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究竟何去何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陆建国（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局长），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总第7期），原文标题：《陆建国：小问题与大逻辑，中国基础教育治理之思考》，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教育乃国之大计。基础教育，则是教育之基石，因其覆盖面广关联度高，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所在。2019 年 10 月，南京的减负风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启动雷霆减负后，由于落实层面不够规范，诸如突袭学校翻学生书包、查看有无试卷和课外辅导资料等操作，经舆论发酵后，引发全民热议。随后，相关上级部门及时介入纠偏，才慢慢化解掉这一波舆情。

舆论场上的风波虽已平息，但其背后的深层治理问题依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缺乏基本的文化与制度自信，有意无意，对中国的基础教育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与解构，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凡是能用来诟病教育的词语，诸如填鸭教育、刷题机器、高分低能、创新乏力，如是等等，几乎都被套到了基础教育头上，并且，这些观点经包装之后，又通过各种媒介渠道，灌输给公众。

众口铄金之下，中国基础教育俨然天生原罪，政策层面也缺乏定力，与之遥相呼应，予以各种限制约束。于此氛围之中，基础教育只能戴着镣铐起舞。

当然，也有学者与意见领袖，如复旦大学陆一教授、中国教育在线陈志文主编、知名 IP 宁南山等，对这一解构风潮进行着力所能及的反驳与对冲。然则，大变革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中国基础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当前遭遇的，诸如减负以及与之关联的一些问题，又该如何破解？本文试从几个具体问题入手，探求治理之道，一孔之见，权当抛砖引玉。

小学：是否可以统考？

2019 年，一所偏远的山区学校，四川广元范家小学，因其别具一格的教学实践与探索，被北大教授何帆誉为“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学校”（1），引发广泛关注。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很有教育情怀，他的一些教育思考也颇有见地，譬如关于学生成绩，他就有一个比较前卫的观点：80 分万岁。对错与否，笔者在此不做价值判断，相信在四川广元的教育生态中，他能被认同，就证明这一理念有其现实合理性。

不过，远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位校长，北京史家小学终身名誉校长卓立，则有着另一种看法。在《瞭望智库》的一次访谈中，对于“分数到底重不重要”这一问题，卓立校长认为，过分追求分数会影响孩子只看到枝节，而看不到全局。但是，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成绩，他则提倡：要考 100 分。

关于分数，张平原与卓立两位校长虽观点不一，可是，在他们的话语背后，却潜伏着一个普遍的教育现实，那就是：考试。

诚然，小学阶段的考试问题，在中国当下的教育语境里，是一个敏感话题，现行政策对此有着明确且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基本要求大致如下：一二年级每学期考试不得超过一次，其他年级不得超过两次，而且，严格限定为学校内部考试，不得进行区域性统考，不得公布排名。

客观来看，小学阶段主要是养成教育，重在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对考试次数进行一定限制，且不得公布成绩排名，是必要且合理的，因为这能避免孩子过早进入应试赛道。

当然，限制考试，不是否定考试。因为，考试作为对学业质量进行监测的有效手段，非常必要，这已是一种共识，一如 GDP 考核体系是对地方发展状况的有效评价。当下中国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并没有取消 GDP 考核，因为二者之间不是矛盾对立关系。

只不过衡量绿色 GDP需要的是更科学的指标体系、更合理的分值权重而已，而不是因噎废食。考试也是同样道理。

就考试而言，由于禁止地方进行区域性统考，学校自行组织的考试监测，效果存疑。试想，对于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果没有国家统计局等部委的统一监测，而是任由地方政府自行评价，那么，其结果的含金量与可信度，是否会大打折扣？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顾虑，教育部每年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质量，才会统一组织监测，一把尺子量到底，而不是交由各地自行组织。

不允许区域性统考，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主要是担心引发校际之间的竞争，怕这种竞争压力最终传导到学生身上，进而加大学生的学业负担。应该说，这一担忧初衷良好，且不无道理，可是，硬币的另一面是，由于没有严格的区域性统考，在部分学校少数老师身上，出现了期末考试简单出题、批改放水的现象，甚至有个别老师虚填分数。

因为，经过这样一番操作，成绩单拿回家后，学生不挨熊，家长很开心，老师自然也受待见，皆大欢喜。而且，小升初是直升，粉饰成绩也不用担心露出马脚。可是，其潜在隐患，就是导致考试机制的正反馈作用，系统性失真失灵。

