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算法卷向全世界，内地企业出海试水能否成功

KeeTa第一年：香港外卖市场的破局者

2023年5月，美团旗下的外卖平台KeeTa正式登陆香港，加入到与香港外送行业两大巨头Foodpanda（富胖达）与Deliveroo（户户送）三雄竞争的战局中，被戏称为“后三头”。KeeTa进入香港的时间在战略上无疑是深思熟虑的。

首先，新冠疫情期间，因为长时间店内堂食和多人聚餐受到限制，香港消费者根深蒂固的习惯遭到冲击和瓦解，对餐饮外卖的接受度上升。其次，在2023年初恢复通关和正常生活秩序的三个月内，虽然堂食重开，但因为旅游业与交通转运仍待回暖本地餐饮业更加依赖常住居民而非游客，外卖快送平台尽管要收取高达30%的佣金但揽客稳定、不需翻台，是商家保量续命之选。

格局至此一变，桌上尽是明牌，强龙暂时可以无惧地头蛇。更何况此前2021年底退出的“前三头”中失败者Uber Eats（Uber餐饮外送服务）已经把能踩的坑踩过一遍，水土不服的各种可能风险展露无遗，此时KeeTa空降，依靠美团近在咫尺的强大后方，尽显后发优势。

果然，一年之后，keeTa战绩不负众望，甚至超过了当初最乐观的期待。从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来看，KeeTa在香港市场的占领份额达到44%，超过FoodPanda（35%）和Deliveroo（21%），后来居上成为香港第一大外送平台。

美团在香港的成绩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意义非凡。美团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内地“大厂”互联网经济模式，首次在香港特区这样一个高度差异化、分层化、竞争充分的高消费水平经济体验证了成功路径。美团的成功也不同于之前中国内地企业的出海战略。

“华为模式“是以攻占上游基础设施为突破口，以产品价格为武器。抖音海外版“tiktok”是靠收购本地平台，培养本地KOL网红迅速拉动流量商业价值催生裂变。美团在香港的成功更像是“一力降十会”的专业降维打击。这似乎在暗示，某些我们一度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某些发展方式，在所谓逆全球化时代意外具有了普适的竞争力。

KeeTa的开门三板斧并无太多新鲜之处，都是对美团在内地耳熟能详、行之有效的互联网行业经验有条件移植复制。除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改造——比如应用界面尽量接近本地人的阅读习惯，支付接口同时兼容香港人习惯的信用卡/apple pay（苹果支付）和内地新移民的支付宝——最重要的攻坚法宝还是迅猛巨量的补贴“烧钱”，和单品“爆款”引流。

KeeTa登陆之初豪掷十亿激赏。减免运费项目“全民免运无限量次”和“运费即减”洋洋洒洒铺满用户登陆首页四分之三，对外卖潜在消费者最大的心理障碍——高运费，形成了非常直观的冲击与消解。“一人食堂”项目则是针对痛点打造的爆款单品，大力补贴商家并以运费全免和低客单总价为吸引点，攻占年轻白领时间紧张的午餐市场，可谓把价格战打在刀刃上，做到了挖掘增量、扩大市场边际。

相比而言，如何对作为人力资源的外卖员进行的挖掘、管理、成本控制，处理外卖员人力运营和当地法规、工作伦理和生活习惯的潜在冲突，才是“出海”时更有新意和难度的挑战。

算法与系统：虚假的原罪

2020年，《人物》周刊的一篇社会调查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响。这篇文章除了收录了记者对上百位骑手（主要是美团骑士）与平台算法负责人长达半年的详实访谈，还与中国社科院的社会传播研究课题联动，力求对外卖平台经济劳动合同的嵌入式劳动以及所隐藏的系统化的数字剥削进行深入探讨。

实际上，互联网经济中人被算法和大数据系统控制或者“奴役”的现象，远非外卖平台独有，也并不局限于劳动者。网络购物的大数据密集杀熟、滥用“仅退款”等问题，说明看起来在优势端的消费者和商家也困在系统的博弈里。平台带来的方便与依赖性，结果是大家一起卷得天昏地暗——人工智能，或者说是升级版的“算法”，在这里成了一个隐身生态位的挨骂替身，看似冷酷无情其实不过是“泰勒工作制”的当代版本，真正残酷的逻辑在于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网约车、教培辅导和外卖快递行业，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网络基础设施与算法系统为这样的超级产业平台提供了组织和技术基础，但充分的潜在可用劳动力才是这一经济模式蓬勃发展的真正基础。

