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生对话六省同龄人：我们不是“网瘾少年”

在家庭-学校-互联网的角力中生存，可能是全球这一代人共同的宿命与挑战。

一个少年，怎样去关注一个社会难题？

2024年6月，一个高中生，做了一件很多专业机构、很多大人都难做到的事情。

这个00后少年，花了一个半月时间，独立走访了河北、贵州、江西、安徽、陕西、山东6省8个县，行程接近9000公里，通过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13所学校里的未成年学生上网情况进行了深度调研，并在8月份拿出了一份2万字的《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调研报告》。

网瘾，这可是一个大难题！

难到很多部门都为之头痛，难到很多机构多年都在尝试各种各样的行动，难到千千万万的家长，一提到孩子上网，玩手机，就气不打一处来，难到亿万的青少年，明明知道自己沉迷于此，但又无法摆脱，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健康、心理……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县城——这几个词放在一起，谁看了都会揪心。大家都知道，网络对少年的影响；而县域的少年，会更加能反映这个时代，青少年的成长和网络之间的关系，也更具有普遍意义。

那么，一个孩子，又能为之做些什么呢？

当我听他的家长说，孩子做了这份调查报告之后，先是觉得惊讶——我知道，很多他的同龄人，更热衷的，是收集球鞋，参加竞赛，或者，去当某个明星的支援团……但仔细思量了下，又觉得是顺理成章，倒也不是太意外。

这位少年，名字叫做佟毕铖。

这个名字，我虽然也是第一次才明确地知道，但是，这个孩子，其实我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一直都叫他的小名。

他的家庭，是一个公益律师的家庭，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做过很多公益的事情。

我不想说，他想做这个报告，是受到了什么样的熏陶和启发，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土壤，接受什么样的阳光和雨露，也最适合发什么芽，开出什么样的花朵。

这是我最近，深有感触的一个思考，就是一个孩子，到底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和他所见所闻所经历所思考，息息相关。

他是一个少年，也曾迷恋游戏和小说；他的父母从事公益事业，这让他看待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推己及人，想到更多的人遇到问题，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所以，这样的一个少年，会去关心这个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会去想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会去想以一己之力克服重重困难去行动，会想采用调查研究书写呼吁的方式，会不在意获得什么荣誉和奖励，会坦然面对他人的不解和质疑……

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年，在谈及这份报告的时候，也不愿意谈及自己——自己本身并不重要，更愿意专注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面。

佟毕铖发表报告时的正式身份，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实习生；当然，在童书妈妈眼里，他也是我们的学生。

不过，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是一个关注社会的少年，所做的观察和思考。

大人们指责我们沉迷网络，我们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

一说到网瘾，大人和孩子，就是对立的。

我们社会上，无论是部门、机构，还是学校，家庭，基本上是同仇敌忾地指责“网瘾少年”。

而我们基本上，听不到任何少年，对此的声音——无论是申辩，还是反驳，或者，是他们内心的感受，和思考。

任何一个孩子，无论其他情况如何，只要和网瘾挂上钩，就会成为大人世界里的“坏孩子”；而这些孩子，只能更加偷偷摸摸地去上网，在网上遇到任何的问题，也不敢和大人商量——即便受了骗，被欺负了，也不敢和家人讲。

那么，作为大人，我们去问过孩子们吗，“你们为什么上网”“你们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玩游戏”“你们为什么要在网上花那么多钱”……

“这份报告由未成年人独立完成，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的声音，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对这份《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评价，也是这份报告注定有持续影响力的原因。

佟毕铖正当少年，他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每天最关心什么，每天都想做什么，会为什么感到欣喜，会为什么感到悲伤，会做哪些事情来让自己快乐，也会为哪些行为感到懊悔……

而这些，是无论多么专业的法律人士、社会学家、大学教授，都不能替代的——时代的剧烈变化，科技的飞速发展，早就不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变化，而是“三年河西三年河东”的迭代速度。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青少年的问题”，一定要加入“青少年的视角”。否则，我们很可能越想管好，越管不好。

佟毕铖的这个报告，最基础的部分，就是调查同龄人。

在做调研过程中，佟毕铖结合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形式，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108份，访谈人数达到110名。