没有区域性统考，一方面，如上所述，会造成地方教育部门不能准确掌握学生的真实学习质量，各个学校的短板弱项，自然也无从得知，培优补差优质均衡，又何从谈起？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考评尺度，每位老师的真实教学水平、工作状态，也就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奖优罚劣机制亦难以有效运行。

如是，老师干多干少一个样，教好教坏一个样，校际之间更是如此，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且助长加剧校外补课，教育风气会受到很大影响，教育生态也将遭到结构性破坏，贻害深远。

当然，大多数校长、老师囿于内心道德律，一般不会弄虚作假，但是，信任代替不了监督，没有良好的机制约束，单靠自律，任何行业任何人都可能异化蜕变。

其实，作为政策制定者，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在小学阶段，允许区域性统考，既有利于地方教育部门掌握真实情况，又有利于发现教师真实的教学能力，还能避免大锅饭，遏制消极懈怠，激发老师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义务教育更加优质均衡发展。

至于统考衍生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严格限定成绩公布范围、严禁排名等技术性手段予以避免。但是，如果因为统考有些许弊端，就一票否决，则有些因小失大。

高考：不可以宣传状元？

2019 年 6 月，笔者随团赴台湾地区做教育交流，特别留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每所高中校门口两侧，都有大幅套红状元榜。据了解，这份榜单基本一贴一年，到第二年高考结束，换上新一届名校生名单后，进入下一个宣传周期，年复一年。

笔者之所以特别留意这一现象，是因为在大陆，这属于严禁范畴。政策层面，态度明确 : 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这一规定，其实和小学不能统考一样，都是从减负这一原则性要求，引申出来的具体治理措施。

金榜题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古以来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喜事，北宋诗人汪洙在其《四喜》一诗中，更是将“金榜题名时”列为人生四喜之一，此后千年口口相传，民间约定俗成。当下，虽然高校扩招后，高考录取率大幅上升，考大学没有以前稀奇金贵，但是，在很多农村，村里出个大学生，还是会敲锣打鼓祝贺。

笔者在乡镇工作时，哪家孩子考上清华北大，镇政府都会送上大红包。这几年却风向陡变，似乎宣传高考状元、升学率，就会把家长和学生带进沟里，真是欲加之罪。这一规定，可谓是中国教育独有之怪现状。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认为这种管控，是弱化应试倾向、减轻学习负担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展现了顶层综合施策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还能引导社会正确认识高考。可是，收效甚微。

因为，在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无论高考给不给宣传，人才遴选的示范效应都摆在那里，是故，于家长而言，严禁高考宣传，等同掩耳盗铃，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作用。学校听话，不直接宣传了，可是会有各种状元名单之类信息，在家长群、朋友圈广泛流传，尽人皆知。

一个有趣的现象级悖论：对于高考状元、升学率等，除了一些教育部门在极力打压，中国社会整体上则给予了系统性肯定。

譬如，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因公殉职后，《福建日报》长篇通讯《他把自己永远融入这片青山绿水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当他听说政和县已 25 年没有出过一个清华北大生，许多有条件的家长舍近求远将孩子送往外地就学后，夜访政和一中，之后，每年都亲自参加高三毕业班省质量检测分析会。

后来，当政和终于实现了清华北大零的突破后，廖俊波对妻子林莉说：20多年来，我们政和终于有学生考上了北大。一个县委书记，亲自参加高三年级质检分析会，并为有学生考上北大而欣喜，在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中，这是廖俊波关心民生的重要体现。

再譬如，前杭州学军中学校长陈立群退休后，远赴贵州台江县支教，2019 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在新华社《大山里奏响“放牛班的春天”》专题报道中，对于陈立群支教后台江民族中学的变化，尤其是高考变化，不吝笔墨予以肯定：2018 年台江县打破高考 11 年无 600 分以上“纪录”，8 人考过 600 分，450 人考取本科；2019 年，台江民中 561 人考取本科，其中一本线第一次超过 100 人；三年来，台江县高考增量从全州末尾冲到了第一。

而据央广网《陈立群：一个退休名校长的“扶贫战”》一文，2019 年台江民中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 65% 以上。有趣的是，央广网的这篇报道，同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官网居然予以转载了。