但内地平台在香港并不享受这一内地的结构性优势。以上的三个行业进入门槛都不低。劳资双方深耕多年的博弈才达到相对平衡点。在本地工作者合法身份化的环境下，短时间很难涌现出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改变业态均衡。同时，也不存在仅凭算法“优化”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增加效率的空间。

以外卖员为例：香港的递送员行业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分为“车手”“骑手”和“步兵”三类。因为香港私家车持有成本极高，“车手”很难成为规模化的参与者，依赖电单车（摩托车）的“骑手”和人力步行的“步兵”是外卖劳动力的主力。任何人如果曾经在中环高楼之间由天桥、步梯、登山电梯组成的蛛网迷宫中行走过，或是曾在目视咫尺、脚程却漫漫无穷台阶的西半山挥汗如雨，都会容易理解这一点：独特复杂的区域地形条件，以及昂贵的交通成本，使香港的地理分隔的影响，无论从行政管理还是生活日常、消费流动上来说都远超过内地。

香港特别行政区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不仅有历史造成的港岛、九龙和新界三大部分，还有行政划分的18区，更有维多利亚湾以及星罗棋布的离岛之间成本昂贵的“过海”需要；与之相比深圳市辖面积大一倍，但行政区划数量只有香港一半。历史与地理原因共同作用下，外卖员集群所覆盖的活跃区域面积平均而言远小于内地，平均递送时间长度、超时的不确定性超过内地。

香港的快递员行业“卷度”也远远不及内地。香港的最低工资为时薪40港币。据2024年5月社交媒体志愿者的实地调查数据，三大外卖平台“步兵”每日工作5.5小时，约10—12单接单量，平均时薪在60—70港币。相比而言，较轻松的便利店店员工作时薪为45—55港元，工时较长辛苦的餐厅洗碗保洁工作时薪为80—90港币。

从性价比而论步行外卖员仅居于其中并无明显吸引优势，胜在工作时间较为灵活，而涌入者也主要看中这点，就职者以业余兼职和过渡性工作为主。拥有电单车（摩托车）的骑手外卖员小时收入较优，可以达到100—120港币。

但香港骑手依靠的机动车不同于内地的电瓶车，除了保有成本，在香港的狭窄而高度起伏的道路上熟练行驶亦非无技术门槛。常见的“巨量补贴垄断市场份额，之后再恢复价格压缩成本”的互联网产业战略法宝，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遭遇刚性的成本瓶颈。

内地强大的“算法”魔法，在香港除了碰撞到高人力成本和硬性优化障碍之外，劳动保护和劳工集体行动也是重要的掣肘。香港的外卖平台目前没有引进内地最有争议的超时投诉罚款机制，虽然超时次数会被后台记录从而影响未来客单分配。

Foodpanda外卖员在2021年疫情期间发动了与平台管理层的四小时集体谈判，要求修改系统关于接单率的评核规例，降低系统配单出错率，制定外卖员申诉机制，取消货到付款以及增加意外保险。该举措可以说是外卖员越过算法和系统对于雇佣方的直接挑战。部分问题后台技术尚未能解决，但并不影响平台必须在法规范围内的修正义务。

落户政策下的全球劳动者和消费者

把目光扩展到全球，不同司法辖区下，对于平台劳动者的身份到底是“自雇”还是“雇员”的争议始终未曾停息。对于志在“出海”的美团，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未定法律风险。2020年3月，法国最高法院判决一名Uber司机为平台正式雇员。一年之后，英国最高法院也宣判Uber司机为“工人”而非Uber一直以来自称的“自雇者”，这意味着平台劳动者应该享有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法国已经发生了几十次平台劳动者的罢工，其中以外卖骑手为主的有二十余次，目的都是争取确认正式的劳动身份，摆脱法律保障较弱的状态——换而言之，全球化视野下，平台劳动者一直在与平台和算法做持续、多方位的博弈。

