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兴衰史：妓女和士人，不止钱色交易‍

妓女，是世上最为古老的职业之一，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代。

古时，她们被称为“娼妓”“窑姐”或“风尘女子”，到了现代社会，更广泛的称呼则是“小姐”与“性工作者”。

生活在古代的妓女被分为多种类型：侍奉宫廷天子的教坊倡优（有男有女）、贵族私人豢养的家妓、为军营兵将提供性服务的营妓、伺候文官们的官妓，以及最为人熟知的青楼妓女。

谈论妓女，往往绕不开青楼。青楼的发展史，承载着无数女性的青春与悲欢离合，亦是古代士大夫的性史与爱史。

即便青楼早已不复存在，与青楼有关的故事依然在影视剧中上演。

两年前的热播剧《梦华录》，改编自元曲《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讲述了“侠妓”赵盼儿通过巧设圈套救出风月姊妹宋引章的故事。她与宋引章、孙三娘共同斗渣男搞事业的过程，展现出了她们的智慧与可贵的女性情义。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主角虽非妓女，李白与一众文人在青楼手拥歌姬、喝酒斗诗的场景，却是盛唐文化版图不可或缺的一角。更早之前的香港电影《胭脂扣》，讲述风尘女子如花与富家子弟十二少的爱情悲剧，至今依然令看过的观众感到怅惘。

青楼究竟是怎样的场所？在古代充当什么社会角色？妓女和士子之间是否存在真情？“狎妓冶游，选艳征歌”何以成为士大夫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年6月，适逢与青楼有关的学术论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再版，距离此书初版31年后，我们得以重读作者陶慕宁先生写下的经典之作。带着以上种种好奇，“十点人物志”联系上了陶慕宁先生，他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年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关注青楼话题，对青楼文学和妓女与士人间的情感关系有深刻见解。

陶慕宁所著《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从另一种角度了解中国文化

陶慕宁先生认为，青楼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一种文化，与西方妓院和现代红灯区皆不相同，既反映彼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亦体现了传统门第婚姻制度的男女不平等。

以下内容根据他的讲述和书稿整理。

一、缺乏性教育的一代人，从书里找答案

青楼，是“高等妓院”的代称。

青楼妓女们通常需要相当的资质禀赋和艺术修养，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士妓之间的唱酬谈䜩、情感交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男女文化。

不同于西方妓院主要解决性欲问题。青楼里，性交易不是主要内容，而是士大夫们摆脱家庭、伦理负担，获得心理上的松弛与平衡的绝佳场所。

《仿周昉宫妓调琴图》北宋 佚名

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对青楼话题产生兴趣，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这代人（注：陶慕宁出生于1951年）没有受过性教育，对性的了解几乎是零，十六七岁时还对男女之事完全不懂。我过去读的是男校，很多男同学直到长出了络腮胡子都对性一窍不通。因此，和两性有关的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另一方面，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元曲，发现从古至今保留下来的一百多部元杂剧中，涉及妓女的约十多部，很多剧以妓女为主角，形象都很正面，比如关汉卿写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赵盼儿不是妓女的保护神，更不是超凡脱俗的救世主，她自己也始终处于深沉的迷惘中，她行险救人，不单单是姊妹同行间的义气，也寓有朴素的阶级感情。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连环画

我很好奇，妓女的地位为何在元代被抬得这么高？

我想追溯妓女的起源，于是找遍了过去的古籍和相关文献，从先秦、唐宋再到明清，阅读了好几年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对青楼文化的兴趣渐浓。

作为一种文化，青楼起源于唐朝。在六朝以前，“青楼”实指金张门第（指权贵世家），到了唐朝才开始比较广泛地用来指代妓女的住所。唐代前也有娼妓，多是贵族豪门中的私人所有，到了武则天当政后，科举制盛行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种别样的交易方式，妓女也成了交易的“商品”。

被卖入青楼的女孩大多数是贫困家庭，也有些是因为官员犯罪，其家属被罚为娼妓。这些女孩们进入青楼后，有专人教导琴棋书画以及舞蹈乐器，根据每个女孩的资质不同而因材施教。青楼里曾涌现出非常多的才女，正如一位清代大学问家所言，男女在资质禀赋上没有差别，只是受教育的机会不等。在自小接受艺术熏陶的氛围下，这些女孩们非常有才能。

逐渐地，到了十几岁，女孩们就要开始接客，古人普遍寿命只有四十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妓女已经算是美人迟暮。

迟暮后，妓女们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房老”，成为青楼的老鸨，掌控了这家青楼；另一种是为人做妾，在客人中寻觅一位值得信任的人嫁过去，迂回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家庭，像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写的琵琶女，昔日光华荣耀，最终却是“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结局。

需要警惕的是，目前能保留下来的青楼作品大多数出自于男性读书人之手，记载的多是名妓故事，其中难免存在溢美的现象，而真正揭露妓女非人境遇的作品尚不多见，关于下等妓女的真实处境在历朝历代都较少记录。

