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靠不住，我花了半个月工资去新东方学面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腾讯新闻（ID：entguiquan），作者：郝继，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刷掉5024元学费后，倪罗领到一张“学生证”、一套新的厨师服、两本《面点教程》教科书、一个擀面杖、一个刮面板——她成了新东方大兴分校中式面点班的正式学员。34岁的影视传媒公司中层管理者倪罗，利落地换上白色厨师服，系上围裙，戴上帽子，“有那么一丢丢正式”。

复工的一个多月里，她所在的影视公司忙着降薪、裁员。看着到手的7000多块钱工资，倪罗坚定了学艺的心。

面点班学制两个月，双休日授课。刷卡交学费的时候，倪罗没有半点犹豫。她知道自己所处的娱乐行业眼下正在发生什么——报名3天前，“2020年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进入5月，朋友圈不时流传着“一个老牌营销公司原地解散”的消息。面点班里的几个同学，除了她，还有一个从事网文IP开发的。

疫情淡去，行业受到的冲击还在。对于失业、降薪的恐惧，对生存方式的彷徨，仍在许多人心里扩散。有人恶补行业技能，有人转投其他行当，也有人为未来的改弦更张做准备。

倪罗学面点，是抱定了“最朴素的中国人的观念”：下一个危机来临时，最起码不会饿死。

降薪30%

“开学”第一天，课程是学做馄饨、玉米饼、黄桥烧饼。倪罗站在料理台前，格格不入。为了从东五环的家坐地铁到大兴，她起了个大早，顶着一双肿眼、一张素颜，既没有同班阔太太的精致，也没有大叔大姐们劳动时热腾腾的精神气。其他学员彼此熟悉，下课后一边闲聊，一边分吃上课做的面点。倪罗靠在墙边，掏出设置成静音的手机，核对下属发来的直播海报。

▲ 新东方面点班的教学白板上，写着每道菜的配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倪罗在一家专攻网络影视的新媒体公司工作。三年时间，她从激情创业的基层骨干，干到中层，管理一个部门，带4个下属。

好不容易盼到4月复工，倪罗所在运营部，一周接不到一个影视剧宣传项目，隔壁的媒体部好久卖不出一个年框。去年的项目奖金，说好年后发，至今没下文，3月工资也拖了两周。隔壁部门的负责人急得牙床肿老高，倪罗也睡不好，心里不断合计：账面现金是不是已经告急？投资人还愿意注资吗？

宣布降薪30%那天，倪罗的部门很平静，一个海外留学归来的女孩听说只降薪不裁员，松了一口气。接受降薪的人要签一份协议，两处空白等待员工签字：同意吗？“同意”；有异议吗？“没有”。

没有人提离职，没有人抗议。大家指望着降薪让公司渡过难关。但两天后，裁员还是开始了。倪罗说这是欺骗，老板告诉她，再不裁员，公司就得死了。

为防闹事，裁员流程隐秘且迅速。留学归来的女孩是裁撤对象之一，被HR约谈，要求当天办理离职手续。倪罗一眼都不敢看她，通过手机道歉：对不起，我没有留住你。女孩回应：“想想也没什么，我们大不了就是被裁员，不像老板，要是公司倒闭了，他还得背债。”

也有人愤怒地离开。隔壁部门，一位负责技术的男生被约谈后冲回工位，拔下手机充电线扭头就走，再也没有回来。他的桌上，还留着为加班准备的面包和零食。

下游荒芜的背后，是一整个链条的危机。

2020年5月，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六家影视公司发布“行业自救”倡议书，里面提到：疫情期间，60个剧组停拍，100个项目延迟，2020年电视剧产量将比2019年减少30%……一季度全国有6600多家影视文化机构注销。

▲ 疫情期间，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宣布暂停营业

剧组、项目、产量、收入、资金、市值、机构……这些词是可量化的财富，它们曾随娱乐行业的春天而膨胀，吸纳无数人和钱涌入。如今寒冬撞上疫情，资本萎缩、退出，千万人作为生产链条上的服务者，处于被抛弃的边缘。 