然而，事物的吊诡之处在于，全球化风潮中，“全球北方”相对富裕的经济体移民大量涌入的现象与全球化退潮之后的各种矛盾与张力交织在一起，反而成为平台劳动者争取正式雇员身份的强大阻力。

在这些社会中，愿意从事平台劳动者特别是外卖递送的移民组成多元而复杂。有的是在全球化顶峰时代的中产阶级经济移民，却在疫情经济衰退之下面临暂时或者长期失业；有的是因为地区或国际紧张冲突涌入的难民，比如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中的难民。

某种意义上，底层移民是平台经济完美的适配劳动力。他们经济选择稀少、谈判能力弱、承担风险能力低和缺乏社会资本。资方因此在博弈中拥有更多的杠杆与影响力。他们构成了行业劳动力的“后备军”，也很难得到本地建制工会支持。对这些移民而言，找到一份支撑当下生存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执着于获得“正式、合规劳动力”的身份反而会使就业门槛变高、工作机会减少。

全球化时代的外送消费者也具有新的特点。参与外卖配送的饭店有一大部分业务基于快餐和工作餐，他们的消费者人群的口味变化，也反映了城市就业者的结构变化。与移民外送员形成一个平行对照组的是新增移民消费者。对平台而言，抓住这部分客户增量往往是生存竞争的胜负手。Keeta在香港的成功经验，即与不同维度的新移民息息相关。

29岁的Lena是香港一家教学机构的行政人员，两年前她以留学生签证赴港攻读一年制硕士，毕业后以IANG（本地全日制毕业生留港计划）签证身份留在香港工作。对于Foodpanda、Deliveroo和Keeta三家，她都是黏性较高的客户。

Lena认为Keeta相比前两家，配送费有较多的优惠减免，运费总体比较低，产品设计方便单人点餐，送达时间也相对快一些。但Keeta的缺点是商家比较少且集中在区内，而且送餐速度与内地的美团相比，“有不可忽略的差距”。

跟Lena同样以留学身份来到香港的另一部分内地年轻人，却立刻把外卖平台作为无缝衔接的工作机会。近两年香港本地中产专业岗位出现较多缺口。因应这一局面，港府一面增加高才、优才等专业移民的配额，另一面放宽内地赴港留学的配额，希望藉此改进香港的人口结构并满足人力资源需求。

但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对应着与产业形态之间的结构性摩擦。单就目前来说，内地新移民的就业方向，与香港本地专业人士早先擅长的与地区法律制度、语言能力、社会资本息息相关的领域并不完全重合。他们还不能立刻填补外资和本地企业里这类高报酬岗位。而岗位需求相对匹配的陆资机构，长期以来也有自身稳定的用人渠道，很难短期内吸收大量涌现的劳动力供给。

因此，“脱下长衫”，在过渡期甚至中长期从事自己在内地就完全熟悉的外送行业，就成了他们可行的权宜之计，在赚外快的同时，增加来之不易的本地实习经验。而相对内地外卖员来说要高好几倍的工资收入，也使这个权宜之计变得“真香”。

香港的南亚裔移民也是外卖员劳动大军的主力之一。语言优势让他们对接传统西式餐厅和印泰餐厅有独到的便利之处，他们也更多地保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可以做单价和日收入都比较高的骑手而非步兵。南亚裔社区已有多年与香港社会互动的经验。其与中国内地新移民相比，有组织程度高、熟悉本地交通环境和劳动法规的优势，也是KeeTa这样的新平台早期争取的最有经验的劳动力。

AI革命：人力资源的深度动员和上升隔离

坊间对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一直存在严重且持续的疑虑。其中最主要的忧虑是，AI革命是否能启动和增加就业。更残酷直白地说，AI生产力替代的恰恰是高质量和高收入的就业需求，不仅是写诗、作画编程这样的创造性领域的人力需求会受到极大冲击，财会、法律、管理、精算等白领专业的就业岗位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外卖平台市场，我们有些讽刺地看到，AI虽然不能做饭和送外卖，但的确可以发展出更有效的系统，帮助平台把这两端的劳动力调动到极限，形成了对人力资源的深度动员。

