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多了金句容易变成罐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eLens（ID：we-lens），作者：Lens，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你对网络上的言论表达略有关注，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大部分人说话越来越“简单一致”了。

似乎有点道理就叫“金句”，以爱国名义群起攻之就变“出征”，谈恋爱不欢而散也常会被叫“渣男/渣女”，扔出些“不中听”的观点就变“带路公知”，多谈论几本书几个乐队就是“文艺青年”。

一些本来需要仔细琢磨和分辨的场景，在“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粗浅概括下，不仅变得令人疲惫或污名化，也失掉了它的最初含义和表达该有的分寸。

近日和一位出版界的朋友闲谈，她坦率地表达了对当下网络语言环境的担忧。首先就是“金句”这个词。

“金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造得很合时宜。在碎片化的时代里，大家对‘金句’的需求激增。好书被肢解，任由扭曲，刚好够各种营销号写出一些‘假养料’，给到读者短暂的快感，慢慢就让人失去阅读长篇和看懂别人讲话的能力。”

这种只言片语的“聪明话”看多了，很难感受到好文字的骨血和脉搏。

但只要说得够多，“金句”就成了大家会脱口而出的概念。

还有“渣男”这个词，虽然常常听到，但它本身的概念界定却特别模糊。

他们的主要特质是情浅言深还是始乱终弃？是已婚已恋男明星和女性朋友共用吸管，还是家暴行为、屡次劈腿，甚至性侵？没个定论。

好像这些案例都可能被称为“渣男”，连有些男生加班没秒回、回家不洗碗，也要被骂“渣男”。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含糊的概括和不分场合的滥用，其实是应该谨慎一些的，因为滥用往往会造成词义的不合理扩大（有时会是缩小）。

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即便这个人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事情的严重性也会因为蒙着两性薄纱的“渣”而被迫模糊掉焦点，严肃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变得“私密化”。

还有一些复杂的感情，又会被这些标签简单粗暴地遮盖了，浪费了我们去扩展自己理解的机会：很多时候，人都有可怜的、困扰的一面，包括我们自己。

至于“带节奏”“屁股歪”“双标狗”，或者是“种草”“拔草”“吃土”这种词就更不用说，这两年铺天盖地地出现，如果听多了用多了，于人的心智也是一种损耗。

出现这样的现象，说到底其实还是一种简单化的“贴标签”，是思维上的懒惰。

说起来，“贴标签”是难以避免的正常行为，它帮助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删繁就简，节省大脑能量。但如果过于习惯这样做，时间久了大脑大概就要钝化了。

面对层出不穷的复杂事物，思维要是变得单一，世界就会变得“非黑即白”，所有事情都可能在以秒计数的时间里被“盖棺定论”。

这种思想层面的“盖章”，反过来也会围剿我们的生活。

当人掉进热衷盖章定性的“回声筒”里，就会喜欢拿着放大镜审视周遭，试图用自己立下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一切。

这种审视出现的范围可以非常广，它可能包括现实生活，也有可能是虚拟的文艺作品。

在我们平常的话语里，常常能听到对身边事诸如“三观尽毁”“人设崩塌”这样的评价词。

这个“三观尽毁”说得颇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但本质不过是“跟自己的三观不同”罢了，“人设崩塌”听起来很灾难，但其实不过是简单思维对活生生个体的“完美假象”的扭曲渴求。

这样看来，12年前周慧敏关于倪震出轨的声明（因字数限制截取部分），几乎可以算得上“诠释复杂性”的典范：

我与倪震识于微时，一起共渡过不能尽算的高低起落，早已磨合了一套我们之间的相处艺术。一个人的问题，两个人去修正；一个人的挫败，两个人去承担。我俩是一个团队的，没分高低，输赢也是一体 。某程度上，周慧敏早已是一位不同面貌的倪震。任谁一方受到伤害，另一方都愿抵御百倍的痛。一起走过将近二十个年头，绝对不是在一般人的准则下相爱，但外人却总爱把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去评价、批判属于我俩之间的爱情。

香港这片是非地，无风三尺浪，暗箭来自四方八面，行差踏错一步就如掉进斗兽场。当中我们需要的信心，包容，付出是一般情侣无法体会的。显微镜下看世界，任谁都难合格。

多谢各位。

“原谅与否”，这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自与旁观者无关，这时候要是充满“立场感”地“站队”“表态”，反而挤占理性思考的空间。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现实世界似乎是不够，于是这样的围剿延伸到了对文学作品的解读，甚至看教科书的眼光审视文艺作品，只可惜文艺作品从来就没有许下“正能量满满”的承诺。

《花样年华》作为屡屡登上电影评选前列的种子选手，其实讲的是一对双双被伴侣出轨的男女，合计对策，却也爱上彼此的故事。 

片中男女主角出轨、吸烟一样不缺，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魅力。

《英国病人》曾经被英国布克奖（Booker Prize）评为“最伟大的小说”，但却在豆瓣上见到不少这样的评价。

我并不反对时刻想要看到“光明伟岸”的初衷，但是“不得见光”的东西，至少也得有存放之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给平淡生活一个出口，也要坦然反抗“美化现实”与“虚伪粉饰”。

如果一味地只给傻白甜的糖，捂住眼睛和耳朵，日后便再难打开那扇代表着创造里甚至是人生真相的天窗。

如果道德的枷锁时刻束缚着文学艺术，那艺术史上估计就得多不少的行尸走肉。

至于“教坏未成年”的论调，可以用心理研究学家布鲁诺·贝特莱姆的话来回答：

“这些对人造成‘冲击’的内容，有助于宣泄孩子的可怕冲动，让他们以极低的成本，提前进行一场社会演习。”

人性的灰色地带，即便多么反对，也至少应该允许它呈现形式上的存在。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英国社会形势动荡，有些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不讲逻辑，甚至是反对逻辑反智的趋势。

哲学教授斯泰宾（Lizzie Susan Stebbing）写了《有效思维》一书，提到人们在思考时常会遇到内在与外在的干扰。

在公共的群众语言（mass language）里的空话、套话和陈词滥调被斯泰宾称为“罐头语言”，它在政治和商业场景中也经常会出现。

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人们从现成语言中找到方便的解答，就会感觉到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思虑之苦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慢慢就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斯泰宾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但是文字的力量终究是强大的，当我们重复使用简单化的词语，就是大脑放弃思考、慢慢投降的过程。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能像今天一样自由地交流，没有哪个时代的信息能像今天一样快速传播。但同时，也没有哪个时代的语言，像今天一样被滥用、被轻慢、被不加思考地复制。

当然，语言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交流工具，使用这种“简单化的字眼”并非罪恶。

但是，如果你每用一次这样的字眼，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对这个事物我没有能力认知其复杂与多样性，所以用这种方式”，每多用一次，就是助长公共话语和个人逻辑在智识上的堕落。

正如斯宾泰所言：“只有那些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出的结论，并且认识到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一致的人，才能够容忍别人。容忍并不是冷漠，更不是无知。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

否则，一个处于眼罩下的心灵，永远不可能自由。

主要参考资料：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10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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