又譬如，《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曾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直截了当：《这个贫困县 5 年出了 2 万余名大学生，98 人被北大清华录取》，文章开门见山点出国家级贫困县云南会泽县近五年的高考成绩，报道了教育对大山里孩子命运的改变与催化。

2019 年 9 月15 日，又刊发《贫困大县，教育如何突围 ?》一文，浓墨重彩记述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2019 年高考成绩榜单：本科上线率 100%，600 分以上人数占全校参考人数的 40%，100 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官方主流话语中，于廖俊波，他对政和教育的重视支持，最终转化为高考成绩，体现了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本色；于陈立群，他对台江民族中学的付出与努力，扭转了一所学校的高考颓势，进而影响改善了当地教育生态，堪称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扶贫典型；于云南会泽、镇雄这类贫困县而言，高考之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一边是教育主管部门严禁宣传高考状元、升学率，一边是全社会对高考效应的系统性认可，管教育的视之为洪水猛兽，人民群众则视之为普世信仰。这种认知错位，让人有一种莫名的魔幻感。

其实，教育主管部门不妨降维看待这个问题，在现行高考制度没有颠覆性改变之前，不论是否宣传，高考永远是亿万家长最关注的焦点所在。而且，高考状元，本身就代表了勤奋刻苦、奋发有为，是新时代奋斗精神的具体体现，能够影响并带动更多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适当予以宣传，有何不妥呢？

高考是高考，减负是减负。结果可喜可贺，过程需要管控，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不可混为一谈。道理其实简单，如同建设摩天大楼，过程中会有概率性安全风险，那么，需要做的是加强过程中的安全管理，而不是因为过程中有安全隐患，大楼封顶后，连竣工典礼都不给搞了。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把教育治理的精力、资源，耗费在这类细枝末节之中，并希望以此来转移公众视线，扭转应试倾向，引导社会共识，最后，基本是徒劳无功。

减负：剧场效应是个伪命题

和减负话题密切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剧场效应”。所谓剧场效应，是指在剧场中，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自己站起来看，后面的人被遮挡后，也不得不站起来，于是导致连锁反应。

在一些关于减负的文章中，常以此类比家长在子女教育竞赛中的争先恐后心态，因此，学业负担也多被归因于剧场效应。

基于这一逻辑原点，有教育官员认为，只要消除剧场效应，就能极大缓解负担问题，于是，一轮轮减负整治，不断向纵深推进。尤其 2019 年，更是掀起史上最强减负风暴，自上而下，态度决绝，校内校外，多管齐下，可是，结果呢？南京减负风波，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官方从统计学角度，宣布此轮整治成效明显，的确，这一结论有数据支撑，主要是关停取缔的培训机构数量较多。可是，如果抛开数字看“疗效”，笔者认为效果一般般。因为，关了再多培训机构，参与校外补课的学生并没有减少，相反，因为供给减少，培训价格反倒有所上涨。

这很正常，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一如 2019 年的猪肉市场，环保风暴关掉一批猪栏，非洲猪瘟灭掉一批“二师兄”，猪少了，吃猪肉的人没少，于是，肉价翻番。

此轮整治可谓不遗余力，一面规范校内办学，一面整治校外培训，火力全开，声势浩大，为何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不复杂，负担过重虽是症状，剧场效应却非病因，脉没号准，药方自然不灵。

笔者认为，所谓教育领域的剧场效应，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把学习和看剧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种机械类比，剧场看剧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独立进行，你站在剧场门外，就看不到。可是学习不是，学校、家庭、图书馆、校外培训机构，甚至咖啡店地铁站，对于想学习的孩子来说，时时处处都可以。

教育部门管得住在校学习时长，管得住校外超前超纲培训，可是，管不住学生在家点灯熬夜，管不住化整为零私下补课，管不住高知父母家庭辅导。试图把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剧场看剧一样管理，全部摁住不给站起来，有些想当然，所以，按下葫芦浮起瓢，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追根溯源，学习负担重，和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及科举取仕制度影响，崇信读书改变命运，尚学之风，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国人信奉爱拼才会赢，为了美好未来，可以牺牲当下，吃尽千般苦。

新媒体人士罗振宇在今年的跨年演讲中，列举过一组故事，七个成语：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罗振宇从这组故事中，读到的是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笔者认为，这七个成语里，还蕴含着中国人为了追逐梦想，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放眼全球，有几个民族能如中国人这般勤劳勤奋？那些在世界各地讨生活的中国人，当外国人在夏季海滩度假时，他们在工作，当外国人周末啤酒烧烤时，他们还在工作，一年 365 天，不知疲倦，只为明天能更加美好。

