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对东亚母女，都需要一场共同旅行

华裔作家欧健梅的小说《冷到下雪》，书名来自这样一个情节：去日本之前，母亲问女儿，“那里的冬天会冷到下雪吗？”这是书中这对母女第一次结伴旅行，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欧健梅以细致的笔触，写尽东亚母女间的亲密与疏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赵皖西，编辑：谭山山，头图来自：《孤味》剧照

秋分已过，暑热消退，寒冬未至，正是出游的好时候。

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健梅的小说《冷到下雪》，讲述的就是一个发生在秋天的旅行故事。在10月的台风雨季，一对母女分别离开各自生活的国家，约定在东京见面。她们漫步于街道、公园、美术馆、画廊、咖啡厅，一起欣赏当代艺术，也聊天气、星座、服饰，乃至各自的家庭和记忆。这趟旅行依照计划进行，没有什么意外，而母女之间的关系总是彬彬有礼、若即若离，如同隔着一层迷雾。

书中的母亲，在中国香港长大，在两个女儿出生之前移民。如今，母女俩住在不同城市，在此之前，二人从未结伴出行过。

《冷到下雪》

［澳］欧健梅著，陆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群岛图书，2024-8

《冷到下雪》以纤细的笔触，写出了隐忍、含蓄、疏离的母女关系。2020年，这部小说从15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由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家出版社联合设立的首届“小说奖”（The Novel Prize）；2023年，它获得维多利亚州文学奖和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并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

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颁奖词写道：“欧健梅的写作有一种宁静感，一种从静默与思考中涌现的精妙表达。这预示着澳大利亚文学的新方向，结构精致，流畅而广阔，就像所有杰出的写作一样，没有边界。”

欧健梅出生于移民家庭，她的外祖父从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母亲则从马来西亚移民到澳大利亚，如今，她居住在墨尔本。移民背景赋予她独特的创造力与复杂性，同时，过去十多年间世界的开放，让她有机会阅读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包括移民文学，她逐渐找到了书写自己生活的可能性。

《冷到下雪》是欧健梅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与前作一样，她将关注点放在母女关系上。如何调和母女之间那种原始的、近乎心灵感应的亲密关系，是她一直希望探索的内容。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欧健梅时隔20年第二次来到中国。在活动中，她经常被读者提问，书中的故事是否源自她的现实经历，这是她在欧洲时很少遇见的情况。结束中国之行后，她接受了我们的书面采访，聊了聊她对母女关系的理解，世界文学和移民背景对她文学作品的影响，等等。

“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新周刊》：你曾坦言，你的写作风格受到“自白写作”（confessional writing）传统的影响，这种文风与人称的自主选择是如何形成的？你如何构建第一人称的“我”，即文中的女儿，包括她的经历、生活近况、性格、语气等等？

欧健梅：很难确切地说一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但我会带着一定的敏感性和目的，再次回归阅读。换句话说，也许当你遇到什么东西，并意识到它在对你说话，你就会知道，如何以一种不局限于模仿，而出于更多意味的方式去使用它。

关于“自白写作”，我喜欢像安妮·塞克斯顿、玛丽·豪威特这样的诗人，也喜欢像安妮·埃尔诺、爱德华·路易这样的法国作家。在我承继的文化背景里，个人想法或羞耻感都不允许袒露，但我仍然在这些作品中读到了引人注目且激进的东西。我还读了很多所谓“自传小说”——包括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系列、蕾切尔·卡斯克的《边界》等，我同样被这些诚实的声音所吸引。

《我的奋斗：终曲》

［挪威］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著，李树波译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2-9

与此同时，我也在阅读19、20世纪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比如夏目漱石、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他们以一种非常间接、模棱两可的方式写作。每一个充满礼仪感的场景——比如家人的寒暄、准备餐食等，都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和历史，但读者必须足够敏感，才能有所体会。

女儿的声音，可能是基于移民经历的背景，由以上两种风格结合而成。我正在尝试写的，是一些既有意识又不确定、既知情又有所隐瞒的东西，也是在写一部更多基于意识的小说。女儿所说的或者没说出口的一切，她回忆起的每一段记忆，都是为了形成或慢慢揭示她的想法。

