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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机器之能(ID:almosthuman2017),作者:微胖,题图来自:Sidewalk Labs
历经两年半的拖延和博弈,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Sidewalk Labs最终宣布放弃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水岸码头(Quayside)智慧城市项目。
“继续Quaryside项目已没有意义。” 在最近一份声明中,Sidewalk Labs CEO Dan Doctoroff 宣布,因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问题,“在不牺牲计划核心部分的情况下,要让这个12英亩的项目在财务上可行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短短六百字,三次提到“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不难看出挣个钱有多难。
Sidewalk Labs CEO Daniel L. Doctoroff
和那些被弃项目的初始故事一样,Sidewalk Labs曾一度被寄予厚望。
谷歌不仅计划为该项目花费13亿元,创造4万多个就业岗位,年收入43亿元,并在2040年前吸引至少380亿元的投资。这块面积12英亩土地也曾承载着诸多奇思妙想,如乐高积木般可变化的木质建筑,零下十五度也可以进行室外活动的可自动加热车道。
如今,砸了五千多万美元后,谷歌果断及时止损。“被分手”的政府倒也洒脱,“非常相信有合作伙伴渴望进行合作”,“继续寻找一种创新方式来开发这片土地”。
多伦多Quayside开发项目的渲染图
迷你“未来之城”
公园里草地青翠,建筑成模块化矗立,地下隧道中布满了线缆,机器人忙碌地运送着货物。很多只能停留在人们想象中的“未来产品”,自动驾驶汽车、自动感应行人的交通信号灯、模块化的房子都将在这个社区成为可能。
2019年6月,SideWalk Labs在一份长达1500多页的项目规划书(名为“明日多伦多”)里,详细描绘了对智慧社区的憧憬,一个温暖田园般的社区。公司预估,如果项目规划书最终得到许可,这座超级智慧的迷你城市将在五六年之内建成。
加拿大一直试图围绕创新重塑其经济。2017年3月,作为一家获得政府支持的代理机构,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东南部的Waterfront Toronto在安大略湖东部城区获得了12英亩的闲置工业区。一些当地科技领袖和风险投资家大开脑洞,希望将Quayside开发成一个向世界展示多伦多作为全球科技中心的窗口。
2017年10月,谷歌旗下的Sidewalk Labs赢得项目竞标。
温暖田园般的社区
直到今天,规划书中的一些脑洞都让人记忆犹新。
城市交通无疑是这座迷你小城最为重要的部分。SideWalk设计出了一套完全智能和立体的公路交通系统。
比如,社区内将禁止私人车辆,取而代之的是自动驾驶公共汽车、冬天可以加热的自行车道。为了提高用户体验,社区还将测试各种类型的自动驾驶汽车。
除了地面上的公路,交通系统还有集合包括电缆、水管、运货机器人行走的通道等,甚至机器人可能会通过地下管道来运送货物。
Sidewalk Labs希望建立一个地下隧道网络,来处理所有“最后一公里”服务的物流运输,而不是让街道上充斥着垃圾车和送货司机,这包括创造机器人来收拣管理垃圾和货物的运输。而且,这些隧道也会覆盖未来的披萨外卖。
建立一个地下隧道网络来处理所有“最后一公里”服务的物流运输
城市建筑设计,也是颇具匠心。他们设想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由木材、而不是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社区。其中,数千个价格实惠和低于市场价的住房单元,包括1700个廉价住宅和20%的中产住宅。Sidewalk Labs致力于解决民众买得起或者租得起房的问题,避免成为韩国松岛那种富人型的半空城市。