微博大 V 申典启近期用微博记录了他的拉美之旅，巴拿马、墨西哥、洪都拉斯，所到之处，都有华人创业打拼的身影，在这些陌生国度，甚至黑帮肆虐民不聊生之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慢慢也能站稳脚跟，白手起家。

他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游历情节耐人寻味：他主动和一位正在吸食大麻的委内瑞拉难民交谈，难民问他中国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时 ? 申说这取决于工作岗位，有些工作可能每天要 11 小时，一个月休息 2 天。那位难民听后，说：中国人好可怜。

一个因祖国濒临崩溃而背井离乡的难民，居然觉得为美好生活奋斗不止的中国人可怜，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委内瑞拉难民的这句话背后，实际上是两个民族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

也正因如此，中国才会有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奇迹，中国人才能在世界各地闯出一片天地。而他，却只能以难民身份避走异国他乡，吸食大麻聊以度日，当然，于他，这可能也是一种快乐人生，听天由命，安于现状。

天道酬勤，是中华民族的内在信仰，外化到教育领域，就是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焚膏继晷，头悬梁锥刺股，学海无涯苦作舟，都是这一信仰的具象化投射。民族秉性如此，所以，以剧场效应为靶心的减负举措，自然难以奏效。

客观说，减负是必要的，但是，减什么，如何减，却是一道难题。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有一个共识，即，要想有效减负，必须疏堵结合，增减挂钩。

所谓疏，就是向内挖潜，各中小学必须全力抓好教育教学质量，让每个孩子在自己的学力层次，都能应会尽会，给家长吃下定心丸，从而缓解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

所谓堵，就是结构优化，淘汰水课，尽量杜绝机械刷题之类低效学习，推行高效课堂，减去冗余负担，既要避免学生吃不饱，又要避免消化不了。同时，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卫艺课程，让学生有张有弛，劳逸结合，也是减负应有之义。

另外，对现行的评价体系予以改进，尤为关键。譬如，云南省新出台的中考改革方案中，将体育分数从过去的 50 分提高到 100 分，与语数外三大主课同等重要。这种导向之下，学校自然会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和室外运动，这就有效对冲了学习负担。

当然，减负任重道远，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更何况，不同群体追求不同，学业负担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辩证对待。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国度，追求低压力低竞争的快乐学习，目前，不太现实。

取经：分层教学，试试又何妨？

如果说，减负是从量的维度，对学生学习进程的一种干预，那么，分层教学则是从质的维度，对学习进程的一种调节。毫无疑问，分层教学正是因材施教的路由之一，而在这个方面，新加坡则是一个标杆式存在，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基础教育，以因材施教为指引，以培养精英为目标，严格实施分层教育模式，一度三年级就开始考试分班，现如今小升初时，仍然根据分数进行分流，不同成绩学生进入不同的“快慢班”。

大致情况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升入六年制直通车课程项目，将来可以直接考取最好大学；次之，进入快捷流学校，四年学完中学科目；中等偏下的学生，进入普通学术学校，五年读完初中；成绩垫底的那部分，则进入普通技术学校，成为技工后备军。

可以说，新加坡教育的制度性优势，通过其在国际 PISA 测试中的优胜成绩，已经足以证明。当然，学界对于这一教育模式，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对此，有新加坡学者认为，分流机制其实与整体国情有关联，由于新加坡天然资源匮乏，因此，唯有将最优质的资源倾斜到最优秀的人身上，才能保证效益的最大化。

这一观点背后，是小国寡民的新加坡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生存焦虑。

同为亚洲国家，中国和新加坡，在文化渊源、社情民意等方面，有着一些相通之处，在教育理念及实践层面，也有很多共同点，如崇文尚学的社会氛围，分数至上的教育倾向，等等。可是，具体到因材施教，中国则缺乏新加坡分层教学这样的务实践行，更多是陷于所谓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的概念性泥潭，不能自拔。

譬如分班问题，《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明确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严禁各学校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规范实施学生随机均衡编班。这一政策的初衷，笔者揣测，可能是基于教育公平的考量。这没有错，因为，最近几年，新加坡的分层分流制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且，开始了一些系统性调整。