二、妓女和士人，不止钱色交易‍

青楼文化自唐代开始，大致有三层原因：

首先是当时社会对于举子的尊崇，武则天当政后，科举制打通了寒门读书人的上升路径。金榜题名的进士成了万人仰慕的社会精英，这样的社会氛围使一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士人忘乎所以，纵酒狎妓成了他们竞相夸尚的生活方式。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些举子们平时读书非常刻苦，需要将本能以及精神需求压抑到最低限度，科举结束后，一旦捷报飞来，狂喜之下，精神上绷紧的弦戛然中断，各种渴望，视觉、听觉、口腹、性欲必然纷至沓来。

而他们初登宦门，没有那么多银钱豢养私妓，更重要的是：见异思迁是男人的本性，迎合这种本性，最适宜的场所莫过于青楼。

其次，唐代士大夫婚姻看重门第，制造了无数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夫妻。而青楼女子既有美貌，又具有才艺修养，她们的穿衣打扮、舞姿歌态、一颦一笑以及言行谈吐专门迎合了这些社会精英的喜好，士人们往往一见就喜欢。

于是，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成了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宫高捷，仕路亨通，要向妓女们炫耀；宦途偃蹇，怫郁不舒，也要到青楼排遣。

从妓女的立场考虑，她们也愿意接纳士人举子。唐代科举看重士人的外观，这类顾客通常风流倜傥，有学问，又有才华；二则因为举子的身份，一旦科举高中，为卿为相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则，青楼女子的声名地位非常依赖名士举子的品题。《唐摭言》里提过一位名为崔涯的狂士，诗写得非常好，只要他为某家青楼题诗，立刻能够满街传颂。如果夸这家青楼很好，青楼的生意很快门庭若市；倘若他写某位妓女的缺点，可以令一家青楼无法生存下去。

妓女和士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单方依附，士人同样需要妓女为自己扬名，如果名妓能传唱某位士人的诗作，可以让这首诗与诗人迅速成名。士人与妓女形成了一种彼此依倚的互补关系。

有人问，青楼妓女和士人之间有真情吗？

也会有。青楼妓女们具备了一定的艺术造诣，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本就易与具有文学气质的人相互沟通，产生共鸣。双方都不承担道德、伦理、家族的责任，没有门第、宗法、贞洁观念的束缚，关系较之封建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妾侍的契约，更纯洁、真挚，具有理想色彩。

但在整个社会观念还被男性主宰的历史阶段，奢侈谈女性的恋爱自由本身是滑稽的。妓女甚至不是良民，他们之间的爱情并不平等。

士人对妓女的爱一般发轫于审美的动机，妓女对士人的感情却很难排除功利目的，赚取缠头尚不是主要，许多名妓在这方面一无所求，最感兴趣的是借之脱籍，寄托终身，这就使得两者之间情感的天平一开始就出现了倾斜。

发生在青楼里的两性之爱，从原则上说，双方都不必承担责任，但鉴于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抑，真正不负责任的却只有男性。因此青楼中的爱情即使表现热烈，其基础也必是脆弱，经不起外力摇撼的。

三、门第观念造就的婚姻悲剧‍‍‍‍‍‍‍‍‍‍‍‍

娼妓的职业排斥爱情，恋爱却又是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

唐传奇里有篇《霍小玉传》，霍小玉本是王爷之女，却是丫鬟所生，没有留在王府，而是流落于外，进入了青楼。她爱上了男主人公李益，对其“不邀财货，但慕风流”。两人海誓山盟定情后，李益中了进士，处于个人意愿与家族利益的矛盾中，另娶范阳卢氏女，而霍小玉等待多年后在绝望中离世。

连环画《霍小玉传》

霍小玉企图逾越青楼的社会门槛，和命运做一场赌博，结果彻底失败了。但如果将她的悲剧结局仅仅归因于失恋被遗弃，是简单化，也是违背作者初衷的。

霍小玉之死更深层的原因是森严的门阀等级婚姻制度。

这种婚姻主要是家族间财产和权势的结合，考虑当事人情感的成分则微乎其微。唐代笔记多有述及士大夫婚姻琴瑟不谐者，如房玄龄、任瓌、白居易等等，夫妻关系都不和睦。

中国的婚姻制度持续了几千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婚姻都并非出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什么是“婚姻”？《礼记》有段解释，“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指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夫妻二人养育子嗣，让宗庙有人祭祀，后世子孙绵绵不绝。

直到民国时期，鲁迅在日本求学时，还被父母安排定亲，娶了小脚女人朱安，两人在结婚前没有见过面，他甚至在结婚三天后又回日本了，两人之间是否发生过性关系，至今还有争论。

传统婚姻中的妻子从小受《女诫》《女德》的教育，认为自己应当树立“母仪”，很难享受性的乐趣。我最近重读美国作家蕾伊·唐娜希尔的作品《人类性爱史话》，作者认为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温婉而柔顺的妻子被认为性不足。

