本地的车不能跑，找个外地的车他不敢来。毫不夸张地说，湖北本地车就是必须直接在原地立正一动不能动，你想一下有多难。

我俩好不容易找辆大货车一起拼单，以往正常1万块，那段时间飙到了1万五，还不算过路费。

钱就算了，重要的是因为要跨省运货，一听是湖北的，哪哪儿做完核酸检测就给你隔离个14天。你说1个月这边隔离14天，那边14天，一个月过去了，就办了1天的事。

所以一听到“武汉要解封”的消息时，我们不是松不松口气的事情，是高兴地蹦起来了。因为我们这么想：“武汉都解封了，这下我们省内运货是不是可以通畅了，跨省大家是不是就放心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不受歧视了？”

之前听说一个开货车的司机，就是因为从湖北路过走了湖北高速，也不行，被拉去隔离。我就不相信了，湖北天上都飘的都是病毒？是不是得用飞机拉个网把湖北上面都围起来？

我们对“解封”这件事情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能只物理上实现解封呀，你得心理上也得接受它。不是湖北所有的东西都是带病毒的，说不定湖北的农产品现在都被歧视了。

我是武汉本地人，2016年开始在网约车平台当快车司机，从去年9月份开始做滴滴专车司机。疫情发生后加入了滴滴组建的社区保障车队，现在服务社区超过70天。

这两天，我看到武汉最大的变化就是路上的人和车多了，已经开始有堵车的现象了。我觉得武汉这个城市算是复活了80%。

我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主要还是老人的出行问题，他们没有绿码，对于武汉解封的渴望度要比年轻人高很多，所以最近送老人出去看病、买药会更频繁。疫情前期因为社区严管，非重疾的病人留在了家里，现在基本有点头疼脑热的都要社区保障车队送去医院，但去了不到半小时，可能挂个号医生就让回来了，这样送过去、接回来循环，社区保障车队的运力开始不足。

有很多基础病的老人，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方面的基础病，出现头晕或者其他情况，搁在平时正常，但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他会想我是不是可能有什么问题，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医院可能连号都不让挂直接跟他说回去多休息多喝水。这些老人在家里时间太久了，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把握，社区跟他解释都没用，必须医生解释才有用。

我在疫期工作时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加油”“辛苦了”，虽然经常听，但每次听到心里都觉得很欣慰。付出了这么多，也看到武汉人从最初的那种很茫然、很恐慌的状态，到现在走向明朗。这个转变，是我作为一线司机真正看到的这个城市的改变。

我工作期间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病人，当时他肚子疼，还有点发热，但量体温37度多一点点。当时是急诊，我接了单就带着体温枪、防护服过去接他，我问了一下他没有食物中毒，我观察后觉得他可能是阑尾炎或者是胆结石。当时居民在家里，他们不清楚哪些医院是定点医院、哪些医院是非定点医院。我先把他送到了湖北省人民医院，那时他已经疼了差不多4个小时。我返回社区开了20分钟后，他打电话说省人民医院不收他，要我再换一个医院，我说不可能，因为省人民医院就是收治医院，没有理由不收。

接他回来的路上，我问他为什么医院不收，他说因为医院的病人太多，他看着害怕，但是自己又疼得受不了，就想换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的医院。我告诉他现在这种情况，没有哪个医院人不多，又接着把他送到了普仁医院。我看他这个情况如果再不看可能真的会出问题，就跟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得在这里看病，你看好我才来接你。第三天我再接他的电话，是他切了阑尾要出院。当时医生跟他说蛮严重的，如果再晚一点可能会出现穿孔。回去的路上，他还感谢我说，幸亏把他放到医院那里了。

我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很冒险，万一他疼得恐慌，到了不就医，就在路边上等，后果不能想象。真的，武汉的居民已经恐慌到了这个地步，只要能够忍受的，都不会去医院。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的。

我从加入保障车队到今天一共73天，期间也有濒临崩溃的时候。那是3月初封城最严重的时候，那会大家已经坚持了一个月，确确实实人会懈怠。5个保障车司机负责14800位居民，有的居民是不能理解的。他会编出很多话骗社区，只为了带他出去转一下、看一下。他还会在路上跟我说，就算不让我出来，我现在还是出来了。

那段时间居民需求和保障车运力供需悬殊很大，我也很疲惫，感觉好累，但也没办法，只能忍受。后来经过跟社区和居民沟通，把非必要的送医控制住，包括后来买药的统一购买，之后，我们保障司机才轻松了一点。

我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看到社区里有殡仪馆的车或者救护车。那是2月底左右，我天天忙着送着病人。但你可能想象不到，你送去透析的病人，可能过两天他就不在了。