27岁的艺人宣传珊珊原本每天11点上班，6点下班。降薪30%后，“考勤提得越来越少了，我也越来越晚到了”。她发现，自己需要负责的业务一天比一天多，工作量却肉眼可见地变少。她将原因归结为带的小艺人很“糊”，天天在家“抠脚”。为了以后开展副业，也为了给自家艺人多传几个短视频，她努力自学PS和Premiere（视频编辑软件）。

动荡中的人需要习惯微妙的错位感和尴尬，整条娱乐产业链的从业者，或多或少都有察觉。在重庆汽车厂打零工的演员大北，感受尤为强烈。大北是横店跟组演员，他在剧组的日子原本很滋润——在镜头里，跟着配角走大街，一天报酬就有上千元。2020年1月，他跟随剧组到重庆，月薪5000，包食宿。疫情爆发后，剧组原地滞留，一百多号人至今未开工。

副导演起初在微信里承诺，四月底、五月初肯定开。这段日子，大北没有分文进账，剧组两个同事去医院做义工，领每天250元的补助，干了两天，顶不住风险，回来了。

大北想过离开，但工资从1月拖欠到现在，不拿到手实在不甘心。他到汽车配件厂应聘了一份临时工，估摸着打上一个月零工，剧组也就复工了。他的工作是检查全厂几百号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是否达标。早八点半打卡，晚八点半收工，除去午餐半小时，他得“钉”在货堆里11个半钟头。身后有领导来回逡巡，头顶上是监视器，大北精神高度紧张，不敢看手机，不敢随意走动，眼睛实在疼了，就狠狠地眯一下。

“眼睛疼，脚疼，腰疼。哎呦，可是苦惨了啊，累惨了啊！”这个35岁的汉子在电话那头对《贵圈》叫苦不迭。他怀念拍戏的悠闲，想念片场那张自带的小折叠椅，留恋剧组里和熟人打交道的安全感。在工厂，他要看领导眼色行事，也无法和工友聊天——大家都操本地方言，只有他说普通话。疫情当头，已经鲜有外地人滞留他乡了。

五月下旬，全国各地剧组有序复工，大北的剧组依然没有动静。除了宾馆老板，所有人都怨声载道。一群人“找劳动局，找警察，联系记者……”没有起色。老板“天天把疫情两个字挂嘴边上”，大北说，“疫情救了他。”

高和漂亮漂亮漂亮

在许多人眼中，娱乐行业是虚荣浮夸、纸醉金迷的名利场。但在倪罗、大北、珊珊等从业者看来，这个行业曾是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繁荣的时候，它对每个人敞开怀抱，它满足豪奢的欲望，也容纳朴素的梦想。

珊珊是历史系毕业生。按常规，这个上海姑娘会在档案馆、博物馆工作，过着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珊珊不喜欢，她理想中的工作，是能自主地产出内容。毕业后，她做起综艺营销，再一步步从乙方跳到甲方。直到今天，她依然希望能在这个行业里，实现和自由有关的理想。

来自新疆的大北，在娱乐行业找到职业自信——“在横店，只凭一个实力，就是这么简单。”

大北入行前学过厨，下过工厂。2006年，他带着对演戏的好奇去横店景区旅游，进了大门就往地上一坐，和群众演员套近乎。他很快加入队伍，日薪20元。

▲ 拍摄闲暇，横店的群众演员正在准备妆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那时候的电视剧审美丰富多元，剧组哪怕选龙套，也力求戏剧张力。大北说，“那个时候长得帅的（群演）在横店接不了戏。”

大北样貌粗犷，蓄须后胡子直连鬓角，颇有“镜头感”。渐渐地，他和另外几个人成为横店龙套中的中流砥柱，虽然等待他们的角色多是烧锅炉的、挑粪工，胖屠夫、瘦罗汉……大北念书不多，台词却背得快，很快成为有台词、有固定角色的跟组演员。