《新周刊》：你在书里说，将这场母女同游的目的地选在日本，是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去日本旅行会让我俩都变成‘外国人’，占据平等地位，获得同等待遇”。为什么这对女儿来说是重要的？女儿有没有预设这次旅行的目的？

欧健梅：我认为，女儿想了解她的母亲，某种程度上，她想从母亲那里得到忏悔。但在旅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母亲都躲着她。我觉得，她也想给母亲某种补偿——一种她认为正确或错误的生活，让母亲重获自由。这与她们之间建立联系的渴望联系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母亲的牺牲，女儿被赋予了母亲无法获得的生活。她接受了大学教育，并由此发现了艺术和文学的世界，一个与她内心深处某些东西相关的世界。她去旅行的部分原因是，她想看看能否给母亲带来同样的体验，所以她带母亲去画廊，并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她们之间的共同点。

我想，她带母亲来日本，是因为她了解日本、热爱日本，因此希望母亲有同样的感觉。但她可能过于强势，母亲想要的、需要的是其他东西。

《新周刊》：女儿想和母亲平等相处，但在这趟旅程中，女儿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她做了攻略，母亲对此几乎没有要求；母女之间一直在用女儿的母语——英语——进行交流。你如何看待母女之间这种权力关系的转换？与传统东亚家庭相比，移民后代一直处于地域、语言、文化的转换之中。

欧健梅：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代表所有移民后代，因为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且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同化和传统的力量做出反应。

但要问有什么能丰富这种经历，我认为碎片化或多重自我的概念，可能是源泉所在。也许在过去，这被视为一件消极的事情，但这种在多地之间拉扯、挣扎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创造力和复杂性。保持多种视角、多种理解，是一种技能。我觉得，移民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股力量。

此外，我认为移民家庭中的孩子会变得对环境非常敏感，并据此改变自己。虽然这可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我有时会想，这是不是作家思维的开端——渴望知道事情为何或如何发生，想跟随历史线索回到过去并试图理解一切。我知道，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父母是孩子的宿命”

《新周刊》：你的第一部小说写的也是一个关于母女关系的故事。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认为，“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最能犀利看透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儿”。《冷到下雪》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父母是孩子的宿命，不仅体现在命运的大悲剧中，也在更细小却依然有影响力的其他方面。”在你看来，母女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欧健梅：我认为上野千鹤子这句话很有力量，因为它既表达了母女关系中存在的疏离，也表达了母女关系的亲密。两者通常同时存在，或者接连出现。

在《冷到下雪》中，我想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母女关系在亲密和疏离之外的另一种结果。那就是，家庭之间存在差异是常见的——就像不同的人在个性、语言、阶级、教育、出生国、抱负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我想探询的是，在移民的背景下，当所有这些差异都集中于一种关系之中，会发生什么？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母女之间存在着原始的、近乎心灵感应的亲密关系，那如何调和这一点？

《新周刊》：能否想象一下，假如这趟日本之行由母亲来回忆，她的版本会是什么样的？她对旅程的期待如何？她又会如何策划这趟旅程？她眼中的女儿会是什么形象？甚至于，她会在旅程快结束时以什么方式暂时离开女儿？

欧健梅：我很难对此进行深入的想象，因为这本书的部分驱动力是母亲的神秘。然而，结尾处有一句话，母亲说她很高兴能和女儿在一起，这就是她这次旅行想要的。我认为这提供了一些关于她心理的线索——对她来说，重要的是她们一起度过的时间。

我想，她应该会对女儿内心的躁动有一些感知，但她不一定总是知道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她会对此感到困惑。最后，我想她俩都知道，这将是她们最后一次结伴旅行。这也许就是母亲珍惜这段时间而女儿在旅途中如此绝望的原因。

“写作就像生活一样，需要忍受不适和犹豫”

《新周刊》：《冷到下雪》是你在第一部小说出版10年后创作的。你说过，对第一部小说不满意，为什么？在那10年里，你经历了什么？在文学上做了哪些努力？

欧健梅：我的第一部小说诞生于我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期，那时我还比较年轻，二十出头。虽然我找到了自己写作风格的一部分，但还没有找到全部。在那个年纪，有时很难找到自己的语言，很难找到能帮助你定位的作品——尤其是你没有任何文学背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那部小说，也不是说我后悔写下它，而是当我写完它时，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过去10年，是尝试的10年，也是阅读的10年。大约在同一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界的开放，我能够发现以前从未接触的作者：通过译本认识的作者，来自亚洲、欧洲的作者。即使他们叙述的不一定是我的经历，但我在这些文本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它们对我有所启发，或者让我第一次考虑写下我所知道的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文学机构所宣扬的（应该怎么写）。对我来说，这是有价值的。