我刚到社区的时候，送过一个人连续两天做透析，之后就没见到这个人了，后来大概到了3月，社区才跟我们说这个人去世了，具体是因为什么去世的不太清楚，因为当时还没有确诊新冠这个说法。

得知4月8日武汉要解封的时候，我想着终于可以休息两天，能回去看看孩子了。因为疫情发生以来，我一直没回老家看过孩子。

我觉得对武汉这座城市而言，现在应该是涅槃重生。可能外面的人不知道武汉人在家里面这70多天怎么过的，我作为一个保障司机，我可以看得到他们眼神中的恐惧和渴望。有时候我们去给居民送菜、送药，从他们看到我们的眼神中，看到那种在家里关七十几天对外出的渴望，特别不好受。最早的时候，我们送萝卜、莴笋这些青菜到社区，每家每户去发，居民隔离在家里，看到我们穿着防护服发菜很感激，但是也不敢靠近我们。

今天武汉解封，我想带女儿出去好好玩，一家人好好地吃个火锅。我妻子也是一个护士，现在也在一线连轴转了七十几天。给女儿补过一个生日，好好地休息一下，找一个不那么热闹的地方，钓钓鱼，放空两天。

2月13号，我从黄冈市红安县的家里开车返岗，然后就在武汉仓库里一直呆到今天。50多天了，基本上没休息过。

美菜是一个餐饮供应链公司，给餐厅提供食材配送上门服务，在武汉五仓，我们部门平常主要负责仓库食品安全、人员安全、合规调查方面的工作，也承担着应急管理的任务。所以疫情爆发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变成了仓库防疫工作，跟着公司发布的防疫控制流程，每天进行消毒、给仓库工作人员和司机测量体温、发放防护服等等。

我们五仓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汉口，距离武汉金银潭医院只有3公里，同时承接了重点医院、疫情严重的小区等等的配送任务，所以配送司机们的压力比较大。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部分，每天司机的流动量比较大，来来回回，非常担心我们的员工感染。不过截至目前，五仓没有出现一例确诊甚至疑似病例。

疫情发生后，业务也出现了变化。以前我们美菜的客户基本都是餐厅商户，疫情发生后，我们面向家庭客户开放订单。家庭用户的下单量最高时能占到我们所有单子的90%~95%。

在仓库里忙碌的美菜员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当时很多员工都已经回家过年了。尤其一月底的时候，仓库人手很不够用，大概只有20~30名员工，都是之前为了“春节不打烊”活动留下来的。那时候防护物资也不够，防护服不够用的时候只能用一次性雨衣来替代。2月初的时候，公司从别的城市调了很多防护物资过来，资源才变得充足起来。

家庭客户和餐厅客户的需求是很不一样的，餐厅可能一天辣椒就要买5斤，一个家庭最多买1斤，这使得我们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分拣、配送等）都要做出相应调整。

在疫情期间，家庭客户也有“囤货”的心理。原先我们网络下单的开放时间是早8点到晚10点，主要服务家庭客户后，网上商城可能只能开放5分钟，有的时候甚至10秒钟就爆单了。

原先主要配送餐厅的时候，司机凌晨三四点进入仓库，到了上午10点、11点的时候就完成了一天的配送任务，但现在一天得跑两三趟才能送完，非常辛苦。我们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时长基本上都被拉长到16、17个小时。

我24小时都在仓库呆着，一天可能需要工作将近20个小时。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月刚回来的时候，白天要进行仓库防疫检查、处理客户投诉，晚上要给员工做一些业务指导，或者帮忙做一些员工忙不过来的事情。

给工作区消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转向做家庭业务之后，一开始投诉率是上升的。因为家庭和餐厅对菜的要求不一样，比如说一个白萝卜，上面裂了一个缝，这是很正常的，餐厅商户它也能接受，但到了家庭用户这边，他可能就接受不了。当时武汉政府下发了一批冻肉到市场上，我们也分到了一批，但武汉本地居民对冻肉就不太接受。可能是解冻后看到肉的品质不够好，我们就需要去向他们解释冻肉和冷鲜肉的区别。

为了缓解员工的压力，我们2月就开始在武汉当地招新员工，需要跟当地社区进行登记备案、进行培训等等。到3月，老员工返岗的返岗，新员工达到我们生产的要求时，情况慢慢好些了。现在五仓大概有160名员工，大部分都住在仓库里，司机则住在仓库附近我们租下来的十几个流动板房里。

武汉4月8号就解封了，但这个解封指的是进出城的通道，市内对社区等等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我们仓库就是配合着政府部门的要求，继续严格管理。

解封以后，想回红安的家里看看，疫情期间，我的两个孩子一直在家上网课，老婆一个人带着他们。我母亲原先是一周给我打一次电话，自从我返回武汉后，基本上是一天打一次电话，问我的情况怎么样。