佟毕铖深知同龄人会怎样面对走形式的“调查”，他说：在把问卷发给同学们之前，我会特意要求老师不在场；以便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向同学们说明白调查初衷，让大家在回答问题时放松心态，凭本心填写，不受场外因素影响。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

▲ 佟毕铖在学校调研现场。

从调研报告看，县域的孩子们很愿意向这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同龄人提供真实的表达和协助，他们会很放松地吐槽各种上网限制手段，也会积极地给学校和社会提意见：不要没收私人物品、多放假、取消晚自习；甚至会敞开了说自己如何靠“坑蒙拐骗”来完成游戏实名认证，包括但不限于：背下父母的身份证号码……

报告里最让人感慨的数据莫过于：76.62%的未成年人玩游戏时不用自己的信息认证。

56.59%的孩子用的是父母的身份信息，12.82%的孩子用的是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信息，5.78%的孩子用其他亲属信息认证，还有1.44%机智地用了第三方网购。

在76.62%之外那23.38%孩子的情况是：不玩游戏、本人实名，以及玩的游戏属于不需要实名不需要刷脸的游戏——有同学还向佟毕铖分享了自己下载无正式版号的海外游戏的窍门。

在媒体报道里，这一段数据的价值是揭开了一个现实：本来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系统，在未成年人的集体“努力”下，还没达到开发者的预期。

未成年人不认同的，不仅仅是防沉迷，还有各大平台的“青少年模式”。

这项2019年3月推出的措施，初衷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不良内容伤害，希望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网络环境。但是，孩子们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么简单：不好看，不爱看，不看。

在本次《报告》中显示，有648（58.48%）名青少年没有使用过青少年模式。

而使用过青少年模式的同学，满意度也并不高。在访谈中，很多人向佟毕铖坦诚表达：青少年模式有时候显得“低智”，限制太多，虽然成功屏蔽了很多低级内容，但也会误伤很多。

比如有位女生抱怨说，“打开了青少年模式就什么都打不开……上补习班每节课需要打卡都要发给我爸申请，我爸就天天忙着给我通过申请。”

把我们称为“网瘾少年”，既不准确也不负责任

这份报告的数据珍贵，正是由于全部都是一手的、真实的表达。

在填问卷的1108位青少年里，885人周末及节假日平均每日上网超过3小时（79.87%，四舍五入80%）；上网5小时以上的706人（63.72%）；上网超过12小时的277人（25%）。

他们在网络上会干什么？是什么事占用了他们的网络时间？

首先当然是网络游戏：1108人中，周末节假日平均每日游戏时长3小时以上的有481人（43.41%）；时长5小时的有287人（25.90%），时长超过8小时的有141人（12.73%）。

其次是短视频：平均日刷短视频3小时以上的有469人，占总数的42.33%；时长超过5小时的有265人，占总数的23.92%；超过8小时的117人，占总数的10.56%。

两组数据结合看，上网总时长3小时以上的885人中，有一半以上（481人）仅游戏时长就超过了3小时。

相比之下，直播对县域孩子的吸引力就要弱很多：有79.6%的学生表示周末及节假日不看直播或看不满一小时；有95.67%的学生表示每月直播打赏费用小于30元或不打赏。

网购也不是学生族主战场。76.36%的学生每天花在购物平台上的时间不足一小时，超过64%的学生每月网购费用在50元以内，其中51.81%花费甚至在30元以内。

在成年人的价值观里，青少年的这些表现，很容易被归到“沉迷”“网瘾”“叛逆期”等负面标签里。

佟毕铖说，他对“网瘾青少年”这种标签持保留态度。

他觉得，能用“瘾”这个字，必须要有足够权威的医学证明，比如毒瘾。现在人们口中所谓的网瘾，判断实在太随意了。很多家长只是看到孩子手机不离手，就说他们染上了网瘾。

这种武断地贴标签是不准确的、不负责任的。

佟毕铖看到过新闻，有些家长会把孩子送去一些千奇百怪的“戒网瘾”机构，“我很少愤怒”，但看到这种事他会忍不住愤怒，也会跟父母一起讨论这种做法存在什么问题。

比起“瘾”，他觉得“沉迷”这个词更准确一些。

但是他也会进一步思考：要想克制这种沉迷，必须搞清楚，他们沉迷的到底是什么？是网络本身，还是网络或游戏带来的别的收益？

而且，所谓“沉迷”并非未成年人专有，那些在各种社交平台活跃的成年人，那些给主播大手笔打赏的成年人，不也一样手机刷到停不下来？

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孩子对父母的意见，也有一条是“不要每天躺床上玩手机，多做运动”。

