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办公的夫妻，该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摘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员工在家办公的现象引发对工作——生活平衡的热议。在家办公可能成为未来流行办公形式的趋势下，本文依据对青年在家办公者及其配偶的20次深度访谈，从性别视角分析了在家办公情境下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

结果发现，从日程安排、参与态度以及满意评价三个方面上体现出与欧美经验相似的，男性将生活事务置于次级地位而女性兼顾更多无酬劳动；同时又与欧美实证不同的，女性并未减少工作任务而男性增加无酬劳动。其原因主要来自结构层面的传统因素和经济环境的限制以及社会政策留有的空间，加上个体层面相似社会经济地位和工作生活时空重叠的共同作用。据此，从政府、企业和公众协同促进在家办公情境下工作——生活平衡提出了建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聂晨，原文标题：《在家办公:性别视角下青年群体工作——生活平衡的议题的讨论》，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问题的提出：在家办公能否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一系列企业选择了让员工在家办公。由此引发了思考，在疫情之后，在家办公可能成为未来办公的主流方式之一。同时，围绕在家办公现象，网络上也流传着贯穿妻子一天的是家务和辅导作业以及教训丈夫和孩子，而丈夫的一天则是玩手机和被责骂之类戏谑式的热议。

该热议反映的是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平衡议题的联系，一方面，在家办公似乎让女性倾向于协调有酬劳动和包括家务、儿童照护在内的无酬劳动，而男性寻求更多的休闲活动；另一方面，在家办公似乎又为女性提供了更多行使权力的空间[1]。

在欧美国家，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家办公日益成为流行的办公方式。以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例，截至2015年，美国有24%的就业人口在家完成部分到全部的工作[2]；而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在2015年1~3月期间，英国有13.7%的就业人口长期在家办公[3]。在家办公能够节约企业办公成本，减少员工通勤时间，有利女性就业和升职等优势已经得到认可。

然而，因为在家办公打破了工作和生活的时空界限，围绕在家办公到底是促进了工作——生活的平衡，还是加剧了工作——生活冲突的争论，已经引起了从欧美国家政府、企业界、学术圈到公众的关注。

工作——生活平衡议题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社会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兴起推动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了无酬的家务和儿童照顾责任再分配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生活平衡的定义主要指个体平等参与，并同等满意工作和生活角色活动的程度。该定义包括了三个要素：投入工作和生活的时间程度相同，心理参与工作和生活角色的程度相同，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程度相同[4]。

与之对应的是工作——生活冲突，主要指工作和生活在时间、角色和行为上的不可调和而产生的压力。目前，已有大量基于欧美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工作扰乱生活，或者生活妨碍工作，都会在个人层面，威胁身心健康，降低幸福感；在家庭层面，拉低生活满意度，影响婚姻质量和生育率；在企业层面，影响工作效率，造成缺勤和离职率上升；在社会层面，导致酗酒、毒品、性别歧视、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风险[5]。

因此，一方面，追求工作——生活平衡日益成为欧美青年择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欧美各国的社会政策也从围绕“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模式，发展到促进职场性别机会和待遇平等，再到出台平衡工作——生活的措施，例如弹性工作、保障休假、激励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发展儿童照护等[6]。

综合分析发现，围绕在家办公情境下的工作——生活平衡议题，主要产生了三类研究视角。

第一类视角强调在家办公促进工作——生活的平衡起积极作用。其证据主要包括：首先，时间上，在家办公不仅可以节省通勤、化妆、着装、工作餐等时间，还可以同时执行多个工作和生活任务，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其次，角色上，在家办公可以实现工作和生活角色的快速灵活转换；最后，行为上，在家办公赋予个体的自主性能够提升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7]。

第二类视角则关注在家办公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的消极影响。研究结果包括：首先，长期在家办公导致与社会隔离，影响职业生涯发展；其次，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模糊意味着工作时间延长，生活任务加重；最后，同时执行多个工作和生活任务，以及填满碎片化时间会影响工作和生活质量，增大心理压力[8]。