大北以横店影人自居。他对这座小镇、对演员职业充满归属感。步行横穿小镇，“从左走到右，一共就15公里那么长”，但就是这么个地方，供四五万常驻人口糊口谋生。在横店，大北一出门就能遇到朋友，一天内能跑遍所有剧组。他忍不住趁机“奚落”北京的同行：一天只能见一个剧组，剩下的时间堵在路上。

这个行业曾经给大北带来稳定的收入。2008年，他用积蓄在老家承包了100亩地，让父母种棉花，没想到亏了个底朝天，十几万本金打了水漂。横店撑了三年，大北才还清了债。没过两年，家人生病做大手术，又背上近20万债务。好在2010年到2016年，他外形上的年龄感上来了，越来越好接戏。“2016年之前，每年挣个十万八万很正常，特别是2014年、2015年，一年稳稳挣十一二万。”

“电视剧时代，影视行业就是这么挣钱。”他习惯用“电视剧时代”“网大时代”标记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有演技的，“万八千一天不在话下”，至于大腕儿，“一部戏几千万、上亿不是很正常吗？”

2017年是大北职业生涯从顺利走向困顿的分水岭。这一年，网络电影进入横店，大北愤愤不平：“哼，网大，能给多少钱！千八百就把人家打发了。”不仅报酬缩水，还有大批帅哥美女涌入，横店进入颜值时代。“一个难看的都不要，那种形象感的演员都不要……我们在横店好不容易熬起来的，又完蛋了。”他至今对于正抱有怨念，“前几年动不动要颜值，要小鲜肉……都是于正给带起来的。”他看不惯这种风气，男的只看“高和帅帅帅”，女的就选“高和漂亮漂亮漂亮”。

▲ 没有拍摄任务时，横店“轿夫们”在一旁待命（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也是在2017年，倪罗入职现在的公司，月薪1万。公司瞄准了网生内容的前景，刚刚完成E轮融资。那时候，网剧是新生力量，内容有趣，满是想象力，又尚未被审查触及。倪罗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漫画改编的网剧，她第一次发现网剧也能打动人，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器灵娘”，什么叫“世界观”。她做病毒视频，写奇奇怪怪的策划……创业型公司，日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常事，做多少项目，员工也拿不到一分奖金。

2020年5月，谈裁员那天，领导拉着倪罗，说了几句走心的话：“我来这里可是赚到了钱。你这几年，劳心劳力的，也没挣着钱，为了啥？”倪罗心想，大概一群充满热情的人，做一件大家很喜欢的事情，很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不是工资给的，不是领导给的，是自己给的。”

立等可取的赚钱手艺

瘟疫是扇翅的黑天鹅。但现在想来，有些困境或许早已注定发生。

去年，倪罗的大领导在为融资发愁。网剧市场的大饼被无数营销公司分食，倪罗的公司不再有竞争优势。

影视寒冬还没过去，大北参演的抗日谍战剧，疫情爆发前就已陷入拮据。剧组拖欠工资的事时有发生，拍摄经常停个三五天。工资一停，摄影师、灯光师就罢工，不结清款项不干活。

上游的制作方一旦萎缩，演员的事业也被迫匍匐。明星可以投身直播，“腰部艺人”赋闲在家，底层演员熬不起，只能另寻出路。  

“以前行业好的时候，活是安排出来的。”最忙时，珊珊早8点就开始给自家艺人准备妆发，直到晚上11点收工回家，行程像打仗一样。如今行情不好，“活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时候看着艺人空荡荡的行程表，珊珊和同事们会编造几个行程，一律统称为“媒体拍摄”，有时候粉丝发现不对劲，发帖问：“工作室老是说媒体拍摄，但是媒体拍出来的东西在哪？”

经纪公司趁着空闲，安排爱豆出身的流量艺人上表演课。学费不便宜，课上完了，还是接不到戏，反倒记了一笔培训费。前段时间，珊珊好不容易给艺人接到一单活，酬劳5000元，直接打给了表演老师。

珊珊带的艺人，睡觉或者打游戏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猜，可能是以此消磨待业的焦虑。每个工作人员兼职的身份越来越多——珊珊安慰同事们说，“生活不易，多才多艺”。