所以，佟毕铖更愿意把“沉迷”归结于人性本身：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大家都会狂热地追求一种感觉——成就感。

它可能源于游戏里的排位，打赏榜上的名次，甚至朋友圈的点赞数量，当然也包括体育比赛的输赢，被团队信任的感觉，以及对于学生来说最基础的——学习成绩。

“如果他能从别的地方获得成就感，他一定能克制住对某一种东西的沉迷。我的经验里，很多学业成绩好的孩子，本身游戏就玩得很少，因为他有更确定的成就感获取方式。”

我也曾迷恋游戏和小说，没有篮球场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该咋办？

上初中时，佟毕铖也曾迷过一段小说和游戏。父母试过管理他玩游戏，“他们也没管住。”

但这种拉锯没有持续太久，等他上到高中，自己主动减少了上网时间。

他笑言，这不是“自律”，而是“懒”，“我就算再喜欢某个游戏或小说，也不会通宵熬夜，比起游戏来说，我更喜欢睡觉。很多东西玩久了也会无聊。”

他还有一个深度沉迷的“健康”爱好：打篮球。有时半夜睡不着觉，“脑子里都一直在做动作”，走路走得好好的也会突然投个篮。但没人认为这种“沉迷”不好。

作为“过来人”，这使他能够从更客观的角度看待所谓“网瘾”问题。他会考虑：网络和游戏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我在游戏里能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在打篮球的时候同样能获得，但为什么我选择打游戏？因为打篮球需要合适的场地。我们搬了几次家，但家附近都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方便打球的蓝球场。”

在城市孩子的想像里，在农村里生活的孩子会有着原生态的田园乐趣，一群孩子结伴上山下河捉虫子逛果园之类，但佟毕铖真到了农村后，才发现，哪有田园生态，只有平等地被无聊和贫乏支配的人生。

▲ 调研期间，佟毕铖和同龄人在一起。

下乡调研期间，他特意找同龄人一边四处逛一边访问，其间，“既没有看到可以供未成年人打球运动的场所，也没有看到未成年人在室外进行休闲运动活动。”

有一位农村孩子提到，“我和兄弟们出去玩基本就是在街上溜达，经常没意思了就蹲在街上刷视频。”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佟毕铖，会跟父母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社会问题，讨论有关未成年人的新闻事件，讨论留守儿童。但在县域很多家庭，亲子交流的质量是被各种因素打折的。

在《报告》中，他特意加入了父母出外打工的情况调查，结果是：在1108人中，只有393人（35.47%）的孩子父母没有外出务工。有532人（48.01%）的孩子父母每年外出务工超过一个月，而父母外出务工时间超过半年的，有257人（23.19%）。

即使父母没有外出，亲子沟通质量也是个问题。有个学习不错的女生曾向佟毕铖说起，她的父母都没什么文化，也不了解学校的情况，双方没话题可聊，于是，网络游戏，成了她填补学业之余空白的东西。

也有同学戏言说，“游戏可以治疗心理疾病”——他的理由是，玩游戏和养猫养狗的心态相似，年轻人需要有东西来寄托他的感情——在父母长辈学校老师等人身上都得不到的感情。

最后，也确实有一些优质的游戏，能打开孩子们的眼界，给人审美上的享受和智识上的提升。比如新近大热的根据《西游记》改编的游戏，或者一些关卡设计有趣的游戏，“游戏过关的过程，就像是做数学题，它需要动脑子思考。”

所以，为什么孩子们的时间都被互联网“偷走”了？

答案呼之欲出：他们心灵里的无人区域，需要有东西来填补，而网络恰恰出现在那里。

一个人不可能被“游戏”这样单一变量毁掉，让更多未成年人光明正大上网

在这份《报告》的结语部分，佟毕铖综合同龄人的反馈，向成人世界提出了几条诉求：

1、在未成年人上网的问题上，成年人应该转变观念。在当今世界，不使用互联网的未成年人是寸步难行的。一味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只会引起未成年人的逆反心理，真正有效的做法，应该像治水一样，尽量“疏”、不应一昧地“堵”。 

