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脸，清晰的中国。读《江城》，"贫穷、烂路、慢船"

对我来说，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 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不尽如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 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 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经营餐馆的朋友，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 “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和菜头：看不见的面孔---《江城》读后

文/和菜头 

文/李雪顺 《江城》译者

《江城》中，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见证。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他们走过的街道，生活过的校园，交往的学生，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何伟原本以为，普通人很难拍，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就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情，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好奇”，一种政治敏感性的“好奇”。在拍摄的间隙，一个自称“市民”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呵斥他“禁止拍摄”，“这是违法的”。 

这次冲突发生的缘由不是因为这位“市民”的敏感性，把他们误读为记者，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暴民也好，乌合之众也好，一旦成为了某种隐秘权力的诱因，很容易陷入失控的边缘。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暴民的围观时的一个印象，“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还有他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的经验：“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莫过于此。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极力融入当地的生活语境，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当地人，说着蹩脚的中文，吃着抄手，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奔跑在崎岖湿漉漉的山道上。但最终的真相还是“我们依然是外国人”。 

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两年之后的1998年的冬天，当他回到美国的家中，花了四个月时间，从远方观望和书写这个城市的时候，一切的记忆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长江上的点点星光，小城噪杂的声音，污浊的空气，挑着扁担的棒棒大军，围观他们的群众，都变成了一幅幅画面。 

这个城市最初留给他的印象如此丑陋：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 

他在涪陵师专教授莎士比亚和文学，不得不与陈旧的观念做迂回的斗争，用文学的诗意调动学生的心灵去感受文学的美好，而不是政治的套路，整齐划一的僵化思维。他开始意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这是隐晦的说教，迂回的批评，善意的提醒。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颇受中国读者的追捧。我们的好奇不免集中在：他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又为何对他笔下的中国产生兴趣？《江城》里的涪陵是中国城镇生活的一个真实缩影。何伟在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慕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而是因为距离——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 

以何伟在涪陵时对“个人”这种观念的观察为例。他说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在涪陵的人们，他们自我的意识都是格局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 

也正是这种对外在价值的投射定位，使我们很少能做到独立思考。出现问题时，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积极应对，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权衡利弊，反而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时机。我们习惯于集体和社会这样的宏大概念，反而忽略自我价值的清晰定位。这个国家对牺牲精神的过度阐释和宣传，对志愿者精神的误读背后，都是这种“个人”概念的歪曲所致。 

何伟在《江城》中还提到了这种异质经验的例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中文随着教学的深入，已经能与学生们正常交流的。随着他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他发现每当有敏感话题时，他们就习惯用中文。这让他十分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他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终于，他意识到，他们在敏感话题上说中文其实源于一种恐惧，这种惧意来自长期压抑的生活语境，政治审查，思想洗脑：“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 

何伟通过《江城》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不是缘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觉醒的个体与模糊的群体像之间日益分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