第三类视角在基于多样化的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家办公与工作——生活平衡议题的联系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受到了包括社会政策、工作性质、生活环境、家庭、个人等结构和个体因素的影响。其中，性别作为关键因素吸引了最多的关注。

最近的讨论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个体层面，工作场所的物理时空变化后，不同性别工作——生活平衡的效果是否具有差异；二是结构层面，日常工作嵌入的组织情境和社会场景设置转变后，能否挑战“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的刻板成见。例如，基于英国的实证研究揭示，在家办公后，男性仍以工作为中心，女性更多从事生活事务，其结果反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偏见的形塑[9]。基于澳大利亚的实证研究显示，男女在家办公后都减少了工作时间，但是女性将这部分时间转移到了家务和育儿上，进而强化了性别分工偏见的再生产[10]。

然而，国内研究目前还相对缺乏在家办公情境下对工作——生活平衡的实证研究，现存针对工作——生活平衡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国际经验和我国路径的接合[11]。十九大报告已经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国正经历着从经济发展高于社会目标，到日益重视人民福利需求的转变。

但是，由于我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作生活观念长期被追求财富和效率理念所塑造，因此可能面临着更严重的工作——生活冲突问题[12]。因此，需要考虑在我国与欧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下，探索在家办公情境的工作——生活平衡议题。

本研究围绕这一目的，在结合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主要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从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休闲活动三部分的平衡，探索在家办公情境下不同性别投入时间、参与程度以及主观评价上是否具有差异，以及差异的表现和原因，并讨论能否挑战社会性别分工，最后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协同应对好在家办公情境下的工作——生活平衡提出建议。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不仅展示在在家办公情境下不同性别对工作和生活活动的投入时间、参与程度以及评价标准，还试图探索可能差异背后的原因，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法进行。同时，为提供更全面的性别视角，本研究除了访谈不同性别的在家工作者外，还补充了配偶视角，对其配偶进行了单独访谈。

根据这一研究目的，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与在办公室工作对比，在家办公情境下工作（指有酬劳动）和生活（指无酬劳动和休闲活动）上的日程安排、参与程度和完成质量；是否实现了工作和生活任务的灵活转换、多任务进行和碎片化时间利用；作为配偶，如何看待在家办公者工作和生活活动的时间、参与度和质量；评价在家办公情境下工作——生活平衡的满意度和压力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在家办公是否带来了生活任务在性别间的再分配等。其中，综合国内外文献，有酬劳动主要指本职工作任务；无酬劳动主要指家务和儿童照护（如生活照料、陪伴、监督指导学习），休闲活动主要指睡觉、个人护理以及娱乐（例如运动、读书、玩游戏等）[13]。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主要在北京依靠滚雪球式抽样方法选择访谈的目标群体。被访谈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考虑到在家办公作为未来办公趋势将主要影响青年群体，综合国内外研究中的青年的义，将25~39岁作为年龄范围。第二，考虑要比较在家办公与办公室工作，被访群体在访谈时至少有三周以上的在家办公经验，且有办公室全职办公的经历。第三，考虑到更好比较工作和生活活动，访谈群体限制为已婚且至少有一个孩子，且没有与父母共同居住。第四，为了让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在样本选择时，注意包括学历、工作、收入等状况等在内的不同社会经济特征。

在2020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本研究通过腾讯会议程序对10位在家办公者（男女各5位）及其配偶共进行了20次线上面对面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持续在45~70分钟，征得访谈者同意后，访谈全程录像进行，结束后进行文本转录。考虑到匿名性，对访谈者进行了编码，其中在家办公的5位男性为HM1（Homeworker Male1）到HM5，其配偶则对应为F1到F5；在家办公女性为HF6（Home worker Female6）到HF10，其配偶对应为M6到M10。被访谈的10名在家办公者及配偶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其中年龄分布在28~39岁，学历分布在专科到博士之间；工作包括了自雇、私企、外企、国企和事业单位5个类型。