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分层分流过早，小学毕业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因为一次小升初考试，就要面临人生的岔路口，而且，由于分流主要依据分数，这对于很多潜力尚待开发的学生，显失公平；二是大规模分班分流，人为造成教育隔离，不同学力的孩子，打小就被区隔在不同学校，客观上形成歧视链，成绩差的孩子精神压力较大，身心健康会受到影响。

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的这些缺陷，新加坡早已有所觉察，并着手调整优化。譬如，原本小学三年级的考试分班，2006 年已经改革。根据新加坡教育部最新规划，2021 年年底前，还将逐步废除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年中考试；至于小升初分流制，也将于 2024 年被类似选课走班的科目编班所替代，中学全面实施学科分级计划，2020 年将有 25 所中学先行先试。

新加坡的上述改革举措，似乎是对其长期坚持的分层教学模式的放弃，是对因材施教理念的挑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譬如，小学三年级考试分班虽然取消了，但是，新加坡还有一个“高才教育计划”，主要是为天资优异学生而设置，在学生进入小三后，学校会让他们参与筛选考试 ,最后筛选出约 1% 的优秀学生，参与高才教育计划。

高才教育课程，建立在正规学科教学的基础上，由新加坡教育部高才教育处经过精心挑选和培训的教师负责教导。

无独有偶。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计划，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资优教育，理念一致。台湾地区对于天资优异的学生，有一个资优班模式，学校根据自身教育特色、师资情况，以及学生特长，可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申请设立资优班，可在起始年级申请设立，也可在非起始年级设立，待审核通过，学校即可进行招生。

资优班有艺才资优班、智能资优班等，艺才资优班，侧重音乐美术之类艺术特长的挖掘培养；智能资优班，侧重于数理学科类学习深造。不论是艺才资优班，还是智能资优班，所招收的学生，都要经过专业机构审查鉴定，智能资优班的学生，则要经过智力测试。同时，资优班任教老师，除了普通教师资格证之外，还要具备与其从事的资优教育匹配的特殊教育资格证书。

不论是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计划，还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资优班模式，客观上，都是分层教学，是对少数禀赋优异学生的一种因材施教。而且，这种分层教学，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实施。显然，这和中国内地义务教育阶段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差异巨大。

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具有普适性，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只不过，因为国情社情不同，不同国家、地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实现方式。譬如，中国内地在高中阶段，创新班、奥赛班等重点班模式，实质上就是因材施教的具体实践，而高考也证明了这一模式契合实际，行之有效。

可以说，分层教学作为因材施教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目的是为不同禀赋、学力的学生，量体裁衣，提供合适的教育，这能够有效避免吃不饱或消化不了的问题，体现了增负和减负的辩证统一。

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计划，或台湾地区的资优班模式，推行分层教学呢？笔者认为，可以进行一些探索和实践。当然，基于现实复杂性，以及操作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分层教学，应分步实施，稳中求进。

当下，可以先在初中阶段实施，每县区选择一两所学校试点，然后，逐步扩展。以五年或十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规划，一个周期过后，综合评估利弊得失，然后再考虑是否延伸到小学阶段。

就在本文行将完稿之际，笔者看到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在提案中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在初高中基础教育阶段可实行分层教育，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学校分先进和普通班，更有利于学生个体的成长。

这个提案不仅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也说明越来越多务实的建议出现在了教育资政层面。

药方：学习芬兰？稍安勿躁

学习芬兰好榜样。

这是一些专家学者，针对当前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诸如填鸭式教学、负担重学习苦等，开出的一剂药方。而且，这药方，颇为拉风，很有市场。譬如，本文前面提及的范家小学，其生活化的教学实践，就有着芬兰教育的影子。

可是，学习芬兰，真的管用吗？未必。因为，在这之前，几乎是同一批专家，还开过另外一剂药方：学习美国教育模式。可是，N 年下来，随着中国人对美国教育了解的深入，美国中小学公立负责兜底、私立培养精英的老底，慢慢被戳穿了。学习美国那一套把戏失灵后，于是，他们又把芬兰教育神化一番，引进国内。

展开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一个事实，即：芬兰教育的真实模样。通过扫描各路专家的叙述文本，关于芬兰教育，大致可聚焦以下几个关键词，即：低竞争，低压力，现象式教学，均衡，平等，去精英化。

