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衰老成为一个过程时，我们是否对“变老”做好了准备？

伴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如何衰老”成为更多人关心的问题。在不可抗拒的老龄化进程中，一个更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自主而充实地度过晚年。身心健康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例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计算的60岁老年人自评健康预期寿命为女性11.32年，男性10.85年（张文娟和付敏，2022）；而基于CHARLS数据所计算的我国老年人无抑郁寿命占余寿比例为女性67.89%，男性76.84%（黄国桂等，2020）。

尽管区分身体维度与心理维度能为我们理解衰老提供重要信息，但身体机能与心理状况的双向互动可能是更为现实的情况（孙新宇等，2017）。在老年期抑郁障碍（late life depression，LLD）中，因躯体疾病而加剧的失能感常常是重要的导火线；而抑郁也可能同脑卒中、帕金森病等交织，进一步恶化健康状况。

2020年，国家卫健委在《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将老年人列入抑郁症高发的重点人群之一。遗憾的是，无论是老年人谈论抑郁症的病耻感，或是社会上关于抑郁的错误认知，如“抑郁症主要出现在青年群体中”，都使得老年抑郁识别率低且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本期严八试图打开老年经历的“黑箱”，进一步展开心理抑郁与身体机能间的复杂关系。

注：图片来源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好心情心理医疗和心理健康数字服务平台、灵北中国、抑郁研究所，共同发布《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图1引发老年抑郁的因素

一、抑郁程度与失能程度的双向关系

失能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受限会成为个体压力源，并通过削弱社会交往、增加依赖瓦解个人对生活的掌控感，降低自尊；而抑郁则会破坏个体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减少社会参与或体育锻炼，提高失能风险。既有研究通过CHARLS的多期数据（2013、2015和2018年），使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探索中国老年人口抑郁与失能的双向关系，并兼测Nagi、ADL和IADL指数，以多方面衡量个体的失能程度（阮韵晨和陆杰华，2024）。

在交叉滞后模型中，衡量失能程度的Nagi指标（其他指标同理）会回归至滞后的、用以衡量抑郁的指标，而衡量抑郁的指标也同样如此。由此，该模型能够回答抑郁能否在控制身体失能的历史状况下预测健康结果，以及失能能否在控制抑郁的历史状况下预测心理动态。结果表明（如图2所示），衡量失能的Nagi、ADL以及IADL指数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均成立。即，存在抑郁与失能间“由心至身”与“由身至心”的双向通道。要提升老年人的失能预防与失能康复工作，需要建立起涵盖身心健康的多维综合服务体系。

注模型拟合优度系数：CFI=0.952，RMSEA=0.048。由于衡量失能程度的不同操作方式结果相似，本文仅展示基于Nagi分析的结果。

图2 Nagi指数与抑郁程度的双向因果关系：交叉之后面板模型估计

二、衰老的路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联合发展轨迹

在明确身心健康的双向关联后，既有学者进一步探索死亡前8年身体功能限制与抑郁的联合发展轨迹（Raab et al.，2018），试图以分类的方式描绘衰老过程中身体与心理的复杂关系。

以美国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为例，借由多通道序列分析（Multi-channel Sequence Analysis）与Medoid聚类分析，可以确定5种典型的身心健康联合发展轨迹组，占比人群由低到高分别为：①窘迫组（8.6%）、②复原组（16.2%）、③抑郁组（18.9%）、④中度受损组（25.7%）、⑤功能组（30.6%）。与常规认知不同，仅1、3、5组满足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线性关系，即身体的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彼此加强；而2、4组则呈现稳定的低抑郁轨迹，同时伴有极高或中度的身体功能限制，体现生命末期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非线性互动关系。

分组结果同时证明了几种成功老化模式：功能组、中度受损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抑郁发展轨迹，尽管伴有差异性的身体功能表现；而复原组则在严重身体功能限制的基础下依然保持乐观的心理状况。相较而言，男、在婚、死亡年龄较低、接受过大学教育、财富较高的乐观主义者更可能处于功能组，女、年轻世代、死亡年龄较高、接受过大学教育、接受医疗补助者更可能处于复原组。

注：数字由小到大表示健康状况由好到差。

图3多通道序列分析的分组结果

三、总结与讨论

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复杂关联，则为我们理解衰老历程，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了启发。在既有实践中，由于对老年心理问题未予以足够重视，老年人的情绪症状容易被躯体不适主诉所掩盖。而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需要综合“由心至身”与“由身至心”的双向通道，消弭老年抑郁的“失语”状况，从而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

“生命历程-生态系统观模型”将保障老年心理健康的过程总结为历时维度上的多因素交互——即在贯穿老年历程的退休、丧偶/失独、人口流动事件中，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系统的互动。其中，人口系统包括生物遗传学特征、人格特质和行为倾向，家庭系统包括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社区系统包括社区物理环境及其资源，社会系统则包括社会政策、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在未来，我们应当更加着力于识别与培养衰老过程中的保护因素，实现身心健康的良性循环，又或者——即便在身体健康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保持较低水平的抑郁情况。

对这个重要的且具有社会性的公共卫生议题，我们的关注与探索仍在路上。

注：图源同图1。

Reference:

[1]   黄国桂, 陈功, 郭菲. 我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探究——基于抑郁维度的测算[J]. 西北人口, 2020, 41(1):1-12.

[2]   阮韵晨, 陆杰华. 中国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双向关系的探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24, 48(2):104-117.

[3]   孙新宇, 况伟宏, 王华丽. 老年期抑郁障碍诊疗专家共识[J].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17, 50(5):329-334.

[4]   俞国良, 黄潇潇. 老年心理健康问题：基于生命历程—生态系统观模型的探索[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112-121.

[5]   张文娟, 付敏. 2010～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基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5):17-31+126.

[6]   Raab, M., A. E. Fasang, and M. Hess. Pathways to Death: The Co-Occurrenc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Last Years of Life[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8, 38:1619-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