“大家其实都知道，是大环境出了问题。”每天都有好多手握微信大号的营销公司发来好友申请，起初珊珊会回复：“不好意思，最近没钱。”后来索性不通过验证了。她倒是动不动就问一下有过合作的品牌PR：“亲，有预算吗？”“也没有，好的好的。”得知一家国内头部运动品牌的PR，月薪降到3000，还要承担内购任务后，珊珊发现，品牌、艺人、制作公司，“大家都没钱了。”

即便肺炎过去，珊珊觉得前途依然不明朗。影视项目和综艺舞台并未增多，但选秀节目每年持续向市场输送数100个爱豆。“10个人被记住。剩下的90个怎么办，他们到底去哪儿？”

倪罗也在恶补职业技能。行业快速变化，一招鲜吃遍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从文字到图片、从图片到视频，传播方式快速变化，营销手段越来越多样。她现在最羡慕剪视频的、做图的、平面设计的，“人家有一技之长”。

她努力培养“网感”，“不是写得好就行，你的用语会不会老套了？”她说服自己多泡小红书、短视频App，却实在提不起兴趣。倪罗隐隐有了“被这个行业淘汰的感觉”。

二十几岁的时候，倪罗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从未有过失业的恐慌。“怎么会没有饭吃呢，怎么会呢？”三十岁之后，倪罗开始在各类平台为知识付费了。她考过经纪人证，报过用户运营培训班，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依然挥之不去，不断驱使她“再学一个技能吧”——斜杠后每多加一个词，就能“让自己踏实一点”。

人至中年，倪罗不再想追求通往精英的云梯，而是渴望获得一项立等可取的赚钱手艺。一位天津同事畅想开个煎饼摊，“多自由呀！咱想中午出摊就中午出摊，想什么时候收摊，就收摊。”倪罗心向往之，主动报名去择香菜。面点班开课后，同事天天鼓励她，“赶紧学，等学会了咱就一起开早餐铺，你不只择香菜，可以炸油条了。”

▲ 倪罗在面点班学做的炸糕和肉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倪罗把开煎饼摊的念头说给研究生同学。同学起初嗤之以鼻，很快也有了共鸣。她认真查询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招聘饲养员的条件，打算去给河马铡草、送水、喂食、洗澡……

那是一种想象中更诗意，却更难获得的生活：用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遵循自然节奏而非社会节奏生活。人生不再是线性财富积累的游戏，不再考虑成本和利润，和剩余价值无关，不用害羞、烦躁和焦虑。

倪罗的想法要朴素很多。她厌倦了不停地写策划，写提案，不停地宣传营销。等面点班结业后，她还想学插花，或者自修营养学。“如果煎饼卖不成，我向高端月嫂进军呢？有一个月嫂大赛，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都去面试了，你知道吗？”

说归说，珊珊对留在娱乐行业依然抱有期待。看综艺，她会研究花字怎么做，看看“有什么新的技术是我不会的”。她还年轻，网感对她来说不是难事。她尝试跟朋友们搞电子刊，做视频采访，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加后期。她最近还给一家娱乐媒体交了一篇8000字的行业观察稿。

“我只是觉得，不能一直生产垃圾。”从业这些年，珊珊被训练出15分钟写一篇、一天写8篇的“技能”。那些批量生产的宣传稿件 “没人看，过得去就行”，这让她很沮丧。求职时要上交作品，但“自己都看不上那堆垃圾”。

倪罗和珊珊正站在各自人生的转折点上——她们或许不认识，也或许曾在某些工作场合有过交集。人的想法随年纪和境遇改变，焦虑和困顿却能相通。灾难过后，人们总会被激发出求生和向上的本能。

大北还在重庆，等待剧组复工。他继续做质检员，偶尔也装箱，搬货入库。他的薪酬以小时计，白班每小时15块，夜班16块，算算一个月也能挣4000元。一周结一次工资，这让他略感安心——毕竟这是近5个月里，他唯一的收入。

*倪罗、大北、珊珊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腾讯新闻（ID：entguiquan），作者：郝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