仅是这几个关键词，已能够佐证芬兰教育具有前瞻性。不可否认，其生活化、现象式教学方式，生动鲜活，尤其对低年级的孩子，具有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教育未来。

可是，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芬兰教育纵有千般好，但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除了个别区域的探索性实践之外，整体而言，中国不宜照抄照搬，全盘“芬化”。

因为，芬兰中国，大不相同。

其一，发展阶段。作为北欧五国之一，芬兰是发达经济体，根据 IMF 发布的数据，2018 年人均 GDP 约 500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5 位；中国 9600 美元，芬兰是中国的 5.2 倍。5.2 倍的人均GDP 背后，意味着芬兰国民更高的薪资收入，更好的福利保障，更完备的社会资源供给。

现实情况就是，一个普通芬兰公民，一出生就基本衣食无忧，即使失业，高福利体系也足以保其现世安稳。这种整体低压力的社会环境，使得芬兰国民有条件以兴趣驱动，自由自在地学习生活工作，一如衔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贵族子女。

而中国，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压力巨大。这种压力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阻断这种输入型压力传导，自我隔绝于社会之外，独善其身。

其二，外部环境。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大国同气相应，没有大的矛盾分歧。再者，由于芬兰国土面积 33.8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 1/28，人口 550 万，是中国的1/252，国家体量小，产业规模有限，缺乏战略纵深，不会对欧美大国构成威胁，不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

这种外部环境，决定了芬兰可以偏安一隅，自得其乐。而中国不同，一方面，意识形态和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不论物理规模还是经济体量，都大到让西方国家无法忽略，特别是近年来，在产业、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力，更是让西方难以接受乃至寝食难安。

于是，美国发动史诗级贸易战，欧美诸国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问题上上下其手，目的只有一个：遏制中国发展。。这样的外部环境，注定当下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具体到教育领域，也决不可能轻松随意。

其三，国家追求。作为一个小国，芬兰自有其局限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更多是一个追随者，很难成为引领者，所以，安于现状，是最大本分。可是中国不同，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必然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也必将成为维护全球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更多方面体现大国担当。“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宏图大志，都是小国芬兰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国崛起，滚石上山，在这一伟大征程中，全社会都要迎难而上，中国教育，也注定要咬紧牙关。

众所周知，苗木嫁接，需要考虑植物间的亲缘关系、形态结构、遗传特性等亲和力因素，人体器官移植同样如此。不考虑客观因素的嫁接或迁移，大都会发生变异现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社会法则一如自然规律，有些是普适的，但教育不完全是，不可能随意嫁接迁移，就能耦合或融入。在某些具体方面，如小班化教学、高水准的师资力量等，芬兰确有值得学习之处，可是，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基础教育全面学习芬兰不具可行性。试想，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加坡，都没有采取芬兰的教育模式，中国有何资本全面“芬化”？

一些学者推崇芬兰教育，除了兴趣驱动、自由开放的理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创新。他们认为，芬兰的教育模式，更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实践和时间，才是真理的试金石。

芬兰教育模式不是一天形成的，和芬兰教育闻名于世几乎同步的，是诺基亚的渐行渐远。而且，与其享誉全球的教育模式不相匹配的是，今时今日，在 5G、量子计算、AI、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赛道，已很少看到芬兰的身影。

更何况，随着诺基亚溃败，造纸业遭遇瓶颈，芬兰经济增速连年下滑，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是逐步下移，这样一种态势之下，未来的芬兰，二三十年之后，会因低竞争低压力的教育受益，还是雪上加霜？未来的芬兰教育，又会否转向？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过，能够预见的是，未来 30 年将是关系中国国运的关键 30 年。扛过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稍有懈怠，就可能错失历史机遇，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二等生的格次，徘徊不前。

围绕中国基础教育产生的种种社会焦虑，实质反映了教育治理牵扯的层面之广，涉及的难度之大。

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治理，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和国情社情，自行其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注定负重前行的大时代，教育必须保持定力，在坚守文化与制度自信的基础之上，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顺应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进程，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吐故纳新，与时俱进。

罔顾发展阶段、历史纵深和地缘政治格局，不考虑国家的实力财力，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不切实际生搬硬套，人为拔高国民对于现阶段教育模式的期许，都属自欺欺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本文注释：

（1）见何帆：《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陆建国，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