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作者：贺雪峰，2019年10月出版，内容接《当前中国农村与农民日益分化，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题图来自：IC photo

造成当前农村文化诸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根本的方面是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社会向现代的相对开放的社会转变中出现的不适应。

直接的方面则是快速城市化导致农村空心化，从而产生了各种相应的变化。

数千年来，中国农村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封闭，这种稳定与封闭的最典型表现有两个方面：

• 一是村庄人口比较稳定，村民基本上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

  
  

• 二是村民主要收入来自村庄尤其来自土地。农民在村庄土地上劳作，从中获得收成，并生活于这块祖祖辈辈都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人民公社时期，虽然新中国在农村进行了从土地制度到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全方位改造，普及了新式教育，推行了男女平等反传统的文化，使新中国的农村与传统时期的农村有了极大差异。

但即使如此，村庄社会相对封闭和稳定的格局也未改变，农民仍然生活在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的村庄里，并且主要是从土地上获取收成。甚至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在村庄中生产生活，村庄保持了超级的稳定与封闭。

真正的改变是在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进入快车道。

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城市化率即由2000 年的36% 上升到2016 年的57%，不到二十年时间，城市化率提高了21 个百分点，1/3 的农村人口进城，并且进城人口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

与此相关，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进城务工经商收入，甚至一半以上的农户收入都来自城市，真正村庄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小。就是说，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去了，一方面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收入来源。

这就意味着保持了千年的超级稳定的封闭村庄社会，在进入21 世纪前后，终于第一次发生巨变。这是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文化失调的一个基本前提。

因为农村人财物的流出以及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农村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农村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进城以及农村精英进城，使农村社会出现了人才的断层，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使村庄中的道德惩罚失去了约束效能。

之前通过边缘化村庄中的违规者从而保持社会基本秩序的机制，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

从村庄结构性力量来讲，传统时期留存下来的超家庭血缘组织，如华南的宗族组织和华北的小亲族组织正在式微，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组织也越来越缺乏调节村庄关系的能力。

在缺少村庄内部有效支持的情况下，过去在村庄事务中起到调解作用的权威人士（如五老）也越来越不敢和不愿出面调解。传统的相对封闭村庄中，以拒绝帮助农户应对婚丧大事来表达集体情感、让不守规矩村民付出代价的办法，在当前社会已经逐渐失去作用。

全国农村都出现了原子化的趋向，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难和公共事务的困难，并由此表现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种种负面文化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也被部分村庄精英所捕获。在都是仅依靠农村有限的土地来获取收入的情况下，农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往往相差不大，农户家庭收入的差距更多只是来自家庭生产周期的表现，即当家庭劳动力多时，家庭收入就高；家庭消费人口多时，家庭经济条件就不好。

尤其是在新中国实行土改以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更小。分田到户也是按人口分田的，在同一个村庄，农户都有相差不多的人均耕地，也都在土地上有相差不多的收入。

相对平均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户之间不会有不理性的面子消费竞争。也正是数十年相对平均的收入为所有农户埋下了“谁也不会比谁差”的面子竞争动力。

分田到户以后，尤其是进入世纪之交，越来越多农户从市场上获得收入，农户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这些富裕起来的人引领消费，从而激发了那些仍然未富裕农户的追赶。正是苦苦的外在消费水平的追赶，让几乎所有农户都陷入到一个人为制造的社会竞争的灾难之中。

农民收入的快速分化与新中国建立以来村庄社会收入水平相对平均下形成的平等意识，加剧了当前农村社会中竞争的不理性。

诸如农村人情、建房、买车等消费，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竞争的需要。有钱人消费水平提高了，在村庄社会中就形成示范，村庄总体消费水平就水涨船高，仅依靠有限的农业收入是不可能赶得上消费潮流的。

农户因此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来源。

消费主义的侵蚀也是构成当前农村诸多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代工业社会，消费主义具有必然性。机器化大生产必须有更加现代的消费，也正是消费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有更强的增加收入的动力。

问题在于，对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农村人口，尤其是对缺少收入的老年人来讲，消费水平高而收入比较低。且消费主义越来越以消费水平来衡量人的价值，广告和时尚成为消费主义的开路先锋。

构成当前农村文化失调的最主要内容则是价值方面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实现是有本质差异的。

传统农村社会中，个人本体性价值是隶属于家庭以及宗族的，而这个家族又是由去世的祖祖辈辈和仍未诞生的子子孙孙所构成的无限绵延的世系，每个人都生活在家族的“祖荫下”，传宗接代因此成为农民的宗旨，成为农民将自己有限生命投入到绵延子子孙孙的无限事业中的依据。

正因如此，无论环境条件多么艰难，农民都愿意付出努力来达到传宗接代的目标。

新中国不仅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而且要建设现代文明国家，其中核心是接受现代性叙事。

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到每个个体，以前横亘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宗族甚至家庭都被扫荡，每个个体从地方性社会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宗族组织作为反动的封建堡垒被打倒，传宗接代则作为落后的封建思想受到批判。

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一代人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封建残余”思想严重。1980 年前后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时，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农民正当壮年，他们仍然具有强烈的传宗接代思想，无论如何要生一个儿子的想法成为阻碍计划生育的最大阻力。

到2000 年前后，育龄人口不只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几乎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现代教育，具有了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生儿生女都一样，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也许比传宗接代更加重要。这样一来，过去千年来支配农民行动的传宗接代的逻辑和在此逻辑下的活法就发生了改变，而新的活法仍然在探索中，还没有形成与实现个人终极价值相匹配的新活法。

当前农村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转换及由此产生的彷徨与混乱，就成为当前农村文化失调各方面不良表现的最深沉基础。

进入21 世纪，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潮流，就进一步使收入水平处于中下层的农民群体不知所措，因此各种错乱行为开始出现。

那么，如何进行农村文化建设?