表1：被访谈在家工作青年及配偶的基本情况

三、研究发现

1. 在家办公情境下的工作：生活平衡的性别差异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发现，尽管在家办公打破了工作和生活的时空界限，带来了所在的组织情境转换后，青年男性和女性群体并没有根本实现工作——生活的平衡，但工作——生活冲突的问题有所改善。

围绕工作——生活的平衡的定义，两个群体总体上呈现出了矛盾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即投入时间平衡方面，仍然将主要时间投入工作任务，但也改善了投入工作和生活活动的时间比例；在心理参与平衡方面，主要精力还是围绕工作角色，但也能灵活兼顾生活角色；而在满意程度平衡方面，都认为在家办公赋予的自主性导致更大的心理压力，但又都相对满意有自主性去尝试协调工作和生活。

这些矛盾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反映出：一方面，在家办公仅仅意味着工作物理空间的转移和工作所在情境的转换，而并非实现了从所在组织和社会中脱嵌；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活动时空重叠后，似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发挥能动性提供机会。

然而，对访谈材料的深入分析发现，表面上的矛盾化和碎片化背后体现出的是在家办公情境下实践和理解工作——生活平衡的性别差异。而性别差异主要由男性和女性群体在三个方面，即时间上对工作——生活日程安排的差异，心理上对平衡工作——生活任务态度的差异，以及满意程度上评价工作——生活平衡标准的差异所组成。具体分析如下：

（1）日程安排的差异

投入时间相同是工作——生活平衡的基础。访谈材料显示，尽管青年男性和女性群体在家办公后仍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的同时，也增加了投入在生活事务上的时间，但是在具体工作-生活活动的日程内容和顺序这两方面上体现出了性别差异。

第一，在日程内容方面，青年女性群体更多将时间投入到无酬的家务和育儿活动，而青年男性群体则同时增加了无酬劳动和休闲活动的时间。下面分别来自青年女性HF7和青年男性HM1的访谈材料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方面，投入实质性工作的时间并未减少，例如，HF7指出的“工作还是那些工作”；另一方面，投入生活事务的时间增量主要来自通勤、琐事等省下来的时间。但是，女性将这些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无酬劳动而非休闲活动，例如HF7列举的“拖地”“归置”和监督孩子学习后“淘宝都刷不动”。而男性则在完成了更多家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休闲活动，例如HM1指出的可以“晚起”“跑步”“玩游戏”之类。

通勤省时间省钱，我们算近的，来回也两小时，还要打出送孩子的（时间）……工作还是那些工作，在家不知不觉可能还干多了……但在家家务就多，看到地脏了经常会拖，很多东西一直想归置，这回就扔了不少……孩子上网课你得盯着，就像网上说的，她要是在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娱乐，孩子睡了都累趴了，淘宝都刷不动。（HF7）

原来也看孩子，也做家务，但不是这个强度……不用通勤，没有上班开无效的会，八卦、吃饭这些琐事的影响……可以晚起……这次坚持用跑步机好几天了……有个×游戏回顾了下。（HM1）

第二，在日程顺序方面，青年女性群体倾向于同时执行多个工作和生活任务，并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而青年男性群体则聚焦在工作任务之后去灵活兼顾生活事务。例如，HF8的访谈材料显示，她“见缝插针”地同时执行多种有酬的写材料、打电话、开会等任务，以及无酬的育儿、洗衣服、拿快递、做手工等事务。而对比之下，HM2的访谈材料显示，尽管投入生活任务的时间也增加了，但仅视为工作附属，在 “工作卡住的时候”才去兼顾。

