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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二说(ID:chongershuo),作者:二说,题图:视觉中国
人类每次危机都是拼智商的时候,稍不留神,脑袋就变垃圾桶。
做科普的最尴尬,真话没人听,带节奏的又管不了。
2017年腾讯较真就发布过《谣言易感人群研究报告》,锁定两个受害群体:
1、缺乏理性思维训练(教育程度低);
2、大脑功能不健全或退化(老人和孩子);
听着有道理,但就是个悖论!
人家都大脑退化了,当然只信谣、不讲理,你较真有毛用?
这次疫情期间,各大网络平台每天生产数以千计的科普文章,很认真,很努力,有用吗?
难说。
基本画风是专业人士战战兢兢的科普,小心翼翼的排雷,一翻评论区,还是大家来找茬。
谣言背后是立场,立场背后是情绪,情绪背后是人性,哪一样都与事实无关。
纯粹的假消息反而毫无杀伤力。
2016年1月5日澎湃发文“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发生6.9级地震”,13分钟即告辟谣,传谣都来不及编一条吓人的朋友圈。
2008年8月27日16时27分,彭博社把早已备好的乔布斯讣告错发到网上,让苹果老板提前获知了自己的一生功过,也是秒删秒道歉。
这次的新冠疫情,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确诊,人还躺在圣托马斯医院的ICU,如何看待他因疫情去世的话题就火了,好在很快404。
约翰逊同学太能折腾了
互联网的澄清机制对付事实性错误足够了,再不会有1938年万圣节前夜的“火星人入侵”事件,吓得120万人离家出逃。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此清晰可辨。
我们认同某个论断、某项数据、某种观点,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客观真实,而是因为符合我们的固有认知,是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的。
越有争议的内容越是直奔主题,简单的断言永远比小心的求证更有说服力。
郑教授:英语浪费了太多宝贵时间。
俞校长:有机会赶紧留学,首选美英。
你听谁的都可以,千万别较真。
今天这个时代,随便一条信息都在有意无意的埋雷。
这事新闻专业主义解决不了。
新闻记者的老祖宗沃尔特·李普曼有个观点:
“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激起读者的感情,……必须在新闻中找到一个熟悉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由固定成见(stereotype)提供的。”
他对新闻披露真相的能力也很悲观:
“新闻的作用只是突出事件,真相的作用是揭示隐藏的事实,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可辩认、可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
基本上流量越下沉,距李普曼期待的社会状况越遥远。
因为看懂新闻需要拼智商,拼知识储备,拼判断能力,甩个观点却容易的像随地大小便。
比如这个。
“瑞典性侵多于印度。”
多数人对这条消息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谣言。
但如果告诉你这是事实,又会激发质疑。
瑞典人口一千万,印度十三亿,怎么可能呢?印度的发案数确实高过瑞典,但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万分之六,印度是万分之0.2,真的是瑞典高。
这会引发另一个猜测,此事一定与2010年的难民潮有关。
又错了,1996年瑞典的发案数就是欧洲均值的35倍,难民并不是突然的变量,只是加剧了已有的趋势。
好吧,你放弃争论,躺平接受事实了,然而还是错了。
因为瑞典和印度对此类案件的界定有很大差异,如果按瑞典的标准,真的还是印度多。
之前很多人转过“抄底空姐”的朋友圈,对不起,按人家的标准,您也犯事儿了。
我们再看另一条消息。
“南北战争前,美国黑奴人均年消费肉类79.8kg,营养水平超白人。”
大多数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胡扯,自媒体就爱瞎编。
错了,这个数据源于芝加哥大学教授Robert William Fogel的研究成果。
第二反应,作者肯定是白右,同情南方奴隶主。
又错了,这位教授的妻子就是黑人,他本人没有种族倾向。
你说人家种族歧视?
那一定是翻案党了,好为惊人之语,学术界的野鸡网红。
还是错了,这位教授治学严谨,他发展了1958年Conrad和Meyer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此还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Fogel的研究属于“计量史学”的范畴,说白了就是会计查账,从原始凭证里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一种考据方式而已,反驳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更深入的研究,而不是扣一顶大帽子。
最简单的事实往往玩出最多的花样。基本上,只要你不披露事实背后的复杂关联、背景和意义,就能给任何立场的人输送炮弹。
BBC的Evan Davis说,“我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谎言的情况下完成许多有效的欺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喜欢并纵容谎言控制我们的生活。
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钻石。
1888年英国人塞西尔·罗德斯成立De Beers公司,控制了全球大部分钻石产能,但怎么用这些闪亮的小石头赚钱呢?
1938年De Beers找到了纽约艾耶父子(N.W.Ayer&Son)广告公司,研究如何把这些毫无实用性的石头卖给普通人,而且还要卖的很贵。
结果是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钻石被包装成情比金坚的信物,让无数爱侣心甘情愿的埋单,即便他们分手了,多数人也不愿意卖掉曾经的感情寄托。
这让De Beers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牛X的商业模式。
1、消费者永远自觉自愿购买你最贵的产品;
2、市场永远保持着充分的增量,完全不受存量的影响;
多好的生意啊!
当年我也给媳妇买下了力所能及的钻戒,我会不会一本正经的向她科普这个营销骗局?当然不会,傻子才这么干。
这就像魔术,你只能配合表演,不能拆穿戏法。
很多人觉得数据不说谎,其实数据最骗人。
很多公司对此都特别精通,比如尊敬的苹果公司。
我们都知道2013年的苹果正走麦城,iPhone优势被友商蚕食,新款的iPhone 5S和 5C创新不足,只能拣起诺基亚玩剩的换壳术,首款大屏手机iPhone6 plus要到2014年9月才会露面,如何度过这个至暗时刻?库克有办法。
在9月10日加州总部的发布会上,苹果通常要晒成绩,难题是Q1的iPhone销量为4478万部,Q2是3700万部,如何处理?