 我认为有治标与治本两策，在当前一段时期内，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在治标。只有当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中华文明已经复兴之时，才有条件进行治本的乡村文化建设。

从治本的角度来讲，乡村是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又是熟人社会，是真正“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是人与自然及与社会可以和谐相处的地方，也是每个人的心灵中需要拥有和珍藏的地方。在高度工业化以后，有机会与自然亲密接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远离喧嚣，远离都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憧憬。

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乡村文化建设不是要治本，而是要缓解当前乡村文化失调所引发的各种弊病。这些问题难以根治，却可以缓解。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多在城市，农村物质性条件大幅度改善的情况下，缓解问题的乡村文化建设极为重要。

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行建设。

1. 抵制消费主义的蔓延

通过多元化的文化建设对冲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缺少收入条件的农村群体的破坏性影响。

2. 移风易俗

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恶俗风气尤其是各种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与攀比之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秩序，恶化了农村文化环境，影响了农民的关系，国家应当给予引导，通过倡导移风易俗，甚至通过一些“软法”，来限制地方恶俗，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地方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当然不是非得一刀切，事事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而要注重倡导，其中包括对党员干部要有更加严格的纪律约束。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办法很多，中国农村范围很大，不同农村情况差异很大，地方政府的倡导必须有针对性。

总体来讲，移风易俗不可能为地方政府创收，地方政府在刚开始倡导时，可能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可以逐步克服。

3. 村庄政治动员

地方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对于抑制农村出现的各种农民深受其害的消费攀比、铺张浪费，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

关键在于，农民自己是铺张浪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组织起来，才更有力量解决铺张浪费的问题。一些地区农民自发组织红白事理事会，倡导仪式简办，限制酒席数量和档次，限制人情礼金数额，在实践中大受好评。

最近十多年时间，国家大量向农村投入资源主要有两种方式：

• 一种方式是将资源量化到户甚至到人，比如农业综合补贴就是量化到户的；

  
  

•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通过项目制，由各个“条条”来实施惠民工程。

无论是直补到户还是“条条专政”，国家资源下乡都没有真正提高农村组织能力，提高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能力。

甚至因为国家资源是外来资源，在项目落地时，有村民借项目落地索要超额补偿，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索要超额补偿，以至于国家资金投入农村为农民办好事，却发现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只有当国家投入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与农民参与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村庄政治动员，没有农民参与，仅仅靠国家投入资源是很难建设好乡村的。

4. 闲暇时间安排

当前农村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如果能将闲暇时间高质量地利用起来，将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人民公社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精巧的工分制，将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建设，从而在很短时间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水平和农民的素质，最典型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在短短20 多年就将中国耕地可灌溉面积由18% 提高到46%，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人民公社还修建了近2 亿亩梯田。除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外，人民公社时期，教育、医疗、文化诸方面都通过充分利用农村人力资源（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员） 来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GDP 水平在全世界排名十分靠后，而社会发展指数却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与此有关。

当前农村社会，农民大量闲暇时间不仅未被利用来进行生产，而且往往都被低俗、无聊、无意义甚至不健康的活动充塞。

如果能够通过文化建设让农民的闲暇生活变得充实、健康、有品位，甚至可以组织起来通过以工代赈等办法清洁家园、建设家园，这样就会赋予农民闲暇以更高品质，农民在农村的生活也就会更加惬意、更有品位，收入没有提高，却可以切切实实增加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

比如，举办文艺体育活动，通过各种健康的活动将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互相交流、互相欣赏，甚至互相帮助，就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5. 农民的互助

还可以让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互帮互助。当前市场条件相当健全下，中青年劳动力几乎都会留村会进城去获取市场机会，所以他们多会留村。

不过，农村老年人缺少在市场中获利的机会，所以他们多会留村。如果能将农村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照看高龄老年人，并获得由地方政府背书的“老年照顾券”，就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农村不同年龄老年人的闲暇形成互帮互助，由此缓解农村老年人的问题。

当前全国各地农村文化建设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老年人协会、老年互助金融、老年大学、广场舞、腰鼓队、红白事理事会、农村棋牌协会、宗亲会、乡贤理事会、五老会、图书室、文体比赛、老年合唱队、健康讲习班、健走队、健康大讲堂、摄影协会、旅游团等等，都是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

这样一些文化建设活动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萧条面貌，但可以为农民提供缓解文化破产压力、改善人际关系、应对生活困难的诸多手段，从而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仍然有品质相对好的生活。从而，农村就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现代化就会更加顺畅。

再过二三十年，随着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则以治标为主的农村文化建设就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以治本为主的阶段。

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将变得品质更高。

作者介绍：

贺雪峰，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在城乡治理、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土地制度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述，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文摘自《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作者：贺雪峰，201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