更有趣的是,这座城市的所有建筑都将是模块化的,想象一下你见过的最大的乐高积木。这包括建筑中的预制横梁,以及在需要时可以轻松更换的六角形人行道。
环保、可持续发展要素也被考虑在内。比如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清洁热泵系统用于制冷和制热,旨在增加垃圾回收利用率的智能处理链,厌氧消化制造沼气以及智能化雨洪管理。
Quayside一直强调室内和室外的无缝过渡
街道具有自适应性,零下十几度的多伦多,人们也能出来活动
城市安卓梦
事实上,Sidewalk Labs正在将Quayside想象为一个三层结构。
底层是一个隧道网络,或公用通道,作为城市的无形基础设施。中间层是一个公共领域,或街道层面,承载人车流动和建筑物等设施。最顶层是数字层,结合了一个传感器网络、一个详细的社区地图、模拟软件,以及一个可供公民登录并管理其公共与私人数据的平台。
如果说,底层和中层就像是城市的四肢,被数字层彻底数码化后,这座城市的终极指挥官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城市大脑AI,或者说,一座城市的安卓操作系统。
在项目计划书中,这座迷你城市被想象成一个多层结构。
摊开谷歌过往的投资版图,加上谷歌自身的技术储备,其野心和远见更可见一斑。
整套系统从基础物理硬件(比如传感器、摄像头),到软件、算法系统,再到云端、城市大脑AI系统,几乎都可以在Alphabet、Google、Google Ventures经营多年的投资版图里找到供应商。比如,Nest、Waymo、Google Maps、机器人等。
还有SideWalk Lab孵化的技术。2015年6月,Doctoroff和他的团队牵头收购了两家公司,合并重组后成为一家独立公司,叫做Intersection。该公司已经把纽约成千上万台旧式电话亭,改造成了免费的千兆速Wi-Fi亭。
2018年2月1日,Sidewalk Labs又宣布剥离出一家新公司Coord。Coord的技术将有助于自动驾驶汽车实时调整路线,避免拥堵、并排停车和不必要的通行费。谷歌地图已经集成了Coord的技术,方便司机找到目的地附近的停车位。
“几年前,我们就坐在那里思考,如果有人接受将这些技术知识用于城市,那不是很好吗?”Alphabet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对媒体回忆道。
2015年,Sidewalk Labs成立。当时,谷歌还煞费苦心地将公司总部设在了颇有大都市感的纽约,而不是技术范儿的硅谷。前纽约市副市长Dan Doctoroff被请来做CEO,尽可能弥合软件开发和城市规划之间的巨大鸿沟。
互撕两年半,终究两难全
就像开发商开发一个地产项目,楼盖了、钱花了,总要讲清楚怎么把钱赚回来。
“我们从事这项业务是为了赚钱。”Doctoroff 在谈到公司设立初衷时,也曾直言不讳,将智慧城市从理念变成可以赚钱的业务。
怎么挣钱呢?无论Sidewalk Labs怎么修辞用语甚至玩文字游戏,对于一个想做操作系统的公司来说,数据和知识产权可能是两个最主要的盈利来源。
近几十年来,无形资产已成为创造财富的一个巨大来源。比如,无论是土地拥有者、运输经营者还是公共事业公司,谁用我的技术,就要付费。 采集、运营数据(包括所谓的“交易数据”),除了提供智能公共服务,比如车站有没有公共汽车,还能将数据商品化。
《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发现的一份早期规划文件,揭示了Sidewalk对社区的创始愿景,其中包括拥有追踪和预测人们运动的设备。
但问题在于:一座城市的公共领域数据,交由一家企业来垄断和运营、获利,而且还是一家美国科技巨头,怎么把故事说圆了,让民众和政府点头?
让这座城市聪明起来的物理基础,正是那些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摄像头、探测器、光纤等。它们每天产生海量数据,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属于谁?公司企业还是城市?谁来运营和管理?商业模式是什么?我们的钱掏得是否合理?