“即使她没有对性交产生肉体的厌恶，要想享受性行为的乐趣，也需要非常高妙的技巧。而丈夫也有他们的问题，在知道妻子温和地隐瞒其对性的厌恶的心理下，要想和家中的‘天使’做爱，很难令人有满意的演出。”

——《人类性爱史话》蕾伊·唐娜希尔

这段话提到了一些婚姻的本质问题，无论东西方，门第婚姻制度以及传统社会氛围对女性的规训，很难让夫妻达到婚姻与性爱的和谐。

古代士大夫们出入青楼，可以冠冕堂皇地回到家里，妻子甚至无法责怪丈夫，因为这些场所就是为了他们而设置。

从男性的角度来讲，逛青楼是为了消解压力，有时候情感深了，想要娶某位青楼妓女时，又会遇到各种阻力。

唐代时，如果一位妓女想嫁给文人几乎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即使是做妾都很难。到了明末清初，大量名妓嫁给了士大夫，比如“江左三大家”的前两位：钱谦益、龚鼎孳，一位娶了柳如是，一位娶了顾眉生，这些都是秦淮河畔的名妓，虽然是妾，但被当作夫人来看待。

对于妓女而言，即使脱离了青楼，未必有好的结局。一旦当她们进入婚姻，就需要开始遵守家庭伦理。

柳如是在丈夫死后不久因为受到钱氏家族的排斥及遗产纠纷，自缢身亡；董小宛嫁给冒襄的九年里过得并不幸福；另一位名妓卞玉京曾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交好，但不了了之，后来出家当了道士……妓女的可悲之处在于她们虽然避免了沦为某一个男人延续宗嗣这样一种旧社会妇女共同的命运，却不能改变自身作为整个男性社会玩物的本质，其遭际较之良家妇女往往更凄凉落寞。

四、性工作者变少了，但不会消失

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青楼从清朝中叶就已经消失了。

有种声音认为青楼文化是对妓女的剥削。我认为“剥削”肯定是存在的，如果妓女隶身乐籍，需要无偿地服务于宫廷官府，还要忍受妓院经营者的盘剥。不过，妓女一旦成名，妓院也要靠她的影响力维持运转。因此，不能简单化地将青楼解释为对特殊“第二性”的剥削。

性工作者并非都是女性，有关男风的记载也很多，“余桃断袖”的典故几乎人所共知。男风与男性同性恋容易混为一谈，实则截然不同。

记录男妓的文字较之女妓往往表述更为隐讳。清代雍正以前，男色基本没有形成市场规模，只能处于地下状态。清代由于雍正禁止官妓，逐渐形成狎优风气。那个时代，女性不被允许演戏，甚至不被允许到茶园看戏。优伶成为主要的男色，与市井下等妓院分庭抗礼。

雍正以后，娼妓业全属非法经营，对立于朝廷和地方政府，决定了它各自为政和迁徙无定的营业特点。虽然地方守土之吏的禁娼行动往往流于形式，但对于妓家毕竟是一种威胁，迫使青楼营业者更为急功近利，谋求在相对稳定中榨取更多的利润。

二十年前的“天上人间”等高级会所和青楼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非常奢侈的消费，性工作者会为迎合权贵们而培养技艺，但如今的高级会所更多是钱色交易，缺乏文化与情感。

普通卖淫场所和古代青楼性质完全不同，所谓“红灯区”里出入人群往往是经商暴富者、小老板、黑社会分子和来自外地的社会下层打工者，妓女和客人之间大多只是一次性交易。

中国人民大学有位潘绥铭教授，在十多年前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发表过一些三、四线城市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实录，非常真实。内容涵盖“性工作者”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居住情况，交易细节，乃至与组织者（相当于鸨母）分成的比例，颇有社会学价值。可惜现在这些材料不易见到了。

青楼文化虽然断了，但不管是什么时代，何种形式，人对于感情和性的需求一脉相承，这使得性工作者不会完全消失，只是部分转入了地下，数量变少了。

《孟子》里提到“食色性也”，《礼记》里亦有提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用现在的话说，性，是一种“刚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商品经济出现，“性工作者”便会应运而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于性工作者群体，如何疏导很重要，一味地打压，不仅不会让其彻底消亡，反而会导致黑社会、性病的蔓延。

研究青楼文学的过程中，最打动我的是妓女们的才华和气节，然而在时代的禁锢下，这些女性却无法逃脱悲剧的一生。

如今距离《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初版已整整三十年，我也从一个壮年教员变作了鬓发皤然、年近耄耋的退休老教授，不禁感叹时光流逝真如白驹过隙。

最后，以一首小诗结尾，大抵可反映当时撰写此书的初衷：

平生耽绿蚁，半道入青楼。

不逐狭邪趣，偏怜纸上俦。

凄凉苏小墓，肠断畹芬喉。

最是秦淮柳，丝丝系旧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作者：芝士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