我就在客厅写材料打电话，随时看着她，看iPad的时间，内容都得知道，同时还洗着衣服，拿快递……网上开会不涉及我的部分，还给她做手工，都是见缝插针的。（HF8）

在家如果（工作）卡在哪里，就起来干家务换换脑子，检查孩子的作业。（HM2）

由此可见，在家办公并没有实现同样的时间投入，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生活在时间上的冲突，增加了投入生活事务的时间。对于女性在家办公群体而言，通过同时执行了多种任务且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有限时间内完成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事务，但也意味着无酬劳动负担的加重；而对于男性在家办公群体而言，更倾向于将生活活动置于次级地位，在工作任务之后再灵活兼顾无酬劳动和休闲活动，一定程度上尝试协调但并非平衡工作和生活。

（2）参与态度的差异

同等的心理参与程度是工作——生活平衡的关键。访谈材料显示，在家办公后，青年男性和女性群体有更多心思花费在生活角色上。但是，对参与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角色的态度上存在着性别差异。

第一，有酬劳动的参与态度方面，根据访谈材料，女性群体倾向于将部分工作精力转换到生活角色上。然而，分析发现，这部分精力并不会影响对本职工作的心理参与，而是来自工作范围之外的内容，例如工作礼仪和人际需要。HF10的访谈材料较具有代表性地强调了减少的工作精力来自对“穿衣搭配”和“化妆”的注意，以及处理同事关系。而男性群体从工作角色上减少的精力更少，HM5的访谈材料反映了这一点，有酬劳动被视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福利基础，在家仅只是“换了个办公室”。

在家有些就不需要那么注意。比如穿衣搭配这些，上班时得想想和前几天的衣服不一样，还有别撞衫，也关注同事穿什么衣服……面对领导、前辈要恭敬一些，不要和同事随便开玩笑。（HF10）

当然心思都在工作上了，吃饭穿衣都要靠工作，这就是换了个办公室。（HM5）

第二，无酬劳动的参与态度方面，根据访谈材料，女性群体相对较为积极参与，并主动组织无酬家务和育儿任务;而大部分男性群体参与无酬劳动较为被动。例如，访谈期间丈夫HM4在家办公，而妻子F4去办公室办公。F4的访谈材料显示，一方面，HM4在家办公期间以较好的质量完成了更多家务;另一方面，HM4参与无酬劳动较为被动，即“没说到的就不干”。同时，HM4的访谈材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参与态度。一方面，他将完成无酬劳动与成就感联系起来，体现了较好的心理参与程度；但另一方面，HM4多次使用的“帮”“给”和“服务大家”等话语明确展示了被动的态度。

他（家务）其实干得很好，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每天和他讲在家要做哪些，没说到的就不干。（F4）

做了些家务，但也挺有成就感……帮老婆清理厨房……帮着辅导作业……想着做哪些饭，还在网上买做饭工具服务大家。（HM4）

由此体现出，在家办公也并未实现同样的心理参与，但通过转换本职工作范畴之外的精力，一定程度上增加对生活事务的心理投入。对女性在家办公群体而言，转换到生活事务的精力更多，参与无酬劳动更积极，但这也意味着，一方面，女性群体受工作角色所在组织情境的权力关系网络的限制有所下降；而另一方面，在家庭情境下又面临着性别分工刻板印象的约束。男性在家办公群体，在专注工作角色的同时，以相对“被动”的态度参与，但又以一定质量完成无酬劳动，反映出男性面临社会经济结构力量限制的同时，通过在家情境下家庭内部的互动，对生活角色的参与有所增加，间接挑战了性别分工偏见。

（3）满意标准的差异

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程度相同是工作——生活平衡追求的目标。访谈材料显示，青年男性和女性群体都认为在家办公后一方面增加了压力，另一方面也满意有机会去协调工作生活。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界定压力和衡量自主性背后，两个群体在主观标准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界定压力方面，根据访谈材料，在家工作的大部分女性同时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即无酬家务和育儿事务影响工作任务的生活——工作冲突，以及工作行为影响履行家庭职责的工作——生活冲突。例如，HF7表示在家办公导致了“心累”，即“眼面前”等待完成生活事务与工作进程的冲突；同时在家办公“没下班点”又干扰了应该承担的育儿行为。而相对而言，在家办公的男性群体，几乎只经历着无酬劳动和休闲活动对工作行为的影响。例如，HM3的压力来自包括育儿，被“分给”的家务，以及休闲期望与工作行为的冲突。