作为回应,Sidewalk Labs发布了“负责任的数据使用框架”,明确表达了在数据收集,数据使用和数字治理方面的观点。
比如,将数据捕获限制在整个城市的“最低限度”,只搜集解决现有问题所需的数据。
例如,该公司内部的Sense Lab正在开发一种摄像机系统,可以将监视录像带压缩成一系列模糊的轮廓。
如果公司想分析码头区的行人模式,它会使用激光雷达设备来探测物体,或者是分辨率很低的相机,或者是只对行人计数但并不采集图像的设备。
再比如,绝不会将个人数据出售给第三方或将其用于广告宣传,并且它将在收集个人数据时寻求通知个人。
公司还打算建立第三方独立机构来管理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在数据存储上,Sidewalk Labs也同意所有个人信息都将存储在加拿大。
但是,市民并不买账。
比如,SideWalk搜集所有数据,从源头处就不会匿名。如果没有匿名化,一个人的活动可以通过多个来源和不同的数据库联系起来,跟踪一天的活动。
项目数据信托首席专家和顾问Ann Cavoukian曾敦促公司禁止这么做,结果遭拒绝。“我想象我们要创建一个智慧的隐私城市,而不是一个智慧的监视城市。”Cavoukian 在辞职信中写道。
再比如,获取同意的方式甚至比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点击同意”更间接。公司将自己开发的一些标志将张贴在某个区域,以使居民,工人,访客,儿童或任何人知道他们正在受到何种设备以及目的的监视。按照这个逻辑,拒绝被监视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不在这个地方。
“当您将Alexa放在家里或将电子设备连接到在线帐户时,您可以说您同意。” CCLA执行董事迈克尔·布莱恩特(Michael Bryant)曾批评道,“从多伦多的一个街区步行到下一个街区时,要说您同意,是另一回事。”
当地市民甚至发现该计划似乎并没有像开始时所承诺的那样,将公民置于数字创新设计过程的中心。规划书关键词频率显示,“数据”远比“人”要靠前,被视为隐含偏见。
多次博弈的结果是,Sidewalk Labs不断妥协,以致于最后招架不住。
“公司不会对社区生产的数据商业化 ,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分享税收以及开发费用。比如,有权在整个地理区域中享有土地价值上涨的份额……在所有土地上均享有开发商费用和增量税收的份额。”在宣布退出项目之前,公司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
与此同时又婉转表示,不确定还能否从这个项目上获得盈利。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Sidewalk Labs在规划书中明确“放弃不直接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收入来源”,包括“数据商品化”和“寻求减税”的做法,无异于“挥刀自宫”。
“数据运营并不是简单的采集和倒卖数据,而会作为未来城市的基本运行逻辑,融入城市的血脉。去掉了这个主线以后,方案变得平庸不说,这个失去了初心的项目能不能成立都成了问题。”资深智慧城市专家王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
虽英雄云集,但皆为序章
类似谷歌这样的智慧城市项目,全球还有不少。
除了部署大量传感器来追踪空气质量、免费停车位和公共场所的垃圾桶数量等,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也涉足了超级街区的理念——限制小城区内交通速度和交通流量,优先考虑市民们骑自行车和行人们的移动。
亚洲国家更加活跃。新加坡正在使用传感器项目了解人们的能源使用和废物产量,也在考虑在城市中部署强制性GPS系统实时追踪道路上的车辆。
韩国打造出有史以来最大的理想之城——韩国松岛。中国雄安新区,也让世人瞩目。
真正大手笔还是要属沙特王储Mohammed bin Salman宣布启动的红海沿岸计划城市项目Neom,连孙正义都在为他们站台。
不过,大部分智能城市项目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很多项目甚至只是空有其名。水岸项目被放弃始末,也充分展现出智慧城市落地背后的复杂与艰难。
技术难度高,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中标,文字可以充分描绘未来愿景,但是技术畅想如何与眼下的实施相衔接,是所有未来城市项目面临的挑战。
特别是规划里的一些技术还只是概念。“这个工具还不存在。” Sidewalk Labs首席策略官 Rit Aggarwal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我们需要打造它,因为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工具很贵,很慢,且分析结果非常粗糙。”
但是,被忽视或者低估的,往往是复杂的非技术因素,这恐怕也是Sidewalk Labs当年过于自信的那部分。
城市与手机、平板不同,其智能化不仅是技术和钱的问题,更涉及一系列基础设施、法规政策、复杂社会关系、政治利益甚至大众观念的角力。
比如,需要监管框架来监督新技术和数据的使用,这将增加监管和行政负担,提高了战略落实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公民和利益相关者更容易关切自身利益,无论是对数据治理的透明化要求,甚至是提前被告知盈利方式,观念都会构成项目推进最为挑战的部分。
虽然大家都想知道公司怎么赚钱,但是大多数智能解决方案较为新颖,商业模式也尚未经过事实检验。“如果说,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通过这个项目,可以确切地知道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那是不准确的。”Sidewalk Labs首席策略官Rit Aggarwal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
另外,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通常成本较高回报不确定、投资回收期较长,很难确保前期资金。
这些综合作用、最终导致SideWalk 退出的因素,多半也会对世界上其他智慧城市项目构成挑战(中国可能是个例外)。
一开始,项目像是一块未经打磨的原石,在多重外界力量的作用下,人们发现难以预测其最终命运,究竟会落地成当初的模样,还是连观赏性都不具备的烂尾楼?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脱离最初的本意,荒腔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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