我今年44岁了，参加工作后基本一直在武汉生活，经历过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的SARS和这次的新冠疫情。我认为，武汉人民在这次疫情期间是做得非常棒的，配得起“英雄城市”的称号。

虽然疫情期间我也跟着司机去社区配送过，但解封以后，我还是想到武汉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去感受一下。希望整个城市尽快恢复活力，能给普通老百姓一个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

武汉解封的消息我们是在4月初工厂一个例行的早会上知道的，当时脑子说实话没啥想法，工作还得照样做，但转而一想，咦，是不是可以回老家看看父母和孩子了？

我们都是华星光电面板厂洁净车间里工作的一线巡检工人和质检工人，在过去至少4个月里，我们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每天要上工8~10个小时，吃和住基本都在工厂里。

可能外界对我们这种电子厂的认识有些误区。其实我们的产线跟很多深圳手机组装车间那种人挤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面板，也就是手机特别贵的那个屏幕部分，它的加工生产流程基本都是全自动化生产。最需要人的环节一个是“巡检”，主要是为了防止车间内的自动化设备出现异常；另一个是“质检”，就是给手机那块屏幕出货前做最后相关质量检查。

“我们在里面上班、吃和住，就像与世隔绝一样，与武汉市区好像是两个世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巡检员基本都是单枪匹马作战，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域；而质检员现在一条线只能坐4个人左右，大家工位都隔着老远。

其实我们不是不害怕，但害怕也没用。在疫情最严重那段时间，差不多1月底、2月初，我们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也必须要随时掌握家里的信息。当然，我们也知道周围有人会给工厂设的心理咨询台打电话。

我们也不知道周围人到底害不害怕，但至少大家看起来都挺淡定的，可能也因为工厂本质上就是一个大隔离区，我们在里面上班、吃和住，就像与世隔绝一样，与武汉市区好像是两个世界。

厂区建在武汉最东边。好几年前还没建厂的时候，这里只有大片农田，距离汉口（武汉市中心）30多公里，还得跨江，然而这里离鄂州边界其实只有3公里。

所以说，虽然我们过年留守在工厂里有6000多人，但是工厂本来占地就几千亩（平时在厂区都见不着个人），而且位置偏远，门一关，就是一座孤岛。

而且工厂每天给我们从头到脚消N遍毒，派发各种消毒液、洗手液、纸巾……每个产线小组每天的早会，基本成了“全国疫情控制进度提醒会”。

当然，我们倒从来没矫情地去安慰其他工人或者被安慰过，因为没必要弄得凄凄惨惨。还留在这工作，本来就是为了拿份工资，赚钱养家。

另外，我们都是洁净室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你不做防护，公司都一定要给你套三层”。因为洁净室里的机器一般都是半导体精密仪器，24小时不能停转，停了机器可能废掉。为了保护设备，必须要做到恒温恒湿，而且卫生条件非常吹毛求疵。

譬如有个专门的洁净指数，手术室是要达到万级，那这里的洁净室就得达到百级至千级。

面板在里面根本不可能被人碰，人就是最大的“发尘物”。大家都穿着那种看起来像太空服一样的无尘服，防护等级应该跟医院的防护服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要说武汉这么危险，但又在这种层层被包住、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有啥特别感受，那就是——“太憋了”。

工作一直不停，缺人手需要加班加点，但是想娱乐的时候却没有地方去，能逗留的公共空间只有食堂，但食堂现在无论是排队还是吃饭，都划了“三八线”，每个人打饭和吃饭都得隔两三米。

而且工厂里的公共娱乐设施也都关了，那我们休息也就只能刷刷抖音、看看直播了。

其实市里领导不放心，基本每星期都来检查一下，因为这六七千人逗留厂区，听起来像是“聚众”。但就是因为工厂太大，我们平常能见到的人影也只有一小撮，更不用说真正在一个车间里工作的人其实没几个。

说心里话，“解封”这个词可能在武汉外，或者是湖北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实际上在武汉当地，大家都没啥感觉，因为警惕性不可能降低。现在有个说法是“解封不解防”，即便政府不再耳提面命，但是小区居委会大妈已经能做到“将革命进行到底”了。

所以我们这里反而对“解封”这件事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为了安全，还是得呆在这里。

但唯一让人觉得开心的，可能就是能回一趟家吧。我们仨人，两个人的老家在黄冈，一个人在鄂州，小孩和老人都在老家呆着，真的特别想自己的宝宝。怎么说解封后也得回去看看。

如果周边城市愿意接纳武汉去的人，办好各种手续回去一趟再回来，工厂这边是允许的。

但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出省，本来我们是想去广州等南边城市走走的，但估计外省肯定不愿接纳从武汉去的人，就再等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