主要是心累，这边工作，那边孩子、家里一堆事就摆在眼面前……压力就很大……还有没下班点，烦了骂孩子几句，一想要在办公室已经过下班点了，又觉得内疚。（HF7）

你正码着字，（孩子）让你调iPad，有时候又想起来，（孩子）看电子产品要去干预一下……还有分给我的家务……心里惦着，在家这时间不能浪费了，立了个flag看完×小说。（HM3）

第二，衡量自主性方面，在家办公的女性更强调被赋予自主性去协调工作——生活活动的顺序。例如，HF9虽然不认可在家办公能促进工作——生活平衡，但是较为满意“有的选”，即有自主性去协调生活事务。而在家工作的男性群体则更在意减少的琐事干扰，专注本职工作。HM2的访谈材料就较具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也强调“只要你愿意”这一自主性，但指向的是“工作效率”和“职业规划”。

各有各的好吧，在家吧有的选，家务忙吧，但也都是平时给耽误的，应该做的……对孩子的关心也会多。（HF9）

在家还是干扰少，只要你愿意，工作效率肯定是高的……还有节奏慢下来以后，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职业的一些规划……比如，静下心看专业的书。（HM2）

由此可见，在家办公没有实现对工作——生活的同等满意，只是赋予了在家办公者表面上的自主性，去协调工作和生活任务的顺序和重点，而这一“自主性”具有明显的性别特点。女性群体在协调过程中因为实质上并没有减少本职工作，但又“自主”增加了无酬劳动，导致了工作和生活活动的相互冲突，产生了更大的压力；男性群体在协调过程中，其压力和满意程度均以工作为重心，共同反映了在家办公的“自主性”在较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结构限制，以及对性别分工的偏见的强化。男性群体的压力背后也反映了无酬劳动增加的影响，虽然程度较低，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个体一定的能动性。

2. 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访谈结果一方面与欧美研究具有相似之处，即在家办公情境下，青年男性和女性群体都没有实现工作——生活平衡，其中男性倾向于将生活事务置于次级地位，而女性尝试去平衡更多生活事务，体现出了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因素的制约；但是，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与欧美研究不同之处，一是青年女性群体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工作投入，二是家庭成员互动过程中男性群体更多参与了生活事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基于欧美经验的结构性视角。从结构和个人层面对其原因分析如下：

（1）结构层面

首先，传统因素方面，受较强“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规范的影响，我国职业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无酬劳动。在访谈中，这一传统因素被个体内化为：一是在家办公的女性积极承担了更多无酬劳动；二是部分在家办公的男性缺乏无酬劳动的主动意识或者意愿。例如，HM5的访谈材料显示其对在家办公后对家务的态度：“应该干”但是借口“就是干不好”。

想干（家务），在家这么长时间也应该干，但就是干不好，净给添乱了。（HM5）

其次，经济环境方面，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工作节奏也加快了，工作竞争加剧，这让青年群体需要更多收入保证更高的物质生活期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有酬工作中。HF7较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与无酬劳动相比，有酬劳动的关键意义和危机感。

吃饭、还房贷、买东西、孩子培训都要靠工资……家里不会因为家务开除你，但工作没干完就完蛋了。（HF7）

最后，社会政策方面，我国的社会政策领域既没有经历过欧美国家曾经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的福利过程，也没有出台类似欧美国家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系列措施，因此，给青年群体自身留下了一定空间发挥其能动性。F2作为在家办公者HM2的妻子，她的访谈材料具较代表性地显示了“监督和自觉”为特点的互动机会和协商过程。