《新周刊》：书中没有提到女儿的父亲，却设置了舅舅这一角色。舅舅年少时错过一段爱情，因此终身未婚，断绝性缘。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家庭人物关系？

欧健梅：无论是舅舅的过去，还是姐姐的香港之行，我都想在叙事中心上添加另一层内容。关于这位舅舅的故事，我很想谈谈记忆的不可靠性，以此来提醒大家，我们都只是在讲述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对于日本之行，女儿有自己的看法，母亲则有另一种看法，谁又能说哪个版本更“正确”?

叙述者对自己关于舅舅生活细节的记忆很有把握——这是一个她听过很多次的故事。然而，当她询问母亲时，母亲声称这件事从未发生。同样，她姐姐说，这让她想起了她们小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我喜欢舅舅的故事中带有肥皂剧元素的部分，这几乎是一个悲剧的浪漫故事。有时我会想，作为移民后代，我们是否也从外部吸收了一些关于我们文化的陈词滥调。

《新周刊》：你在书中写道：“也许不去理解万事万物也没关系，只要去看见、去把握就行。”这是否也代表了一种你所理解及书写的移民文学的风格？

欧健梅：我不确定这是否代表某种移民文学风格，但也许它代表了一种对生命稍纵即逝的思考。这本小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没有明确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生活自然展开的方式。我们是重复和习惯的产物。虽然我们可以改变，但我们不一定能达到任何节点、任何结局。写作就像生活一样，需要忍受不适和犹豫。

“我尽量不为取悦别人而写作”

《新周刊》：书中的一些情节，比如女儿去天主教学校的讲师家里参加聚会、帮讲师看家，让人联想到《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莱农去老师家度假的章节；舅舅和女学生初恋未果的故事，又让人想到电影《过往人生》中男女主小时候分别的情节。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文学、移民作品，有哪些对你的写作影响比较大？

欧健梅：是的，我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也感激很多移民文学作品。尤其是V.S.奈保尔和牙买加·金凯德，他们以一种原始而忧郁的方式，与殖民主义、阶级、教育和流亡等遗留问题做斗争。我也喜欢钟芭·拉希莉和李翊云，她们用文学的实感来处理移民角色。如前所述，当你被隔绝时，你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自己。我提到的这些作家，还有其他作家，像垫脚石那样，给我提供了关于这个语言可能是什么的线索。

《新周刊》：女性作家似乎经常面临这样的外部质疑：一方面，她们写作的内容会被认为不够宏大；另一方面，她们又会被质疑，这些文字是否来源于她们的真实生活，仿佛她们缺乏自主构建文学气候的能力。你如何看待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生活的关系？你又如何面对这些来自外界的好奇和质疑？

欧健梅：我很好奇，为什么在中国我被这样问的时候，比在澳大利亚多。我怀疑澳大利亚人也很好奇，但出于礼貌，他们没有直接问。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大多数好的作品，无论你想把它放到什么体裁之下，都会从生活中汲取灵感。无论这是一种感觉、一个逼真的细节，还是一个别人告诉你的故事，它都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核心。

接下来的问题是，最初的感觉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被想象，（被改变、被想象）可以是大规模的，也可以是小规模的。但必须保留那种真实的感觉。或者换句话说，我会尝试通过写作营造一种情感的真实感。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改变细节，事物本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页面上转变，但源头通常必须与某种真实的东西联系起来——即使那种真实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感觉。

我明白，为什么这部小说会被问这个问题，因为某种程度上我在追求这一点：使用“自白”的口吻，而且，如前所述，我想表现真情实感。

关于好奇心，我想我会尽我所能回答；关于质疑，我尽量不去想太多。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尝试写作，是因为我想写作，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一种度过每一天的方式。我尽量不为取悦别人而写作，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参考资料：

[1]钱雪儿.专访｜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欧健梅：写作是找到一种“内在天气”.澎湃新闻.

[2]王鹏凯.“有毒的”亲子关系已成为一种刻板印象，但现实远更复杂.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