人工智能驱动的新一代算法可以更加犀利地突破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瓶颈。愿意灵活就业的人员可以实时参与平台寻找就业机会，优化碎片时间，解决了商家人员配置的短板，尤其是临时需求的小时工的配置。

然而，随着算法的规则变化，灵活就业人员也会最先被智能算法边缘化，因为接单的不连续、配送速度相对逊色而不被推送，最先失去了“灵活”机会。经济学中比较优势与分工专业化的原理，即便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也没有失效。而算法模型中极度细致地考量快递员的配送时间及投诉率的倾向，又引发了配送员的职场安全与伦理相关的争议。

另一方面，有用工需求的商家固然在平台上能迅速找到成本最低的“代工”，却无法确保服务质量的稳定性。香港本地受访者Lynn和Sheron承认当前在下单外卖服务时，仍会倾向于选择Foodpanda和Deliveroo，尽管这两家目前运费减免较少，但其配送员专职电单车“骑士”比例较高，一定程度上让配送时效和服务质量更有保障。

这也引发我们开展另一层深思：平台烧钱快速抓住流量获得市场份额之后该怎么办？或许，在建立市场份额的护城河后，平台面临的下一个发展重点可能要转移到如何改善服务质量，并稳定供求双方预期。

每一轮的技术变革期，都会导致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动荡。人工智能的发展本应实现新技能、新工种的就业潜能。平台经济以高科技算法运营的同时，却进一步促进了“配送员”这类体能类工种的扩张。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缓和了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摩擦。但这一“矫正”和缓冲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限度与短板。

一方面，随着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愈发迈入老龄化时代，受到技术冲击，但并不是“数字原生民”的中老年会占据潜在劳动力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一群体未必具有“配送员“所需的体能与操用数字平台软件的熟练。

另一方面，即便是较为年轻的“配送员”也很难从这份紧张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中积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适应、开发愈发“智能型”的经济中提供的上升机会。从事配送职业确实可以锻炼如应急管理、路线协调和沟通能力在内的一些通用技能。

但这些技能包如何为快递员们离开这个行业之后的职业选择铺垫道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这方面，曾经一度流行，但如今已“下放”到职业培训教育的酒店管理专业或可作为类比。酒店管理业曾经享受白领专业工作的光环，但在经历三年的专业技能训练后，如今的新毕业生往往要面对自己的起步工作大多是餐饮侍应和铺床的行业现实。

家长们已经对酒店管理专业产生了集中的怀疑态度，他们更是未必能够接受自己的下一代职业前景局限于送外卖等几份工作。从中远期来看，依托于算法平台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还面临另一重根本威胁。

算法与机器人技术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完善，就意味着自动化经济体系将从电子世界蔓延到物理世界。自动驾驶系统（无人机与自动驾驶汽车）将会大量取代目前的人工配送劳动，如同自助订单和支付大量替代服务员和收银员那样。

那样。换言之，配送员这一类“数字平台经济的衍生类就业”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在缺乏明确的上升的通道和资本累积的前提下，它们就宛如附生在城市化大厦上的气根生物群。

说到底，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整个社会如何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就业结构的深刻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24年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中建议，“发达经济体应优先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和整合，同时制定健全的监管框架。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重点则应该是通过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具备数字化技能的劳动力来奠定坚实的发展与转型基础。”这需要从政府到企业需要协同出力，应对挑战。一方面，公共部门需要有所作为。和香港同样是亚洲华语发达经济体的新加坡，也在年度预算中进一步加大居民未来技能培训方面的投入，并结合税收政策，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和数码经济创新，也雇佣更多通过未来技能培训的人员。

另一方面，平台厂商在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也要肩负起社会企业责任，在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明确质量保障和平台配送员的培训与安全规范。在香港市场赢得了巨大声誉和体量、冲向国际市场的顺丰快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的发展战略重心不仅在于日益完善订单配送系统，也包括尽力培养高技能水平的快递员以实现服务质量升级。以美团为代表新一批中国出海巨头，能否在算法与伦理、灵活与专业、质量与速度中取得稳定的平衡，将会是它们能否“一飞冲天”，开拓新天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