2、父母，学校，互联网平台，国家应该多倾听未成年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有很多是这份《报告》中已经收集到的，也可能有其他的。这次只是一个开始。 

3、改革青少年模式，使其成为未成年人喜欢的网络空间。在青少年模式中视频内容的改革上，应该放弃现有的白名单制度，而使用黑名单制度。 

4、开展更多未成年人喜欢的线下休闲运动活动。 

5、大力发展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网络产品和活动。

有一句特别旗帜鲜明的结论，也代表着广大的少年的心声：让更多未成年人光明正大地多上网。

现在的未成年人，都是00后、10后，是“互联网时代原住民”，想要让他们远离互联网，既不现实，也不合适。

真正重要的是，是让他们学会网络生存方式，学会思考与选择。

比如，在当下的白名单制度下，青少年模式里的内容可能只占互联网总内容的5%，虽然足够健康，但都是清水白菜食之无味。如果改成黑名单制度，让青少年模式下能容纳90%以上的无害内容，仅仅屏蔽5%的有害内容，也许能让孩子们更乐意主动选择它。

作为00后，佟毕铖就很珍惜互联网带来的眼界。

“我曾经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脑洞大开的赚钱方式，比如有人通过在海边给人拍情侣照赚钱，有人会把中国传统的漆器工艺用视频重现一遍……我觉得了解这些对我是有意思、有意义的，它是让我了解社会的一个方式，也让我思考自己将来会成为哪一种人。”

有一批坚信“网络游戏毁掉孩子一生”的家长，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去呼吁严格的游戏禁令，去游戏公司请愿抗议，甚至于把孩子送到某些号称能戒掉网瘾的机构（这种做法往往以遗憾收场）。

佟毕铖无法评论具体家庭的做法，但他会觉得，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被“游戏”这样的单一变量毁掉。

如果说网络或游戏会毁掉一个人，那么必然是这两个前提都无法实现：一个是在网络之外孩子有别的疏解情绪出口；另一个是健康的亲子关系，家长能提供实质的陪伴沟通和理性的管理。

这也是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未成年人需要表达，成人世界需要倾听。

作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实习生，这份报告，是佟毕铖给实习单位的一个有意义的参考，也收获了同事们很多建议和正反馈。

但毕竟他目前还只是一介高中生，所以这份《报告》能推动多少改变，不在他目前能力范围内。

“我会希望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些政策或措施能松绑，能改变，但这不是我现在能给出结论的。我作为未成年人中的一员，能做的，只是让大家的声音被听到，大家的需求被看见。”

后记

就在佟毕铖发表《报告》的8月，出现了两条相关热门新闻。

第一条，是全网刷屏的爆款——由非虚构平台“正面连接”发布的《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报道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个11岁的辍学女孩，通过互联网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她被围猎，被性侵，遭遇暴力对待，最后渐渐变成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双重身份。而原生家庭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家庭本就是她一开始就想逃离的存在。

第二条新闻可能没那么沉重，甚至有些喜剧化：新加坡学校为了兼顾网络化教学和防沉迷，在要求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的同时，强制要求学生电脑安装MG（Mobile Guardian）软件，监控和限制应用下载，确保电脑主要用于学习。

但就在2024年8月中考前，MG软件据称遭黑客入侵，导致13000名学生的设备被清空，新加坡教育部只好紧急下架MG。而学生的反应呢？有人呼天抢地自己的笔记归零，也有人兴奋表示：感谢黑客。

▲ 教师可以在MG后端实时查看学生使用动态。

在家庭—学校—互联网的角力中生存，可能是全球这一代人共同的宿命与挑战。

而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就是为了不让孩子们独自面对这些挑战，独自面对那些把他们从家庭里从学校里“偷走”的力量。

而比起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们来说，县域和乡村的孩子们，确实也更需要关注。

在北京大学教授林小英出版于2023年的作品《县中的孩子》中提到，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的状况，关乎未来整个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所以，佟毕铖同学的《报告》，除了代表未成年人在上网问题上发声之外，还有一个宝贵的视角，就是关注除了“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它们占据了大多数的注意力）之外的那些最普通的、最普遍的、最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

就像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费孝通还深情地描述：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

我把这句话，送给正在泥土里成长的佟毕铖同学，也和所有的家长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