主要还是靠我督促和他自觉（笑），国家和单位又不会规定他要干几小时家务。（F2）

（2）个人层面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在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上长期居于前列的背景下，受访的夫妻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相似，因此为家庭内部形成有效互动，进行无酬劳动的再分配奠定了基础。例如：

一样的工作强度，差不多的工资，你干家务他躺着玩手机，心理自然不平衡。（HF9）

其次，工作时空方面，在家办公尽管没有从所在组织设置和社会场景中脱嵌，但确实让工作情境和生活情境重叠，为家庭中无酬劳动的再分配和休闲活动的进行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例如，在家办公者HM1的妻子F1的访谈材料显示了时空重叠以后对家务再分配的促进作用。

我说你办公室也干干净净的，在家起码把自己周围的环境保持好……现在，他每天不整理好还不能开始工作了。（F1）

四、结论和建议

1. 结论和分析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在家办公并没有让青年群体实现工作——生活的平衡，并在工作——生活的时间投入、心理参与和满意程度方面显示出矛盾化和碎片化的特点。而矛盾化和碎片化的特点背后体现的是日程安排、参与态度以及评价标准上的性别差异，即男性倾向于将生活事务置于次级地位，而女性尝试去平衡更多生活事务。这些性别差异与欧美类似，受到了结构因素的制约，但同时呈现出对性别分工偏见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欧美经验。

本研究进一步从结构层面的传统因素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性与社会政策的开放性，以及个体层面的相似社会经济地位和工作——生活情境的重叠方面进行了解释。

2. 对策与建议

目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政策议程。因此，针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可以从在家办公可能成为未来流行办公方式这一趋势和促进青年群体的工作——生活平衡的视角，为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层面共同协作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层面：政策激励家庭生活的公平

在政府层面，既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公平，也要关注家庭生活的公平。研究发现，在家办公不会自动实现工作——生活的平衡及性别平等，反而可能让在家办公者，尤其是女性承受因为工作和生活活动相互冲突而导致的更大压力，影响个人的同时也会逐渐累积成为社会风险。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规范在家上班的工作时间制度和薪酬制度，防止在家办公后劳动者由于企业竞争和职场竞争等因素超时超负荷工作和降低收入；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出台家庭友好型和女性友好型社会政策，加强对在家办公者的生活支持，例如激励男性分担无酬劳动，推动托幼和养老公共服务的发展，规范家政市场运行，适当补贴小微企业保障员工兼顾生活等。

（2）企业层面：制度支持在家办公协调生活事务

研究揭示了员工在家办公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工作——生活冲突的威胁，进而影响企业的运行。因此，企业在考虑组织在家办公的员工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为这些员工能够去协调生活事务提供制度化支持：一是要继续落实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公平，持续打牢家庭性别公平的经济基础；二是要保障带薪休假、弹性工作制、共享工作制等措施同等适用于在家办公员工；三是要考虑建立与在家办公形式相适应的协同工作机制和绩效考评机制；四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员工协调生活事务提供一定便利；五是要规律性地关注在家办公员工的身心健康。

（3）公众层面：发挥自主性区分工作——生活活动

在公众层面，要积极转变观念，认识到在家办公也是正式和重要的办公形式之一，而并非由于工作与生活时空重叠就意味着工作负担降低。避免在家办公者，尤其是女性群体承担过多过重的无酬劳动，应发挥好在家办公情境所赋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尽量规避结构因素的限制。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认识到夫妻间分担无酬劳动对个人和家庭福祉的重要意义，为夫妻间协商工作-生活活动安排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二是注意时间平衡，坚持日程管理，区分从事工作任务和生活事务的时间，尽量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合理作息，劳逸结合；三是进行空间协调，尽量划分出独立的工作空间，避免研究所反映的“眼面前”的生活事务与工作互相干扰；四是要保持与同事和企业积极沟通，一方面，与同事形成良性互动协作，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寻求企业的理解和帮助，并积极维护自身休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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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聂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