库克选择使用累销而不是季销或年销数据,就是下面这张图表,把6年跨度塞进X轴,这样用一阶导数反映的曲线斜率就有欺骗性了,单个季度的下跌被整体销量的增长所淹没。
只有极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图表中2013年那个最后的节点,曲线上升坡度突然放缓的微妙变化,但也难以洞察其准确意义。
库克同志就这样玩弄了我们的智商。
所以,数据不撒谎的前提是完整、充分、及时的掌握原始数据,以及了解数据在特定环境下的准确含义,可惜的是,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倾向于不给你这个机会。
这个困境李普曼称之为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
简而言之,大多数人感知真相的能力退化了,企业、媒体和KOL都只能按照自身定位,输出受众能够认知并接受的内容,大家串谋了一个生态,然后又被这个生态所圈养。
李普曼的“固定成见“,今天叫算法。
互联网推动了信息平权?还是助长了虚假信息?这事一直有争议。
牛津路透研究院的报告不乐观,因为媒体的公信力一直在下降。上个世纪美国人对纸媒的信任度高达79%,互联网增加了信息源,降低了可信度,2017年是51%,2018年是44%,去年只有42%。
脸书和谷歌对此态度微妙。
早前,脸书有一个18人的“热门话题”(Trending Topic)团队,按照公司制定的28页编辑指南展开工作,流程很像传统媒体,但被质疑有误导倾向,于是2016年脸书裁掉了这个团队,代之以算法工程师,结果美国大选期间闹出不少乌龙,弄得里外不是人。
被逼到死角的小扎发动反击,去年2月他重返母校哈佛大学祭出了那个著名的金句:脸书不应该是“真理的仲裁者”,进一步深化了他在2018年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的主张。
按他的逻辑,信息就是信息,无所谓好坏,也无所谓对错,这话真是意味深长了。
这也变相宣告脸书从2016年与Factcheck.org等核实组织合作的立场上谨慎后撤,回到了1947年哈钦斯报告的“社会责任”理论。
比小扎更老练的是谷歌。
2015年老牌纸媒在网络冲击下奄奄一息,谷歌没有痛打落水狗,相反推出了一项名为DNI(Digital News Initiative)的计划,提供1.69亿美元赞助愿意数字化的传统媒体,在已披露的数百个项目中,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深度调查报道。
但谷歌还有一笔钱给到了一个英国非盈利组织Full Fact,后者被赋予了一个新角色,即支持谷歌的fact check(事实审查)功能,并科普对应的纠错信息。
Full Fact干的不错,最近有人借着新冠疫情胡扯5G是致病因素,出现焚烧5G基站的事件,该组织是主要辟谣者,他们的解释挺专业:5G数据与其他移动数据一样是通过无线电波传输,且这些无线电波不会电离,所以不可能破坏细胞内的DNA。
但你换个角度来想。
在小扎允许所有人自定义真理的时候,谷歌选择用一个tag托管所有人的判断力,到底哪个是互联网的进化方向?
人类过去一直是权威和精英引领大众塑造共识,但互联网用20年瓦解了传统媒体200年构建的中心化语境。
对于听不懂专业术语,看不懂复杂图表的普罗大众,以及期待改变却不知如何改变的沉默大多数,流量崛起为决定性力量。
专家科普、文青煽情都不过加剧了情绪对立,由粉丝供养的网红可以随时对撼专家的威权。
比如最近的早餐之争。
钟南山认为“奶豆蛋蔬果”最好,张文宏建议不要喝粥,都是从健康出发的专业意见,但他们还是被攻击了。
都是非对称的隔空喊话:
你谈知识,我讲态度,居高临下的俯视不行;
你讲科学,我谈文化,“崇洋媚外”不行;
流量让每个点击背后的用户都成了平权的“人民陪审员”。
现在媒体还能组织起对600万大V的反击,但如果他的粉丝是1000万呢?是1亿呢?又或者还有更多大V支持呢?
公众情绪善于把开放议题变成巨大的集体口香糖,在咀嚼到失去味道或出现另一块口香糖之前,不会停止。
真相是,总有一部分孩子选择喝粥,这是无法避免的。
美国学者Paul Lazarsfeld在1923年《人民的选择》一书中就发现了这个事实:你不必说服所有人,只要说服某些关键个体,就足以影响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群体。
客观的说,媒体一直致力于让我们更“容易”的获取信息。
纸媒时代,李普曼的“固定成见”替代了公众思考;
互联网时代,谷歌托管了判断力,不必为真相操心;
社交媒体时代,小扎“不做裁判者”提供了充分的宽容;
直播视频时代,万物皆信息,生活即娱乐;
我们被周到的照顾着,享受着投其所好的安逸。
你是钉子,信息就是锤子,让你始而痛苦、继而舒服的嵌入某个位置,再也动弹不得。
所以,
坚持喝粥的人,会受到民族自豪感的激励;
喜欢垃圾食品的人,从巴菲特每天5罐可乐,每周3次炸鸡的故事中获得鼓舞;
不想学英语的人,自有教授出来帮腔;
“3分钟看电影”之类的东西为什么受欢迎?
就在于只看爽点,忽略过程。
现实正好相反,个体命运虚化在背景中,反正也没人关心:
那个每天喝粥,钟爱垃圾食品,笃信双黄连,不想为英语浪费时间的家伙,最后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