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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爱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疫情未散的2020年,招商工作成为压在各级政府官员心头的一块巨石——一边是疫情防控的坚决命令,另一边则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
“钛禾智库”近日在国家有关部委指导下,连线国内20余个省、市、区的招商和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对疫情期间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情况进行了一轮集中调研。
这20余个调研样本,范围涉及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主要针对科技、工业等实体产业领域的招商引资工作进行情况摸底。
与“清出去”的行政干预相比,“请进来”的招商工作,是政府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过程中更趋向市场化的手段。尤其在全国一盘棋、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当下,保住招商工作,就是保住生产和创新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的窗口。
“再难也要保招商”
疫情阴霾下,“云招商”成为各地招商对接的主流模式。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以往大量“走马观花”的接待工作被过滤掉,企业与政府的沟通会更有的放矢。但困难在于,由于远程互动方式单一,相互信任更难建立。
一位中部城市工业园区的招商负责人告诉“钛禾智库”,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园区招商部门几乎调动了所有脑细胞——例如在抖音等平台滚动宣传,将会议室变成“直播间”,书记亲自上阵担当“主播”,但是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另一位招商人员赵峰也坦言:
“虽然不用再应付各种接待,但实际上每天工作量更大了,压力也更大。”
这种压力的根源,并不在疫情给人们出行和面对面沟通带来的时空阻碍和心理阴影,而在于宏观产业大面积收缩状态下,企业扩张更为谨慎,优质标的争夺竞争更为激烈。
赵峰还说,以前招商几乎不需要主动出击,都是等待企业上门,安排接待工作即可。现在情况则完全不一样,需要每天从企业数据库中挑选合适标的,像推销员一样主动打电话询问:
“遇到一些看上去符合度较高的企业,拜访之前还得先仔细做功课,务求精确命中。”
线下大规模的招商活动基本暂停,出差面谈也障碍重重,各地大多只能通过远程沟通或者小规模碰头会形式,力求对接的精准和高效率。
上海奉贤某镇的“云招商”直播
赵峰认为,这几年政府在招商活动中的支出越来越精打细算——以前动辄花费几百上千万搞大型活动,现在越来越小心翼翼,对活动方案需要反复评估推敲。尤其疫情给大型展会活动按下了暂停键,更让内部人员注重政企之间的对接质量。
“沟通难度的增加,让我们更注重每次对接的实际效果。”
站到全局视角来看,招商局作为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对话最多的一个枢纽单位,又是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驱动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通路。
经此一“疫”,很多企业实力萎缩,布局力度也必然放缓。在增量缩水的背景下,招商工作的全局价值在于通过市场调节之手,结合地方发展需要,达到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目的。
对于谋求发展的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手段。在其它刺激手段见效甚慢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措施比招来优质企业能让GDP增长更为直接。三月初,一位东部城市开发区书记在向市委汇报时立下军令状:
“再难也要保招商!”
弥合的区域裂痕
疫情后的招商工作,就像一张扑克牌的AB两面,大同小异的方式创新背后,是各地打出的差异化牌面。
山西晋城人李化,原本在北京从事科技金服工作。由于疫情打乱了返京的计划,李化在本地拓展业务的同时,顺便帮助老家政府当起了义务招商员。早在1994年,同为晋城老乡的郭台铭就在这里投资建立富士康精密模具人才培训中心,1999年开办实习工厂,与当地技校合作培养模具加工技术工人。
如今富士康的晋城工业园,已成为晋城对外招商宣传的一张名片。在李化的介绍中,富士康扎根当地二十多年来最大贡献,是培养了数十万计的光学镜头模块、精密模治具、光通讯产品加工技能的技术工人。
有了这些技术工人兜底,如今这座面积不大,也没有口岸的中原城市,雄心勃勃提出了要打造“世界光谷”的计划。
与山西晋城情况类似,只有118万常住人口的江西小城新余,也在招商推介中着重突出自己的技术工人资源优势。2019年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推介会时,新余市招商中心副主任罗建明自豪介绍:
“新余市的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十分发达,每年拥有中高职在校学生10万人左右。”
现代学徒制已成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重要战略
当快速铺开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正在成为中国城市标配,大幅度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时,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技术工人、便宜的土地和租金,正在成为一些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吸引实体企业入驻的新招牌。
疫情之后,各地政府负债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沿海城市的补贴门槛将会进一步提高,“拼优惠”的招商时代正在逐步成为过去式。
这就意味着,以前为了丰厚补贴而纷纷涌向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在选择落脚城市时也会更加理性。
对于全局来说这并非坏事。以往科技和制造类企业的习惯性操作是——将工厂设在内地,在沿海城市只是设立名义总部或研发中心,以此方式获取政府补贴。而补贴退坡或门槛提升,将会让这种身穿“两层皮”的操作方式进一步失去市场,让实体企业的税收回流内地。
相对于虹吸了大量高端技术和金融人才的沿海大城市,中西部的内陆城市如今正在迎来承接产业转移的新一轮大机遇。
一个颇为显眼的数据是,2019年全国GDP增速排名中,安徽省名义增速达到23.69%,总体增量7107亿人民币,甚至超过第二大经济省份江苏省。其中第二产业贡献接近一半增量。
这个一度被贴上“穷省”标签的东部人口大省,近年来通过加快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承接了江浙沪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在承接的同时,通过招商局这张“过滤网”,让落后或污染型的企业自然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