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快涨是个“怪胎现象”

2003年，学界开始讨论所谓“用工荒”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的探讨和研究，今年已经是2012年了，把热门的经济讨论材料翻一翻，竟然还能看到“中国人口红利或已终结”之类的标题。十年前的论调今天还在鬼魅地露头，难道是为了给中国经济一丝不切实际的信心和苟延残喘的动力吗？事实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时代早就终结，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很大负担。与此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即将出台，用行政手段保障劳动者报酬的趋势看来是会一路走到底，那么，究竟在这样的工资快涨的背后隐藏着些什么？究竟工资快涨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有怎样影响？笔者结合一些数据，惶惶而论之。

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二倍以上。另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16个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9.7%，而去年这个数字是22%，远高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也高于“十二五”规划目标。专家说，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恢复，就业需求和物价涨幅较大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优势早已经荡然无存，上市企业中金融类企业攫取了所有上市公司总利润的绝大多数也再一次验证了实体经济的举步维艰，而实体经济困局的核心问题则恰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制造还是普遍处在制造业的初级阶段，劳动力优势是他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筹码，如今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和用行政手段调节劳动者报酬的“雪上加霜”，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手足无错，且不论国字号大企业是如何收紧腰带过日子，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可谓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有专家说，上述情况的出现证明了人口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种必然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整体的结构转型和质量升级。在笔者看来，这个论断是极其危险的，其原因有二：第一，所谓人口红利的消失，如果是基于经济运行的自然消失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就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我国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和政府用行政手段保障劳动者收益大大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换言之，这种消失不是市场的自然规律，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既然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我们就不得不去怀疑此类干预的时机是否恰当，以及在干预背后因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而产生的隐形风险；

第二，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应当明白经济结构的转型需要时间。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个一走就可以到达的目的地，它需要相关资源的配套和支撑，这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与经济结构转型所匹配的劳动力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从大的发展趋势看，未来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要求则大。因此，中国就长期而言，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改革现行教育模式，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明眼人都知道，上述工作的开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劳动力结构现状等同于改变教育模式的现状，那么在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对于承载劳动力的企业来说，需要的同样也是时间，活下去的时间。通过行政手段来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无异于加快了企业衰亡的速度，贸然的工资快涨，看似确保了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多少劳动者又能明白，这恰是用他们明天的利益来换取今天的保障，是典型的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让当前的劳动者成为了未来的煮蛙，用一个新的错误来替代已经犯下的错误。大幅增加劳动力成本，使得企业成本剧增，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迫使企业开始转型和升级，而当企业转型之后，发现与自身转型所匹配的劳动力供给缺乏，使之进退维谷，只能绝望等死。窥一斑而知全豹，贸然的工资快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就是剥削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需的时间，妄图工资快涨的同时推进结构转型无异于痴人说梦，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民夺利，还不是夺一时之利，而是夺一世之利。

官方说，这是一个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由主义和产权制度的保护在新中国发端，正是基于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和产权制度的保护，使得在小平同志南巡以后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然而也就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新国家主义的抬头，所谓新国家主义，主要表现为权贵经济和在经济社会中的国进民退。权贵经济就是“拼爹”，而国进民退就是高端资源国家独占，使人数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两张金字塔互倒，即最少数的人握有最多的财富。用行政手段提高劳动者待遇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上述手段和新《劳动法》的颁布执行一道，再一次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榜为一个“下半身市场经济”，底层人民充分竞争，而高层资源仍然行政化地被国家控制。在这种不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国家组织维护突发矛盾的经费就注定了高企不下。而通过普惠的手段来上调劳动者待遇，由企业来分担这部分的开支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体制有病，企业买药”。

事实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即将出台，这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了均衡社会财富分配和缩小两极分化的总体方案，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会有实质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盲目的工资快涨，由经济单元中的企业来分摊公共治理的成本，会压制企业的创新活力，拖累整体经济的发展，为未来埋下更多的隐患。每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会有或多或少各种各样的问题，综观国际国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无一例外地是更多依靠市场自身调节，国家组织在其中过多的“代位执行”不仅效率低下，更容易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如果还通过企业单元来分摊成本，那就是通过埋明天的雷来排除今天的雷，后患无穷。信任市场的作用，保护产权机制，鼓励和引导自由竞争，将会有力地促使国家从吞噬巨额经费的“体制维护”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综上，笔者认为，当前劳动者报酬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兼顾了劳动者利益考量和抵消通胀的美好愿望，甚至还掺杂了体制维护和政治决策多种因素的“怪胎现象”，这种“怪胎现象”妄图一揽子解决经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只不过客观的来说，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笔者准备好了接受各类狂轰滥炸，因为在所有的老百姓眼中，工资上涨总是一件好事情，不仅仅是政府的民心工程，也是确确实实为民谋利的好政策。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不然。在工资快涨的背后，究竟是“为民谋利”还是“与民争利”实在是值得细细推敲。工资快涨，如果是良性的当然应该支持和鼓励，但如果是寅吃卯粮或是沦为国家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止痛药”，笔者认为那还不如不涨，与其苦了一世，不如辛苦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